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2期
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
作者：● 朱鸿召
1937年至1947年在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陈学昭不是最出名的，但却是最典型的。说其典型，是她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从小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留学法国近十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被称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1938年到1946年，先后三次到延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从而被不断地改造成一个革命者。
“客人”身份，自由写作
1938年8月6日，陈学昭与丈夫何穆，带着7岁的孩子，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跋涉，从重庆经成都、西安，举家来到延安。虽然他们刚开始的动机仅仅是希望到这里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实际上自从他们踏进了这一片革命的热土，这对留法博士，年轻的知识分子，就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陈学昭190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城的一个书香人家，祖辈经商，父亲以教书为业，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陈学昭是四个哥哥的小妹，乳名“九弟”，性格娇纵与孤僻兼备。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式学校教育，最容易培养起来的，也是实际上最成功的，就是青年学生们对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叛逆性，与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文学热情。1920年，15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走出家门，只身来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在此任教的刘质平、欧阳予倩等兄长辈的照拂。两年后，改入上海爱国女子学校文科学习，通过同学张琴秋，结识沈泽民、沈雁冰（茅盾）兄弟；通过同学陈竹影，加入新文学团体“浅草社”。从此，陈学昭逐渐走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1924年元旦，应《时报》约请撰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获二等奖，并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奖掖与扶植。
此后，她求职谋生，辗转于皖、浙、京、沪之间，与进步作家交往密切，曾经是瞿秋白夫妻、沈雁冰夫妻、鲁迅夫妻家里的常客。作为一个书香人家的小姐，一个颇有希望的文坛新秀，她能弹得一手上好的钢琴，身份使她矜持，教养让她珍重，她所交往的上述进步作家或革命者，也都不是那种面目狰狞的极左派。所以，她性情上的娇纵叛逆，表现为文学上的敢于立论。她写的1924年元旦征文，稍后留学法国写的暴露留学生灰暗肮脏生活的《旅法通信》，以及影响更大的《延安访问记》，都是明证。到延安前，她是一位同情革命，有进步色彩的新文学青年女作家。1927年初，她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城市武汉，却拒绝参加革命队伍；回到上海，她先交给杨之华两张照片，准备办护照公费留学苏联，但马上又索回照片，改为自费留学法国。革命，对于她，与其说是人生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偶然，一种新女性的浪漫情怀，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情绪。
在法国先后近九年的留学生活，更加巩固了陈学昭这种浪漫情怀与文学气质。她先后受聘担任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和上海《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法语、文学、钢琴、游历、度假等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1935年3月回国后，她随行医的丈夫何穆到无锡、南昌、涪陵，一直没有直接参加社会工作，居家日子里始终保持着在法国的生活习惯。1937年8月，她从南昌到重庆途中，路过武汉，拜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她。据她晚年回忆，当时“董老出来，看见我，他从上到下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我这才感觉到当时穿的法国呢大衣太引人注目，完全是西式的，我的举止也有些欧化。”1938年底在延安，同样也有不相识的女同志悄悄地问她：“你来中国几年了？到延安几时了？”其实，这时候她穿的是与她们相同的灰军装，她自己总是笑着回答：“我是浙江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那么，让人觉得她异乎寻常的便是那份知识女性的精神气质了。
这次延安之行，陈学昭的身份是《国讯》杂志特约记者。此前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等分别到保安或延安采访，并写出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而国内新闻界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封锁和新闻封锁，致使工农红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鲜为国人所知晓。现在，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介绍，陈学昭以国内第一位女记者的身份到访，自然受到延安革命队伍的热烈欢迎和优待。
