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5期

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作者：李　坚





　　1918年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诗选自序》和一组旧体诗，消极遁世的悲情心态，跃然纸上。虽然他在回国之初，登家乡后山，见一新坟有感而发，写下直抒人间正气、鞭挞旧社会腐恶的短篇小说《王呆子》，颂扬贫农青年手刃村霸，为父姐复仇；然而，王呆子还是不得不入山为盗，结局仍是悲剧式的。此外，他的诗文大都不掩饰内心落寞。《诗选自序》称：“不佞少而颓唐，学殖荒落，乃谬以诗文辞见称朋旧；实则近日逃心空寂，不敢有志斯道。”表明他心如死水，波澜不兴，有如道家禅佛，不敢以诗言志，去起“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了。他在同年发表的旧体诗，更是充满着万念俱灰的情调。如“人闲只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消夏》）人在不得意、百无聊赖的时候，往往借诗酒浇愁，以填补心灵的空虚。杨匏安在五四以前的心态正是如此。如“把酒乐斯须，偷闲静里娱，相逢皆作客，不醉且行沽。”（《同无庵、都休饮酒》）“相见拼一醉，归去独陶然。……寄语章居士，今宵又破禅。”（《过无庵小饮并柬章甫》）至于“拼将浊酒斗孱躯”，（《秋夜同无庵闲步》）则已是消沉到不惜以酒自残了。
　　然而，杨匏安的心灵深处毕竟还蕴藏着更主要的另一面，即长期积累下来被压抑着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一直没有得到抒发的机缘。
　　杨匏安出生于破落的茶商家庭，备尝旧社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况味，因而养成从小就憎富怜贫的心态，这也是他早年容易倾向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是位知书识礼、争强好胜的女性；虽然家境清贫，却耻于母家（华侨富商）嗟来之食，宁可以针黹手艺自给。杨匏安在凤山高小学堂念书时的校训：“一、立志；二、立诚；三、立品；四、正学；五、明经术；六、攻史学；七、屏外务；八、戒虚声；九、正文体；十、习书法。”进入广东高等学堂附中，礼堂上悬挂着的是广雅书院创办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广东巡抚吴大撰写的另一楹联上句则是：“当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处为名士，出为名臣。”广高监督（校长）吴道平日训勉学生，对荣名利禄“应异乎世俗之相待；尤戒内役于自市之见，而外劫于众楚之咻”。杨匏安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大都不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传统。他生长的家园——香山（即今中山、珠海两市），曾是南宋末年的古战场。抗元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京都，路经香山附近海面伶仃洋，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丞相陆秀夫与元军海战，全军覆灭，在新会门背负幼帝蹈海殉国，海上浮尸10万，演出一幕历史罕见的悲壮场面。杨匏安从小就习闻这些地方掌故。文天祥、陆秀夫等洋溢着中国式古典悲剧精神的英雄事迹，似乎遥远，又近在眼前，日久天长，逐渐转化为潜意识，与他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参与他的叔祖杨应麟领导13乡群众反对澳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扩界斗争的经历，交织在一起，构成他的人格的基本特征。正因此，五四之前，尽管他意气消沉，落落寡合，却又傲骨，内心显得很不平衡；但也仍然不时露出壮志未酬、空老华年的惋叹。如“单襦皂帽萧条甚，老却天涯管幼安”。（《钓》） “自分凿坏归隐去，壮怀收拾叹汪洋”。（《登东望洋山》）这和岳飞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咏叹，不是也颇相类似么！自然，杨匏安只是一介文弱书生，缺少岳武穆那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雄气概。
　　杨匏安早年受过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的影响，认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人间最美妙的天堂。他到日本后，初次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利彦翻译的马恩著作，和邻居女教师潘雪箴进行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产生了。这时，刘思复已被袁世凯的党羽龙济光逐出广州，贫病交迫，客死沪上，归葬杭州西湖烟霞洞，年仅31岁；生前拟在九龙建立红荔山庄未成。他的挚友郑彼岸为撰挽联云：“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继秋璇卿（秋瑾）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曾对中国起过重大影响。也因1911年“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被控谋刺天皇，12人被处绞刑，12人被处无期徒刑，日本政局从此进入“黑暗时代”。幸德秋水在狱中和行刑前遗诗两首云：
　　
　　（一）
　　昨非皆在我，何怨楚囚身。
