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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杨克现
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包产（干）到户的冲击波，20多年来一次次地冲击着我国原已僵化了的集体经济模式。斗争，失败；失败，再斗争。直到1980年中发75号文件，才正式为多少年来视若异端的包产（干）到户开出了第一张“通行证”。但“通行证”仍被严格地限制在全国贫穷落后地区使用。据农业部门统计，其时，全国贫穷落后地区有两亿人口，只占十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纵然如此，这冲击波也是巨浪排空，声震神州。
然而，全国更多的五分之四的农民命运如何？下一个冲击波将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怎样解决？本文向读者介绍了一场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的轩然大波，或许能说明矛盾是何等尖锐和处理之艰难。风波和故事是作者所亲历的。
（一）
我想说的这件事，发生在1981年6月。
其时，党中央1980年75号文件正在各地传达学习。这个文件的英明伟大之处在于冲破重重阻力，破天荒地将毛泽东时代视若资本主义的包产到户，认定为依附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明确地回答了人们对于包产到户的责难与质疑，给包产到户发了“通行证”，算是打开了农村伟大改革的缺口。当时这张“通行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占全国农户总数五分之一的贫困落后地区。因为文件说得明白，包产到户是一种低级形式的责任制，是有待生产有了稳定发展之后，才可以向先进的责任制过渡。这种说法，无疑是对于“先进责任制”莫大的激励，更是对于可能滑向包产到户的中间地带注射的预防针。据统计，这中间地区竟占了全国农户的一半。
这年夏天，我因长期奔走采访，重病缠身，领导劝我到杭州休假，我却坐不惯，闲不下，擅自决定到浙江经济繁荣的农村走走，分社记者虞运达与我同行——目标是杭嘉湖一带。
6月的杭嘉湖平原，大地锦绣，麦收刚刚结束，稻田秧苗一片葱绿惹人喜爱。我们到嘉兴地区首先列席了在湖州市召开的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万万没有想到，贫穷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的问题刚刚解决，领导层正处于稳住中间地区的时候，有关富庶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的争论，冲破了封锁线，在这“人间天堂”里爆发出来了。
情况是，这个地区的长兴县委根据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要求，年前在全县范围内大面积推行了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农民们欢欣鼓舞，县委书记到会介绍经验，却不意受到了地区领导和大多数县委书记的责难。会议已争辩几天，长兴县委书记“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他专门找我们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说，在他看来，人民公社集中管理的弊端甚多，20多年农民群众意见纷纷。长兴县与安徽为邻，农民受安徽影响，前两年就要求包产到户。县委请示上级，地区、省委坚决不准，他们只好处处设防拦堵；可是，越是处处设防，越是处处被动。年前，他们终于不顾上级的指责，下决心放宽政策：“群众包到哪里，领导领到哪里”，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这才懂得“民心不可违，规律不可反”。说着，他赠给我们一份总结材料，材料上说明联产到劳、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这“十大好处”都是过去多年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十大难题”。他说农村工作，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他在会议上反复阐述过的意见。
然而，地区领导和多数县委书记对长兴县的争辩根本听不进去。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这个处于中间状态的长兴县稳住阵脚，提高一步，而不是这样滑下去。他们严厉地指责长兴县的作法公然违犯了中央75号文件精神。理由是，按照75号文件，对富庶地区不仅有“不必包产到户”的明文规定，还因为文件上说得明白，政策允许贫穷落后地区包产到户，实属权宜之计。更何况，从中央领导到农业决策研究部门负责人，也只是说，包产到户是一种适应低水平生产力的责任制形式。而杭嘉湖地区多年来推行的“小段包工、定额管理”高水平责任制形式在全国也是有着声誉的。全区不乏可供参观学习的名牌大队。言下之意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正当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长兴县委书记大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会外忽传来石破天惊的消息，说是本地区首屈一指的名牌大队——号称“百万富翁”的湖州市苕南公社新华大队，不顾领导“劝告”，公然改弦易辙，也推行起联产到劳、包产到户来了。顿时，会议哗然,反应之强烈,远远超过对长兴县的批判。我们意识到此举的严重挑战意味。为了探寻究竟,我们两人又匆匆赶赴新华大队。
（二）
新华大队离湖州市不远，临出发前，我们赶紧了解情况。
据介绍，这个新华大队规模很大，有27个生产队，953户人家，3700多人。近几年来，粮食亩产高达1600斤上下，多种经营门路又广。全大队拥有固定资产已达112万元，生产周转资金52万元。平均每个社员一年从集体分配收入高达290元。介绍人还说，嘉兴地区目前推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社员已达百分之八十。他们大多是向新华大队这样的大队学的经验，今年，全省、全地区正要组织其它地区的社队到新华大队学习呢！
