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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作者：●傅国涌
冯自由原名懋隆，字建华，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祖上以行医为业，祖父因为结交“红头贼”的嫌疑被逮捕下狱，死在南海狱中。父亲冯镜如愤然出走日本，在横滨经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父亲毅然剪除辫发，成为旅日华侨中第一个剪辫易服的人，被人叫做“无辫仔”。1895年，他父亲与亡命日本的孙中山结识，加入兴中会，任横滨分会会长。一次孙中山在他家吃饭，少年冯自由也坐在一起，便询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说，喜欢读《三国演义》。孙中山又问他，最喜欢《三国演义》哪个人物？他说：诸葛亮。孙中山笑着说：你知道喜欢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顺逆的道理。我们兴中会便是汉朝的刘备、诸葛亮。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们起兵驱逐满洲，就如同诸葛亮六出祁山。孙中山对他父亲说，你儿子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叫他入会？冯镜如于是叫他填写誓约，正式加入兴中会，那年他只有14岁，是年龄最小的革命党，他后来因此自称“我是马前一小童”。
1899年秋天，他到东京梁启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开始接触到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等，逐渐明白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的学说。同学有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等三十多人，都是志大才大，各以罗伯斯庇尔、丹顿、华盛顿、卢梭等自命。那时梁启超正和孙中山商谈合作的事，康有为震怒，严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后，大同学校和《清议报》都交由麦孟华主持。康有为遥控指挥，报中连“自由”、“独立”等字眼都不准提。冯愤然说，你们怕老康如虎狼，真不脱奴隶根性。你不敢说自由，我即更名自由，看谁人可以侵犯我的自由。说罢，就在黑板上大书“冯懋隆即日改名自由”，同学都为他鼓掌。
从1900年到1902年，冯自由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短短三年间就做了不少足以载入革命史册的事情。如：他与郑贯一等创办了《开智录》，与秦力山等合办了《国民报》，与王宠惠等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召集了影响很大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等。
这几件事都得到孙中山的赞成，也是他年轻时的得意之作。随后，他担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美洲致公堂《大同日报》驻东京通讯员。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和堂及《图南日报》，也都由他从中传递消息，进行联络。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在横滨的家几乎可以说是革命党各方交通线的枢纽。
1905年7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冯自由是第一批参加的会员。8月孙中山派他到香港、澳门、广州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并任《中国日报》记者。“三民主义”这个简称就是他最初提出的。1906年，《中国日报》改组，冯自由任社长，同时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主持南方各省的党务、军务，直接指挥了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还参与了1907年的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新军起义失败后，他到加拿大，任温哥华《大汉日报》总撰述，同时向华侨筹措军费，为黄花岗起义做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到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革命经费。从《黄兴集》中可知，黄兴有关筹款的许多信函都是写给冯自由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两个月后，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团体公推冯自由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共和政府，并带了筹饷局两年内发行的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报销。回国以后，他曾列席旁听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盛会（当时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的条文），参加过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
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会后十几天，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
这年冬天，冯自由到上海活动，主张“号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由章太炎领衔发表了《护党救国宣言》，签名的包括他和居正、马君武、田桐、刘成禺等12个老同盟会员。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当即为多数国民党人反对，俱乐部被强令解散，冯自由被开除出党。
冯自由一生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恪守原有的三民主义立场，被看作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他说：“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经孙中山、黄兴推荐，冯自由出任临时稽勋局局长，直属国务院，在各省成立分局，负责搜罗征集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大小事迹，调查、审议后分别呈请政府褒奖或抚恤，以贯彻“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
在职15个月，冯自由做了大量认真、谨慎的调查、核实工作，把为缔造民国而牺牲者的抚恤报告提交给袁世凯，袁以财政困难为借口，批转国务院存案听候办理。袁滥赏勋章，如同雪片一般，“大惹国人非议”，有人误会是稽勋局审议失当，严厉指责冯自由。当时他正在各省稽核革命勋绩，不能替袁受过，随即以稽勋局名义通电否认，使袁十分恼怒。期间他还以“稽勋事大，入阁事小”，拒绝出任工商总长。
“二次革命”发生后，冯自由突然被捕，关押了五天，出狱后匆忙离京。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冯自由是受排挤的过时人物，他名为“自由”，却把自己的书斋叫做“不自由斋”，由此可见他当年的处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冯自由痛感民国成立十几年了，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的往事，茫无所知，足以影响国运的兴亡。于是“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分上、中、下三卷，是第一部史料翔实可靠的辛亥革命史。上卷出版于1928年11月，中卷出版于1930年11月，因环境及时势的关系，下卷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1928年7月，章太炎为之作序，感叹辛亥革命17年了，还没有一部信史：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
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
“阿私之见少矣”是章太炎对此书极高的评价，如李燮和民国以后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但冯自由没有因此而否认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他是关键人物，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冯自由的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
1936年，冯自由环顾国内当时出版的有关历史，大多浅陋不详，国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伟业也“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认为这是民国盛衰存亡的大关键，开始编写《革命逸史》。动笔之时正是日寇压境、民族危亡的关头，民国成立已25年，当年参与革命的人，兴中会时代的志士早已零落殆尽，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员活着的也寥寥可数了，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辛亥革命元老，当年的“马前一小童”不禁感慨万千，大有白头宫女闲谈开元、天宝遗事的悲怆，信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 今古兴亡多少恨，狂歌当哭万千声。
《革命逸史》历时十几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部完成。商务印书馆1949年前只出版了前五集，1981年中华书局首次出版全部六集。此书可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互相补充、印证参考，《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他却“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如秋瑾1904年10月，曾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她加入同盟会也是冯介绍的。冯担任过15个月的临时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以一个失意的革命元老发愤著书，研究革命史，正本清源，他的历史著作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的，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革命逸史》自序中指出清代有革命党始于兴中会，这以前如白莲教、天地会、洪秀全等，“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与近代民权主义无关，最多只能说它是私人的或狭义的革命党。兴中会率先举起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新鲜的。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分别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冯自由既不见容于孙中山晚年，也与蒋介石不和，长期得不到党国重用，只能担任立法委员等闲职。1949年他取道香港去台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在台北病逝。
在20世纪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在缺乏宽容的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自然决定了1949年后他的名字在大陆被遗忘。其实，在辛亥革命史上他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人物，他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述鸿富，成就斐然，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华侨革命开国史》等著作传世。1936年9月,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其中列举的人中就包括了冯自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著作已在大陆公开出版。（责任编辑 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