首页 -> 2002年第6期

学风三昧

作者：郭毅生

　　少年时读《苏曼殊诗文集》，初识“三昧”这个词，朦胧而直觉地感到它意味着“真谛”、“要诀”或“精义”。后来方知这是梵文Samadhi的音译，是唐代佛门高僧玄奘法师在翻译天竺佛经时，创造了这个既谐音又会意的、切贴绝妙的汉文词语。至于“学风”与“文风”，它是指学术界特定历史时期的风尚。风尚无形，但它却有力量。
　　谈学风，首先应该提倡的是“好学”之风。在东方，机杼声和弦诵之声，创造了汉、唐帝国的璀璨文明。中华民族的儿女，不仅有聪明的才分，而且勤勉好学。人所共知，家世寒微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好学敏求”、“入太庙、每事问”，读《易》经至苇编三绝的读书人的范例；唐太宗以武功被尊为“天可汗”，但他勤勉好学，深通经世治国之道；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首，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几乎达到沉迷不返的程度。据传，他一次在归途中发现一块字体遒健的古碑，便立在那里观摩欣赏，驻足不行。随从者报知家中，他夫人说道：“快抱床被褥，带把伞去吧，他是不回家了。”果然，欧阳公在那碑前呆了三宿才归家。这事虽未必真如此，但却描绘出了一个求学致知者的可喜的情态。清初以弓马骑射定天下，但这个勃兴于白山黑水的民族，好学成风，人才辈出。他们培育了纳兰性德这样的卓越诗人，也给《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遇。清朝的十个皇帝，在文化修养上远非明朝君主所能企及。例如康熙大帝玄烨，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他下令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他研究水利以治黄河，探讨音乐以资教化。他读书之勤奋和爱好，令人惊讶：大暑天，他让侍讲大学士轮流休息，但自己每天从来不辍学习。
　　当然，好学求知也是苦差事。被推崇为诗仙的李白，是从老妪将铁杵磨成针的事例中得到下苦功的启发。当代范文澜先生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作学问如钻探石油，3000米下是油层，如果钻到2900米停止，那就是“功亏一篑”了。诗人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鼓励奋进者。桃花源式的境界，多半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最后一程。
　　第二是提倡学术上的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凡属上乘的著作，多在于它论证了一个开创性的命题，或解破了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某个奥秘。教育家培养人才，着重在培养其创造性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鼓励他的独立见解。一位名人在自述中写道：“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人，要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就有要人不依傍门户，不躺在前人树荫下乘凉的意思。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治学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试想，如果思想囿于某种先入为主之见，或拘泥于固定的框架，不能跳出其藩篱，岂不是死海无波、浊水一潭么!
　　学术与政治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以得票多少决定取舍。但学术问题的是与非，却不能靠举手表决。哥白尼是地球绕日学说的首创者，在当时，人们蒙昧不能理解，罗马教廷更认为他违背教旨，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但他的学说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顾炎武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大学者，他的著名论文《论苏、松五府田赋之重》，以充足的资料证明：元、明以来三百多年江南太湖地区“赋重于天下”。他这个名篇为太平天国在苏、浙实行“减免钱粮”、为李鸿章奏请“减租减赋”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像哥白尼和顾炎武等大学者，他们的主张与学说，开始支持者都是少数，但他们却是先知先觉者。所以，在政治上要尊重多数，在科学上却要尊重少数。
　　学风中的第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疑应该是树立正直不阿的风骨。学风中的正气，是学者们高贵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形成的。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浩然赋流形”，当是指此而言。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说道：“才、学、识，得一不易，兼三尤难。”的确，饱学有识的人并不多。但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人物却不够，还应该有“德”作为准绳。因此，他在该书中，又立“文德”和“史德”两篇，作专题论述。什么是“文德”呢？他提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原则，并说“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换言之，文德是包涵在尊重（“敬”）和宽容（“恕”）之中的。然而，当今有些人却自以为天下第一，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成果，也没有养成宽容的美德。这既违悖于中国传统的恕道，更与西方民主主义精神相去万里。关于“史德”，章氏阐释得也很到位。他说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好的人撰述的史书，难保不偏私和有违客观的真实。前些时曾拜读一篇论中国史学传统的大作，该文宣扬了中国史学有敬业求真、考证详明、不畏权势等诸多优点。至于有什么弱点和缺点，却未置论，这难免使人憾然。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二十四史，横看竖看，每行每页都写着“吃人”二字。然而在史官的笔下，统治者多半成了圣君贤相，唱赞歌和粉饰太平之词，从政坛传染到史坛，满篇皆是。所以，看历史单凭两只眼睛是不够的。数年前在拙著一篇文中写道：“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董狐的铁骨铮铮，知者较多。至于魏收其人，却有待介绍。原来他是南北朝时北魏的史官，其人贪墨成性，借撰史敛钱。每立一传，索贿数百千两不等。不少人争着给他送钱，求他给其翁其祖写传，好扬名千古。试问这样的史传有何真实可言呢？
　　学术要敢于坚持真理。在这方面，已故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记得在十年动乱中，他应邀审看“评法批儒”的预展。他在孔子和秦始皇的大画像前，伫立多时，并逐字逐句审阅了解说词。然后他对陪同的该馆领导说道：“历史博物馆要将历史的真实告诉人民大众，这是职责。孔子是儒家的老祖宗，他的学说几经流变，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教育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解说词要全面介绍，好与坏，正确和错误都恰当指出来；秦始皇的解说词中，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但对他的过错却没有提，这很不恰当。你们是否改写得全面些为好。”这一席话，在当时极左统治的重压下，可谓金声玉振。
　　中国近代遭受列强的侵略，迫使青年学人弃科举仕途，负笈万里，远涉重洋去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求教。先是容闳率30个“童男童女”去美国，他们中便出现了詹天佑、徐寿和华蘅芳等一批报效祖国的工程大师和学者。清末国势垂危，为爱国救亡，神州大地掀起了巨大的留学浪潮，著名的同盟会员吴玉章兄弟俩，是变卖家产来筹措旅费和学费的。“五·四”运动后，又出现新一波留学潮。在英、法首都伦敦、巴黎和德国的柏林、汉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便不难看到中国莘莘学子的身影。与留学并行的是，在中国国内已陆续开办新式学堂，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便创设于1898年戊戌维新之际。北大在蔡元培时期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特色。那时，辜鸿铭长袍辫子登台讲伦理，李大钊夹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讲义阐扬共产主义，胡适则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和杜威实验主义吸引学生。有人颇为形象地说：“北京大学虽然门坎高，可进去了却自由发展”，在当时确乎如此。北大学风优良还在于它顺乎自然，不扭曲、不压抑个性发展，因而它的成才率高，多有出类拔萃的学者在其间。20世纪40年代，一个初进红楼，来到民主广场的学生，便会感觉到一种清新自由的空气。它会洗濯你脑子里封建意识的尘埃，使你在人文主义气氛的熏陶下，觉悟到个人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从精神奴隶中解放出来。人的思想解放，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文艺复兴创造了欧洲的文明，便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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