然而，如此众望所归的新华大队为什么要选择被告诫为“低水平”的责任制呢？有的说是盲从，有的说是起哄。一时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若不是亲临现场，单凭中央文件精神推理、衡量，恐怕也难以弄清事实真相。
原来，这个大队选择联产到劳、包产到户，一非盲从，二非起哄，而是确属干部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来到新华大队这天，适逢五六个生产队正在给社员分田。我们亲眼看到，在秧苗齐膝的稻田里，三五成群的社员，在队长、会计的带领下，丈量田亩，插标记，大家都显得十分高兴。据了解，一个月来，这个大队27个生产队中，已有23个小队陆续实行了水田联产到劳责任制。剩下4个队，心为之动，不过他们还准备看一看再说，谁也没有勉强过他们，全新华大队到处一片宽松气氛。
我们问：是谁组织领导你们推行联产到劳的？回答是他们大队的原支部书记、浙江省人大代表沈阿鼎。因他办事干练，不久前已被擢升为苕南公社党委书记，他是一位熟悉农村情况又深思熟虑的干部，一切联产到劳的政策问题、操作问题，他都作了细致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
我因想到多年来农村干部行政命令的恶习，便问：是下令推行的吗？回答说，不，不！沈阿鼎的民主作风极好，从准备工作到正式宣布推行联产到劳的那一天，他一再承诺：新华大队这条联产到劳的汽船是要起航了，不过选择什么样的责任制，完全是各个小队的民主权利。各小队凡愿挂靠者欢迎来挂，不愿者绝不勉强。
又问：联产到劳有什么好处？小队干部争先恐后、热情地说：联产到了劳，经营权归劳动者，把过去集中劳动的活儿下放给社员分头去干，多少年来令人头疼的不好解决的派活儿难、验活儿难、验肥定级难的各种矛盾全都迎刃而解了。你们看，社员一旦定了地段田块，生产有了自主权，根本用不着队长派活儿催活儿，稻田的丰产沟自动加深了，杂草早早拔掉了。精耕细作，机动灵活。为了多积肥，晚上还加班加点去捞河泥呢！由于劳动效率大为提高，不少农户还腾出人手扩大了家庭副业门路，增加收入。
然而，经过我们深入了解，联产到劳还不是社员们的最终选择。大队长谢春林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个小队民意测验摸底，那“底牌”竟然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员都主张一步到位，直接采取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他们认为，这两种责任制，办法都简便，利益最直接，农民最放心。不过大家怕上级出面干涉，才先走了与包产到户相差无几的这一步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回答说：现在中央是放宽政策，群众要求放宽政策，就是中间环节不许，形成了喇叭裤。我们要打官司，打到中央就能赢，打到省上就得输。这些话真是一针见血。可见基层干部群众都知道喇叭裤卡在了哪里，同时也表现了江南水乡文化发达地区农民看问题的精细和机智。
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纵然行事如此小心谨慎，这颗杭嘉湖平原上的“明星”队，在我们走后的第二天突然被它的上级领导以一道命令严加封锁，宣布一切来此的参观活动全部取缔，仿佛一下子从“天堂”掉入了见不得人的“地狱”似的。这便是一个先进大队在农村改革中的不幸遭遇。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如坐针毡，只能等待着权力的发落。
（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世纪伟人、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言。也是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全国亿万人们，也赋予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武器。一种时代的责任感，要求我们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毫无隐瞒地反映给中央决策层。在我看来，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反映人民的呼声，却无权向中央封锁消息，特别是这些与中央决策有着重大分歧的事实。
我们深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出发点全部是为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可是实行的结果何以南辕而北辙，还是发生了束缚和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事件？这不能不归之于套在人们身上的历史枷锁。
历史，不要说前进一步，有时迈出半步也非常艰难。据说，中央75号文件能够给包产到户解冻，允许在贫穷落后地区推行，还是全国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经过激烈的争论，有了邓小平一言九鼎表态之后才得以出台的；同时也因为有许多像江浙这样一、二类地区的领导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虽则作了半步退让，却又不肯再退让半步，会议在形成文件时不得不作了某些妥协与折衷。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局限性。
但农民群众出于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一些领导维护“方向”、“路线”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所产生的尖锐的矛盾考验着各级干部，也考验着记者的素质。我想，若是将包产到户始终限制在贫困的地区，充其量只能救活全国五分之一的农村经济，若是将政策再放宽一步，在全国所有地区开禁，允许农民自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责任制，八亿农民，那该爆发出多么大的威力！而此后的历史证明，这巨大的威力，便是上千亿斤的粮食增产，从而缓解了几十年来困扰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上亿的劳动力被解放了出来。
