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4期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作者：曾彦修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历史事实是，中共自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必然原因（详下）是不重视和大致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胜过西方多部宣扬人道主义的奇书。对这些，我们当然是必须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自中共成立前后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个知名饱学之士，约20年间，确实未曾做这一工作。反过来，倒是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占绝对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决不是哪个人的过错或犯了什么极“左”错误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不能出现这个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是在反对旧道德、旧传统、旧文化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的，它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它的第一批领导人和发起者们，当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口号声中出现的。既然如此，还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教、道德等观念中有什么好的东西么（中国元老级共产党人，作为个人爱好，大都喜欢史书和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第二，他们当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还不大可能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人类文明的既批判又十分尊重的态度，更不知道列宁在几篇重要文章中，强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号召（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是1939年在延安才由王实味译出发表的）。
第三，这种对旧传统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在世界史上，几乎一切启蒙革命家都是如此。中国当时一些思想界的猛士几乎都是无视以至仇视旧传统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是他们的极大贡献，无此精神即无法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明古学的人，讲的话越激烈。例如，鲁迅有大量反对中医、中国传统剧、线装古书的文章，其实，这些都只能证明他拥护科学、提倡创造、反对限制思想自由的坚决态度。鲁迅说过：我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敌人以死命。（大意）当时，有一些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人们只知道鲁迅十分反对京戏，却不大知道胡适见诸文字的更加反对京戏。精通文字学的钱玄同和他的某些同道，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理论。这些当然都是过激的、不现实的，因而也就是并不正确的思想。但这些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界的英雄都是提倡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科学的、创造的新文化的猛将。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当笑话他们，而应当十分尊敬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就是鲁迅称颂的“这样的”好战士！今天有些人说“五四”过左、过激，甚至有人说“文革”就是“五四”“过激”思想的发展等，真是无法与之理论。“五四”时那么强调的自由、民主、科学、创造、个性解放……怎么能够成为要把专政发展到每家每户的“文革”呢？“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百分之两百的反动，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呢？还有所谓责备“救亡压倒启蒙”说，也很滑稽，日本的军刀已经架到中华民族的脖子上了，你还不奋起救亡，那就只有等待日本军刀砍下来一下子就彻底启你的蒙了。这类东西，近乎儿戏，竟在学术论坛上大讲特讲，俨然成派，尚何言哉！
在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在1925年前后兴起的第二代革命家，如张闻天、李一氓、杜国、吕振羽（当然也包括那时期入党的康生、陈伯达）等；以及更晚一些入党的如范文澜、齐燕铭、邓拓等，当然还有一位贯穿这个时期全期更著名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他们都是精于国学或于国学很有根底的人物，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均未发表过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
而这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人有过什么错误。因为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提出这种意见。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其实国民党当权集团均是右派或其附庸）的代表理论家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就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全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此后，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满足于以戴季陶主义来代替孙中山主义，于是就改由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宣传的墨索里尼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来充三民主义。同时期，蒋介石又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主要利用的又是中国的旧东西，如礼义廉耻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在1927年—1937年时期，中共和一切左翼进步人士，不得不同蒋介石划清界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去发扬其优良部分了。这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发扬，以便更加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张闻天便是迅速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迅速予以根本转变的中共第一个历史人物。
张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在延安的两次大型演讲中。一次是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另一次是同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论待人接物问题》，后者特别重要，本文要谈的主要是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前者大概是共产党人第一次谈“修养”二字，这本身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修养”二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大体上是偏于主观世界方面的，即内心修养的问题。这就同只讲革命斗争、革命锻炼有所不同了。这篇演讲已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的一些合理的内涵了，张闻天是把这种内心修养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把儒家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给予了革命的改造。用一句老话说，这篇文章就已经是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革命的内容了，而且这二者在此文中已是结合得相当紧密的了。笔者当时是听这个讲演的台下一千多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那么多活跃的、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们，在露天风沙中，一片鸦雀无声，可见其感人之深，把青年们的身心全吸引住了。
关键的是第二篇，即7月26日在抗大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题目其实是不大确切的，实际上应该是“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才更确切。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被提出，而且又是出自当时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之口，它的历史意义就特别巨大了。这就使全党以至于一切民主进步人士都知道，从此以后对待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正确态度了。
严格地说，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引经据典地（当然，很多引文是以后发表时才加上去的）阐述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最适合的场所。看来，张闻天是久有此意，不能不借此机会早日表露，以便公开发表，迅速传布全国。
这篇演说，确实未曾谈多少抗日战争问题，而是大量谈如何认识、接受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问题。这就一改“五四”以来20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了。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对以后的影响之深远，它所起的最良好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篇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带头发难并猛批此文的，正是当时在整风中地位只次于毛泽东的康生。因为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是毛泽东，日常执行领导整风工作的是副主任康生。
闻天同志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从先秦诸子到宋代名儒，为数甚，此处自然只能略引一二，以资佐证。以下分为小点，择要介绍张文的主要内容。省略之处自然很多，选用也不一定全抓住了要点。即以下述介绍而论，已可见张文之博大于一斑了。张当时37岁。
