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6期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作者：季羡林
编者按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上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已20多年了，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重新站立起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但那场浩劫产生的深层次多方面的沉痛教训，却是无数血泪换来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本刊现应读者要求，特发表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沧桑》一书的序和前言，作者为季羡林、马识途。两位著名老学者，曾深受“文革”之苦，却以冷静的科学心态，告诉我们如何加深认识那段惨烈而又厚重的极有意义的历史。两位老学者在文中都殷殷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不要淡化更不可忘怀这段历史，不然，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还有可能在我们国土上重演。
《沧桑十年》序
●季羡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20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的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季羡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今年91岁，曾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国当代名教育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民族学家。
2001年5月17日，是季羡林90岁华诞，北京大学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特别致信祝贺。李岚清的贺信说：你热爱祖国，为人正直，诚笃敬业，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