我由于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份“内参”很快出手。导语的第一句话便是旗帜鲜明地向中央报喜：“杭嘉湖著名的高产富队——湖州市苕南公社新华大队不顾领导‘劝告’，普遍推行了水田联产到劳责任制”。我相信，这是党中央乐于知道的来自农村第一线的重大新闻。我在内参上预言，“实践将证明，像江南这种大部分还是手工劳动的‘绣花农业’可能包产到户以后，会绣得更好呢！”随后，一不作、二不休，我又给总社国内部领导追写了《浙江农村一些地区农村工作动态》的汇报信。进一步铺开写了一路走访的所见所闻。主要是农民普遍要求推进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强烈愿望，与县以上干部顾虑多端横加阻拦的行为形成的各种尖锐矛盾。我说，这些见闻都是坐在京城机关办公桌前看文件、读报纸无法看到的。
为了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在这份《动态》中进一步加上了自己对新华大队的评点：一是新华大队的民意测验结果，已根本打破了（中央75号文件）各种责任制要分三类地区的（框框）设想。二是只要农村大量还是手工劳动，绣花农业，包产到户的呼声就会不断地从各地农村发出来。这就是说：农业，最适合于联产家庭经营；包产到户，不仅是治穷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致富的长久良策，是农村改革的大势所趋；人民公社实行的僵化的“行政命令”，必须彻底改革，政府应当将选择责任制的自主权交给基层、交给农民。
新华社处理“内参”稿件的编辑室，历来负有向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和问题的使命。思想解放的程度常常影响着选稿的尺度。有时，编辑部心存疑虑、怕犯错误，便往往以“拿不准”为由将这类与中央文件相左的稿件弃之不用。这就会使中央听不到实际生活的呐喊声音。值得庆幸的是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我们国内部的领导以及内参编辑室的编辑们思想大大解放。这两份“内参”并未因有“犯上”之嫌被编辑部扣压，反而以事关重大于7月下旬和8月上旬分别以“动态清样”上送中央决策层领导。其中，《动态》一稿又刊登了供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阅读的“大内参”。这一下，全国县以上的领导都看到了，影响所至，遍及全国；拥护和反对者都有，而反对之烈，以浙江为甚。
首先，是新华大队因“内参”而受到浙江省高层领导的追查。
追查什么？无非是追查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背景，采访的言行，以及对新华大队有什么影响，准备算账。我有什么背景？我不过是个普通新华社记者而已！是主张农民有权选择任何责任制的自由，只要是他们真心喜欢的，我为什么要对新华大队施加什么影响，反而是新华大队给了我莫大的教育。这些我都不担心，我所担心的倒是怕连累了新华大队的干部。他们若是被追查到对省委领导的批评与不敬之语，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灾难！
接着，受到追查的是浙江分社虞云达同志。分社受总社、省委双重领导。他本人就在杭州，身处险境。幸而《动态》这份内参上他没有署名，调查人将追查的矛头对准了我。所提问题有种种，无非是有无捏造事实、歪曲新华大队干部和群众谈话原意的地方。虞云达一一如实对答。总之，一句话，内参稿件是总社来的记者写的，总社记者全然听不懂嘉兴话，一切活动都由他陪同翻译，内参上讲的全是真情实话。
接着，便有浙江全省在县以上机关广泛开展的批判新华社记者内参之举。此事，我本毫无所知，只因忽有一天接到浙江几位素不相识的干部来信，才使我感到事态严重。不过，来信人认为，新华社的内参并没有错，讲的都是真话，是浙江许多干部都想讲却不敢讲的真话。在有组织的大批判中，他们县上，有一些人就因支持新华社内参的观点，便被排斥，挂职下放，以示惩罚。来信人还要我复信为他们评评理。问，他们该怎么办？来信人所在的县，我并未去采访过。若是当真，想必还有其他县的一批干部遭到整肃。权力之滥用，我们在各地采访时多有所闻。
再后，更为严重的是，在这年10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一位领导对新华社记者的《浙江动态》内参公开兴师问罪，进行指责。这个指责，摘要刊登在会议《华东组第4期简报》上。简报上声称：“我们（指浙江省领导）认为中央75号文件提出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用意十分明显，即新华社记者内参是反对中央这个方针的，是错误的。此事若在过去，我必变成“反党分子”无疑。简报还进一步指责内参上群众对浙江省领导的批评——即“在农村改革中是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处处输理、不符合实际情况”，说记者摘引这样的批评，“至少是不公正的”，等等。
我想，这位领导一定是未曾到新华大队作过调查，也一定会后悔过早地抛出了这份简报。因为，这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到最后，中央根据一年来农村改革的新实践和群众的愿望，当然也包括新华大队的实践和愿望，从根本上否定了75号文件所提出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
（四）
人民群众的实践，最公正无私而又威严无比，它既不贬低卑贱者的真知，也不袒护位居要津者的偏见。1982年元旦，中央1号文件出台震动了全国，文件主要之点在于正式为包产到户正名。文件正大光明地宣布：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并强调指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