第一，一切问题必须考虑民族的特点。这是张演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张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提出，在中国进行革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要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他说：革命者在中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和特点”。要“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他声明，演讲的全文只是“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第二，张是第一个提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人。张说，任何人都应善于作自我批评，也应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避免兴亡勃忽的根本条件。张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彻底，也较详，这里只能引用他其中的一小段话：“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喜欢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所谓‘商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黄炎培老先生在六七年之后，在延安也重提这个问题。黄、张是小同乡，均是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黄故居在旧川沙县城内，张靠海边，二处相距约二三十华里。
第三，张提倡要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真诚坦白，实行恕道。张在讲演中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做到“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因此，他又说“在抗日的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这是举例，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在其他时期与工作中是不是就不要考虑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呢？建国后我们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合法”地打掉5%左右的人，打来打去，没有挨过整的人还有几个呢？张闻天在文中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张闻天主张“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
第四，张主张要适当地实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无非是反对走极端的意思，因此，张闻天主张即使在党内斗争中也要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张对此讲了一段精彩意见。他说，“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这就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所谓‘强哉矫’的立场。……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
第五，张闻天强调为政者必须亲贤臣，远小人，反之就一定败亡。这个意思他讲的特别痛快淋漓，张说：“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地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结果，都乱亡其国。”“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盈贯的魏忠贤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放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说得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张写这段话时看来是很动感情的，文章也精彩，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触之深。
第六，张文很强调反对骄傲自大。提倡谦逊和气，尊重他人。这个问题，他也讲得自然而充分，这同他本人长期以来的基本作风很相近，恐怕是一个基本原因。他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孔子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的工作对象，才能虚心地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批评，改正自己工作的错误与缺点。”张认为，在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张闻天认为谦逊和气决不是个外表态度问题，“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这样来看待谦逊和气问题的，张闻天恐怕是第一人，这显然是由于他的特殊体会和长期修身做人的基本态度所致。张认为谦逊和气是表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不一定是定论，但随时记住张的提示，却是十分需要的。
张说：“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的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所以能讲的这么好，首先恐怕是由于他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的原故。
第七，张强调任何人均应善于纳谏，要听得进逆耳忠言。他说：“李世民（唐太宗）说过以下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把人们对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这段话，现在有的人看了可能以为是意有所指的。其实，当时是绝对没有，这不过是在发表他固有的一个基本观点罢了。
第八，张强调为政者必须“言而有信”，反对“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张说，革命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之特别重要，大家可谓体会特深了。
第九，张坚决反对愚民政策，认为愚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说：“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愚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头脑也不准使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可是中国人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知道的，在全世界大概是唯一或唯二的。
第十，张强调要接受先贤遗教，对人民要有“己饥己溺”、“摩顶放踵”的精神。张说，“禹思天下有饥苦，由己饥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同——原注）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中国古代劳动大众伟大的代表——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引者按：墨子学说主张的性质，属于学术上争鸣的问题，郭沫若是相反意见的主要代表。）
第十一，张提倡革命党人要有伟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不能以公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人。他说，“革命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公式里去”，“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张闻天在这里是一个假设，不料后来竟在中国长时间出现过这种局面。
第十二，领导者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能乱来。张说，“‘暴虎冯河’的粗笨办法，是要不得的。……要如古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原注：这里‘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张在这里所提倡的先贤的这两句话，可谓无价之宝，我们多少年所常犯的毛病不就是“临事不惧”，不就是“不谋而败”么？
以上张闻天讲的这些，远非他讲的全部，这里选用的标准，是他结合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而加以发挥的某些论点，也是不完全的。但从这些论点和引文中，可充分看出，张闻天自抗战初期起已彻底改变了言必称希腊的毛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最优秀部分，予以发扬光大，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这是“五四”及中共成立后一件破天荒的工作，张闻天把这副担子担起来了。它当然还不够成熟，这是始创者的必然，因此论点有些分散。至于为什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总问题，没有作一个集中的阐发。但这种缺点大体上是中外一切启蒙大师的共同特点：他们提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号召，但难免有些粗疏。张闻天也不例外。
关于“五四”前后的所谓“国粹派”，即无条件的尊孔派，他们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律予以歌颂和继承发展。而且，这派人的一个最大坏事之处，是经他们之手，把真正的国粹也变成“国渣”了。要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罪人，决不是那些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掀翻这吃人的筵宴，毁掉做出这吃人的筵宴的厨房”（鲁迅语，大意）的思想家们，他们原则上都是一群除旧布新的真好汉！张闻天的文章，是“五四”前后以来，把这个问题提出得清清楚楚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真题目也不应是《论待人接物问题》，而应该是《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实际。张闻天提出的内容和方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一切中国人，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应该采取的惟一正确态度。一味无条件地歌颂是错误的，一味无条件地打倒更是错误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归纳出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八个大字。张闻天提出并初步阐发的这个系统思想，正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惟一正确的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所以，他这篇文章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是提之不会增高，抑之不会降低的重大的历史文献。
这是“五四”运动后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从未得到过正确的、应有的赞扬，反倒遭到康生之流的激烈否定，现在应该是到了恢复它的光辉历史面目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舒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