陈学昭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城里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第一、二天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有一次，他们开饭时，我偶然立在门口，看见他们的饭桶里尽是小米饭。”虽经她请求取消这项特殊待遇，但依然如此。“我在那个机关住了九天，吃了27个葱炒蛋。”在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开展之前，延安的物质供给是相当困难的。一般外来人员到延安，并非都能享受到如此之优待。此后，她一度住进设在城里北十字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与延安一般夫妻一样，过着供给制下平时分居、周末团圆的生活。不久，她就应丈夫要求，搬到何穆所工作的设在城外山上的边区医院，与家人一起生活。
虽然生活在延安，但陈学昭并没有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所以，平时她得以一个记者的自由身份，对延安革命队伍和乡土民情进行采访，然后在自己的窑洞里陆续写成文章，邮寄给远在重庆的《国讯》旬刊发表。生活吃住穿都由供给制免费供应，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孩子免费寄托在公家办的托儿所里。此外，他们还带来一些积蓄，可以存在边区银行。采访活动由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安排，她可以采访到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采访后，她独自在窑洞里写作，不受任何干扰，文章不受审查，稿件邮寄也不受任何限制。
这种优裕的记者身份，客居生活，自由写作，使陈学昭得以延续并发展了她细腻刚劲、温婉而不失泼辣的文章风格。在《延安访问记》中，她经常将自己在延安所见到的生活现实，与过去在法国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相比照，并在中外社会历史的空间中，对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她惊叹这里的社会清明，发展进步；她不满这里的封建愚昧，贫穷落后，但她开始相信革命可以改变这些。
延安是贫穷的，但延安是一个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一个可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美好未来想象的世界。陈学昭用自己的文章，真实地表达了她对这个美好的延安的发现与惊叹。
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发现美好的延安的同时，她还敏锐地察觉到延安革命队伍里正在实行的社会公有制所滋生出的多种弊端，诸如：养懒，浪费，等级观念，知识分子命运，所有权空落。从战时生活供给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证实了这种体制性弊端。陈学昭在延安时期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生活观察，明确地分辨出来，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这是当时所有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中所仅有的。她没有严密的逻辑分析，而是通过知识女性对生活的细腻感触，察觉到日常人伦中的细微缝隙，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把握透视这个新社会的脉搏，从而获得独到的见识。
在延安，晚会是惟一的娱乐。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临时改制的中共中央大礼堂，每当有晚会的日子，总是人满为患。通常最前边几排都是预留给首长们的，“难得送给技术人员一张戏券，……却是在最后边的一排，椅子前后没高低，他看不见，又太挤，只好回去”。
这在新闻记者与作家创作的所有关于延安的文字中，是颇见分量的。此前，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虽然有大量关于延安的文字报道，但毕竟有了文化的深层阻隔，难得见到事实背后的深刻透视。而国内记者范长江、陆诒、舒湮等人对延安的采访报道，又都过于新闻专业化，流于事态的表象描述和政治政策阐述，在文采和见识方面都相形见绌。此后，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中要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全面深刻，但于个人性情表露与风格文采，同样大为逊色。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是兼备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长，所以在同类文字中，显得珍贵。
陈学昭在参加晚会、搬家、购物等闲居生活里，感觉出延安自觉的政策之外的社会不自觉意识。这使得她的文字见性情，见深思，能够自由地穿梭在访问、回忆、议论的表现空间里。同时，也使得他们夫妻因为一些生活、工作上的琐屑而觉得不能忍受。据当时延安交际处负责人金城回忆，“开始，两个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何穆还将他带来的一部手提X光机拿出来供医院使用；陈学昭也动笔撰写《延安访问记》了。但是，日子一久，各种问题便接踵而来。何穆参加筹备中央医院，与领导同志间的纠葛越来越多。平心而论，何穆是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适应战争条件下的因陋就简的边区医院制度，总以为游击习气太浓重。而当他的正规化建议因战争环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时，他就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生了重回国统区去私人开业的念头。而这时陈学昭也因生活上的不适，愿意同何穆一起走。”此事当时在延安影响甚大，毛泽东1944年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还提起说：“早几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这从政治上为陈学昭离开延安解了围。好在这时，陕甘宁边区与外界来往的路还是敞开着的，陈学昭、何穆夫妻带着孩子于1939年初夏离开延安。
主人身份，革命写作
那个时代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是那样的狭窄，时隔一年多后，1940年12月底，陈学昭、何穆这对年轻夫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从重庆折回了延安。当初离开延安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再回到延安，否则，何穆临走时怎么也不会把自己带来的包括那台手提式X光机在内的一些医疗器械，作价800元卖给了边区医院。