这就是说，贫穷地区、富庶地区，各类地区实行任何一种责任制都合理合法，农民有选择的自由，无可非议。而最能发挥集体和劳动者两种积极性的，是包产（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学习了这个文件，我为新华大队高兴，也为与新华大队有相同遭遇的大队而高兴，我自己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实践，再经过了一年，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出台。文件高度赞扬了包产（干）到户的责任制。认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不仅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是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很显然，这既是党中央对八亿农民20多年坎坷而伟大实践给予的充分肯定，又是对神州大地发生历史巨变的高度概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风起云涌，已占到全国农户总数70%以上，农民劳动热情为几十年来所未有，以粮棉油为主的各种农产品，连年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还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又创造了一种条件，数以百万计的承包大户（那时叫专业户和重点户）纷纷破土而出，他们改善经营管理，发挥技术专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几十年来集体化模式思维定向的顽固抵抗，当第一批专业户、重点户破土而出时，困难也如寒流阵阵袭来，有些领导惊呼此举是资本主义泛滥，对他们进行了多方刁难与摧残。1982年，我奉命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撰写评述：《专业户、重点户——农村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好形式》，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专业户、重点户蓬蓬勃勃向前发展迅速，突破了千万户，农民企业家也开始出现了。而适应这种历史巨变的形势，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也发展起来了。
“服务公司到门口，寡妇种地也不愁”。这是浙江农村水电、农机、植保、科技等部门转变观念创建的一种新的机制。虞云达有一次来京谈农村报道，带来了诸如此类的许多好消息。他高兴地说，现在浙江省领导的思想也大大解放了。头年，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还专门视察了苕南公社的新华大队，向曾经受到压制的新华大队表示了歉意，还颇有风趣地告诉那里的基层干部说：“现在，你们告状打官司，官司打到中央能赢，打到省上照样能赢！”
我又想到了当年百万富翁新华大队那一组内参所记录的农民命运，想到了浙江省各个县类似新华大队为改革所受到的压制，以及全国各地贫穷线以外千千万万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所遇到的艰难处境。
我特别想到了包产到户的全部发展史。
包产到户兴起于1956年，那时，高级社刚刚成立，浙江省永嘉县委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在调查研究中及早发现了农业社大锅饭的弊端，成功地试办了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由于增产效果显著，经验成套，温州全地区一千多个农业社群起效仿，兴高采烈地推广了永嘉的办法。不料最高领导视其为资本主义单干，顷刻之间祸从天降，这个刚出世的“新生婴儿”即被扼杀。“大跃进”失误后，饥饿遍布全国，包产到户再度从安徽兴起，全国有两亿人口地区推行，一两年间，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但形势刚刚好转，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包产到户再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受到摧残。到十年动乱期间，摧残之酷烈，历史上少有。全国因包产到户前后累及的干部群众总数达400多万之众。挨批判的、被撤职的、开除公职的、开除党籍的、劳教的、坐牢的、乃至献出生命的，上自国家最高层的领袖人物，下至农村最基层的干部和农民群众，什么样的苦楚都受尽了。通往包产到户之路，成了人人谈“包”色变、不敢涉足的禁区。
包产到户第三次兴起于十年动乱结束。农业濒临破产之际，“死灰”又一次在各地复燃。幸而有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万里在安徽对包产到户坚定的支持和成功的推广，更有幸者，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多次的表态肯定，使全党的认识逐渐统一。这才使农村改革一浪超过一浪地向前发展，终于冲破了20多年人为形成的积重难返的重重障碍，这才使得八亿农民的伟大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期间，一波三折，前后竟用去了27年的时间。
人们常说，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是一部应当用大字书写的辉煌历史。回顾包产到户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应当补充说，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也是党内党外成千上万为民请命的干部和亿万农民历尽艰难一次又一次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史。（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致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