　　才拙唯任命，途宿未祷神。
　　生死长夜梦，学辱太虚尘。
　　一笑幽窗底，乾坤入眼新。
　　（二）
　　区区成败且休论，
　　千古惟应意气存。
　　如是而生如是死，
　　罪人又觉布衣尊。
　　
　　诗中似乎已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搞暗杀活动的错误，革命必须尊重人民群众。中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没落，促使杨匏安逐渐摆脱迷惘，在新的情境下，作出新的选择。
　　1916年冬，杨匏安回国后精神状态之所以“逃心空寂”，陷入颓唐，半由于客观形势使然，半由于主观方面的自我封闭。他回国后踏入社会，面临的现实是，国际帝国主义欧战方酣，国内南北军阀虎狼当道。他不愿屈身于军阀官僚门下讨生活，自然会生“合辙于今倍觉难”之叹。而且身负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爱情方面又遭受挫折，不得不勉从母命，放弃曾经互许终身的女友，和一乡下姑娘结婚。他整天为满足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而滚打，除了“春衣典尽觉身轻，日日江头着屐行”和借诗酒消愁外，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时敏中学的同事、诗画家贺无庵、孙都休便进入了他的生活，和他结成同病相怜、诗酒消愁、自我封闭的小圈子。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说：“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互相作用来进行的。个体之所以能对刺激作出反应，是由于个体原来具有格局来同化这个刺激。但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通过自我调节，才能引起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达到平衡，以适应新的环境。……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平衡这种持续不断的发展，就是整个心理智力的发展过程。”（《发生认识论原理》）
　　事情正是这样。1918年11月，国际形势起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战败，英、法、美、日等协约国战胜而结束。翌年初，召开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和平条款十四点，主张建立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意见，反对秘密条约等。威尔逊的空谈，确实迷惑了全世界许多善良的人民。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我国人民更是举国欢腾，以为从此可与列强平起平坐了；连名流学者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说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民主主义的战胜”；是“庶民的胜利”。梁启超更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和平而战。”国际联盟是实现世界大同“最良之手段。”（《国际联盟与中国》）。北京市民、学生推倒了作为国耻标志的克林德牌坊。北京政府将拆下的碑石在中央公园建立“公理战胜”碑坊，通令全国放假庆祝胜利。杨匏安对战后形势，却另有看法。他不忍坐视举国醺醺，沉迷于世界即将获永久和平的误区，一反过去不问世事的常态，于1919年3月3—5日的《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题为《永久的和平果可期乎？》的编译文章，向国人提出质疑。文章说：
　　今次之大战争，伏尸流血者1800余日，盖史乘所未有之奇祸也。彼悍暴之德意志人一旦力穷势蹙，乞盟城下，从此六洲携手，放马销兵，吾人固祝此种亲睦之幸福随阳和以敷散八表矣。顾以吾人所观，则欧洲之纠纷犹不敢遽云止息，以德、奥、俄三大帝国，现方分崩离析，将来必有多数新建小国出现。此中过激社会主义运动其势愈益猛烈，大类洪水之后，混沌苍茫，不知从何收拾，欧洲前途犹在昏暗中也。……仅除德人一害，而谓理想中之新欧洲遂由此实现，则又失之武断矣。假令战争善后之策不得其宜，各种重要问题措施未当，其所贻留之导火线必较前加剧，是则欧洲中东将一变而成为第二巴尔干，祸福倚伏，正自难知，高瞻远瞩者未尝不为之寒心也。
　　文章继而论及国际联盟：
　　曩者固有人揭万国和平以号召，又有万国平和协会及万国平和强制同盟之组织，然此种企图终不过垂诸空文而已。……盖国家亦一种有机体，究不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原则。……今人心厌乱，自当祝其早日成立；但国际联盟既成之后，遂谓永久平和之幸福即随之而至，吾人殊难深信。盖欲图真正永久的平和，需先泯灭一切种族偏见及破除宗教之人我执，一视同仁，强弱相扶，贫富相济，……然后国际永久平和几可期矣。不然，若今日仍以有色人种之名，而凌虐亚细亚及非洲诸族，或以异教之故，务排斥基督化外之民，一若天经地义，行所当然者，如此而欲平等大同，非欺人之语，则亦徒托空想耳。……而世之论者，辄于狂喜之下，遽断世界转即平和，或云民主主义既得全胜，据单纯之理由，遂抱乐观，未始不嫌其言之过早。若夫念及太平洋之将来，则吾人尚难高枕而卧也。