再回延安，他们家庭失去了孩子，个人增多了无路可走的忧伤，国家发生了“皖南事变”，从此，延安通往外界的道路几乎被全部断绝。何穆仍然被安排负责筹建中央医院，陈学昭则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文抗”，虽然住在何穆所在的医院宿舍，但已经不是上次那样的客人了。在重庆期间，由于此前《国讯》杂志连载她所写的《延安通讯》，导致她一回到重庆就被国民党机关注视着，先是拉拢收买，继之盯梢监视。重庆三联书店将她的这些文章结集为《延安访问记》准备出版，遭到国民党特务查抄。再到延安途中，他们在铜川被扣，经历险情。“我在1940年秋冬第二次去延安时，在同官（今铜川）被扣，我把随身带的这张证书（博士学位证书，引者注）、照片、版税折子，凡是可以证明我这个人身份的东西统统撕成碎片，塞在我床头边地下老鼠洞里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是破釜沉舟之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陈学昭对一个社会的叛逆，对投奔另一个世界，献身于革命的热情。从此，她永远地告别了个人写作，拿起笔当武器，为革命而写作，就成了她的必然选择。
从1940年底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学昭第二次在延安期间历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为：1942年3篇，1943年9篇，1944年11篇，1945年9篇。这些文章有思想，有观点，但没有个人情趣，没有个人性情，也没有个人艺术风格可言。
在告别个人写作，到达革命写作的道路上，陈学昭经历了惨痛的心理历程。
1941年，陈学昭沉默了，基本上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她在思想上需要调整适应，她在言行举止上需要改头换面，她最清楚现在只有放弃这种无党派的小市民理想，进入组织，加入党派。沉默中，她又重新生育了一个女儿，还遭遇了家庭的破裂。她曾经多次努力希望维持这个家，但最终还是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坚持自己独立抚养女儿。
参加过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她深刻地反省自己，并将个人情感上的痛苦，归并于应当在整风运动中改造消灭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深夜，当喂过一天中最后一次奶，孩子沉睡了，她又学习这些整风文件，有时也还写笔记。她愈学习也愈来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她又想到，就是晓平（以何穆为生活原型创作的纪实小说人物，引者注）和她这种人，把许多旧社会的恶劣习气、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带到这地方来，闹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披着革命者的外衣，做的却完全不是革命者的行动，把这块好地方的名誉弄坏。而且，多么无聊呵，闹这些个人的小事情算什么呢？”将10余年斩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情感，夫妻恩怨，全部塞藏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包裹里，批判之，憎恨之，是陈学昭参加整风运动，告别过去，真正投身革命的开始。
8月离婚，12月“文抗”解散，陈学昭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从中央医院宿舍搬住到报社所在的清凉山上，生活享受“中灶”待遇。
到报社后不久，她在情感上还难免要低回彷徨，她希望自己在周围已经很是激烈的整风运动环境中保持一个消极的低姿态，做一个旁观者。可惜，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允许有旁观者的。整风运动很快转入审干、抢救运动，陈学昭被列入《解放日报》社第二个受审查的对象。如果说学习二十三个整风文件，写作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那么，审干抢救运动就是在公众面前人人过关，并按一定的比例“抢救”出曾经落水者或必须打倒消灭的敌特分子。
多少年过后，陈学昭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审查的情形：“我是受审查的第二个。我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的情况，一直到调进《解放日报》社工作的经过。事实上有许多关于我个人的种种，已在不久前的离婚事件中的许多胡言造谣中，把我这个人弄清楚了，我的真面目早已亮出，同志们没有说，我是有所感觉的。我对自己出版过的单行本和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作了检查。”她这样自我汇报后，接受同志们的质疑批评和检举揭发。有人问：“究竟是你找党，还是党找你？”她回答了自己的一番经历后，得出结论是：“我找党，党也找我。”还有人批评她是大妇人主义者，瞧不起男人，经过一周反反复复、极其严格的认真讨论，最后给她做了结论，没有遗留什么待查的问题。
1943年2月，参加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后，陈学昭又投身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以生产粮食为主，女同志以生产布匹为主，在家纺纱。据她创作的小说描述：“每个人的计划都是在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而订出的，珊裳（以陈学昭自己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人物，引者注）的全年计划是交纳八斗半的粮食。每天在报社工作三小时半，其余五小时半用来纺纱，完成这八斗半的公粮。”八斗半公粮，按1942年3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统一度量衡问题的命令，“斗用30斤”，折合为127.5公斤粮食。遗憾的是，不知道当时陈学昭要纺出多少纱才能抵缴1公斤粮食。但她至少每天都要纺出相当于0.35公斤粮食的纱，才能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她说：这是最实际的革命的任务。但在一开始实践的时候，就碰到了许多具体的思想问题，最初到我脑子里来的是：“学纺纱，把时间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小时能纺多少呢？”不单没有信心，也轻视这个东西。我又抱怨地想：“应当利用熟练的生产技术才能更好地完成个人生产任务。”于是我向纺织小组提议成立一个缝纫组，想避重就轻，而不愿在学习技术上，花费去一些时间。接着，当一辆纺车放在面前，我简直感到了一种类似失望的心情：“这样原始的工具！”我想。继之而来的，是许多这类的念头：“开动一辆汽车恐怕还比摇动一辆纺车容易些。比对付一架钢琴更困难。”我有一种很深的成见，总觉得现代机械的东西是容易学的，但是农村里的工具是太原始了，锭子一碰就要跳，弦太紧摇不动，太松了也摇不动，那样碰不起，太难对付了。