　　杨匏安已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观察世界大局，抓住种族和宗教两类主要矛盾，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名流学者的见识。据笔者所知，当时国人对一战后世界形势抱悲观态度的尚有张奚若。他从法国写信给国内友人说：“读中国报纸，又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之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批判的）。”“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又谓“《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太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张奚若没有像杨匏安那样，对战后时局作出具体深入的理性分析，而仅仅是根据智者的高度敏感，对时局的走势作出颇有见地的预言。
　　在这期间，杨匏安又受到一次外部刺激，出身于广东高师的时敏中学同事攻击他“不懂教育事业”。他立即辞去时敏的教职，同时追随名家蔡元培的教育思路，奋笔为文，写成《青年心理讲话》和《美学拾零》共4万余字，于1919年夏季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这是他留学日本时积蓄的潜能的又一次迸发，表明他并非如时敏某些同事想像的，出身于张之洞广雅门下，只会饮酒吟诗的古董，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当时无论是心理学和美学，在中国都还处于萌芽阶段，杨匏安是开拓这些学术领域的排头兵。
　　杨匏安辞去了时敏的教职，也离开了时敏一起饮酒吟诗的小群体。他从此不再发表“逃心空寂“的诗作，倒是孙都休对杨匏安的辞职颇有牢骚，6月9日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一诗云：“吟诗饮酒岂不好，为底来呈让位文？今日英雄争事业，心思迂腐不如君。”人各有志，看来这位画家并不了解他这位昔日的诗友。这时杨匏安的心灵，早已通过报刊传媒和容伯挺的中介，飞向北京大学《新青年》作者群体中去了。夏去秋来，他很快又进入了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比俄国迟半个世纪，比日本也迟十多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向海外寻求救国的良方，各种政治社会学说都被介绍进来。新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原有的大型报刊也相继扩版。这时，马克思主义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号。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广东中华新报》也登出广告定期于六月初一（即阳历6月28日）扩版，增辟《通俗大学校》一页，“专载百科学术思潮以供读者修养研究之用”。另辟《读者俱乐部》一页，“以供读者娱乐消遣之用”。在容伯挺看来，办好一家新闻报，“即不啻多一善良完备之大学校”。他找杨匏安商量，“用就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中，遴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余条，请社友杨君抄译而演述之，以飨吾国志学之士。”容伯挺要求杨匏安译述200余篇《世界学说》，对杨潜在能力的迸发，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助力。他必须重温过去在海外学习过的有关资料，并扩大视野，阅读新出的资料，通过逻辑思维，比较、分析、综合，内化为自己的新知。我们从残存的到1919年12月15日止的《广东中华新报》中找到杨匏安编译的《世界学说》41篇。其中属于哲学范畴的，如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等32篇。属于社会主义派别的，如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9篇。虽然尚有大量篇目未能找到，但从中已可隐约看出杨匏安一步一脚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如他在1919年3月发表的《永久的平和果可期乎》一文中尚说：大战之后“过激社会主义运动其势愈益猛烈，大类洪水之后，混沌苍茫，不知从何收拾。欧洲前途犹在昏暗中也。”悲观态度，溢于言表。到了同年10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一文则称：“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也。”显然，对劳动者的革命事业已抱有热切的同情与期望。如果说杨匏安在《社会主义》一文中还不清楚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义性质，尚说：“同时有来查尔（即拉萨尔）者，与马克斯共称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巨子。马克斯所出理论，来查尔本之实行，盖一则为哲学者，一则为政治家也。……又来氏言论，虽不若他人之过激，顾材干灵敏，卑斯麦常称其具超群绝伦之资格。……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63年成立，来查尔之所组织也。其于德国政治界占一大势力，至今弗衰。”时隔不到一个月，他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文中，就改正了前此的错误看法。文章开头即称：“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杨匏安这篇名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失同为五四时期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丰碑。但杨文有个特点，它不像幸德秋水写《我是社会主义者》，或片山潜写《我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鄙见》，或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林修梅写《社会主义的我见》，把自己介入进去。尽管杨文字里行间充满对马克思的同情和敬意，却始终以《世界学说》之一的客观立场，作新闻记者式的报道，表明杨匏安这时还没有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结构，直到他入党后的1922年2月，为《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才公开表白他精神世界的重大转变。
　　《宣言》一开始就宣告和旧社会彻底决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们认定旧式的农业社会制度，是过去的，无可维持的；现在新起的工商业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改造的；所以‘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尤其可贵的是，这篇不到两千字的《宣言》，已初步结合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血汗）。”《宣言》还号召学生、妇女、军人和青年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军人学习苏俄红军的榜样。文末并指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认为同属一家，因为彼此的步调初本相同；很希望他们莫过作空想无办法的说法，应同我们联合一致进行。我们所反对的，就是冒着社会主义招牌、缓和阶级斗争，而使资本家间接收受利益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多读点共产党的著作，生发点奋斗的精神。”
　　《宣言》表明杨匏安此时的精神状态，已远远超出1919年对马克思主义高度同情与景仰的境界，而是把它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并加以调适，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观察分析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为壮丽的共产主义前途而奋斗终生。这时的杨匏安已将小我融入大我——革命群体之中。《宣言》不仅是杨匏安个人的观点，同时也代表着他所属的革命群体的观点，其中涵盖着李大钊、谭平山重视农民以及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调适的观点。正是这种小我融入大我，形成革命群体的共识，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转化为庞大的物质能量，才造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业。杨匏安就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群体一分子的心态，参与革命斗争，迎来大革命的英雄岁月，迎来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由于私生活失检，被叛徒告密，连累杨匏安等16人被捕。在敌人利诱、威胁、软硬兼施的劝降面前，杨匏安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定和沉毅，正如他对敌人说的：“我从参加革命始，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对战友的错误连累，他没有愤恨和埋怨，只是赋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今番成永别，对视莫潸然。”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民族恨、人民仇，更无个人的恩怨。百炼钢成绕指柔，他以极度宽容的心情，婉劝罗绮园，用不着流眼泪，要为人民尽忠，为革命守节。不能留恋残生，像南北朝的叛徒褚渊那样，留为后人耻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杨匏安面对屠刀的坚定和对战友犯错误的宽广仁厚的胸怀，把中国式的古典悲剧精神提升到空前崇高的境界。我反复吟诵他在1918年写下的诗句：“人闲只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和10年后他从南洋寄回的诗：“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以及四年后的绝笔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反思杨匏安前后的心路历程，从遁世到入世，从“栖心莫梦藏隍鹿，袖手休弹覆局棋”，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朝菌不识昼夜，蟪蛄不识春秋。唯有烈士的精神永生，长伴着历史的行程，鼓舞后人去探索去追求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恐惧的真正自由的理想世界。人生的道路，取决于主体的抉择，贵在不断自我超越。什么是人生？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杨匏安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我不禁又一次陷入渺远的沉思中。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