当她第一次坐在纺车的面前，她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呵！”还没有抽成三、四尺长的线，已经累得好像做了一天苦工，精疲力竭了。
但是一天天地，她坐在纺车边的日子愈多，时间愈久，她的思想跟着那一根一根的线抽出来，愈抽愈长，愈抽愈多。
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出过一粒米，但却已穿过不知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为自己这一新的思想觉得惊奇，由惊奇而感到羞惭，由羞惭而感到负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但是，她却还不能不带着忧郁地想：“从前做牛做马学得来的一点法文，一天一天地荒弃，要是从前就是一个劳动的妇女，哪怕是一个文盲，总比现在这样不三不四的好……”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自救运动，但通过这个运动，革命队伍里却发现了如何用原始的体力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成功经验。陈学昭就是因为要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不得不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来摇纺车，坐在等待她操持的纺车前，“开始厌恶笔墨工作、文化工作”。事必躬亲，可以培养出一个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可以培养成一个社会清醇洁净的道德风尚，但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标志，将一个从事脑力劳动，创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参加体力劳动，生产基本物质产品的劳动者，是历史的倒退，是政治的愚民。
经过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陈学昭最后还是接受了纺纱劳动，并做得很好。她把纺纱当作一门学问，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一门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过的学问，从中学会了耐心，切切实实，不主观，不偷巧。这样，她不仅能够完成定额生产任务，而且还能超产。按大生产运动中奖勤罚懒的政策，她将纺纱多得部分积攒下来，1945年9月，“离延安行军前，去边区银行换得两个金戒指，一直缝在她的腰带里”。当她能熟练地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纱，而且把种种个人情感，心理苦痛和私心杂念都抛弃在纺车飞转的嗡嗡声里，演绎成手中一根根实实在在的棉纱线时，她觉得自己完成了一番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她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资格。所以，在大生产运动后期，她从报社被调到中央党校四部担任文化教员，1945年7月，特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并被马上接纳为中共正式党员，没有预备期。
劳动使陈学昭的面貌改变了。虽然在谈吐上她仍然带有一点法国风格的娴雅与含蓄，但是，在衣着穿戴上她已经将一切带有江南丝绸或法国风格的衣物塞进箱底，或干脆毁灭，尽量摈弃一切鲜艳的色彩，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绝对不作收腰紧身处理，脸面发式也不再薄施粉黛，甚至尽量不作收拾，任其臃肿，粗糙，质木无文。她重新执笔已经不是为着自己个人写作，而是抒发革命的激情和对于党的认识。诗歌《十倍的打击》、《边区是我们的家》等属于前者；散文随笔《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重庆来人谈大后方》、《体验劳动的开始》等，属于后者。此外，她还写作了诸多新闻通讯，如《访马杏儿》、《民间的教育家--任逢华先生》等，则是她向劳动人民学习，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革命行动。随着个性的淡漠，带来的是她的上述作品中生活细节的丢失，已往作品中的细腻委婉消失了，泼辣激烈存之。她追求的是写生活的主流与主流的生活，写社会的本质与本质的社会。写作，因此而成为个人执行的革命集体行动。
干部身份，工作写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9月，陈学昭随中央党校四部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解放区。动身前，她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时任组织科长的王鹤寿亲自找她谈话，告之中央已经决定让她从东北经苏联出国，然后到巴黎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她怀着极大的兴奋，再次离开了延安。不料，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她。战火纷飞中，她于1946年10月底，第三次退回延安，并就此而改变了此后一生的命运。
轻装上阵，一路行军。陈学昭由组织安排，出延安，穿山西，经过当时的察哈尔省城张家口，抵达当时东北局所在地的本溪，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去欧洲。焦急地等了三天，得到的结果是：这段时间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往不正常，组织上安排她转移到海龙，参加《东北日报》编辑工作。
1946年春，陈学昭随《东北日报》社辗转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在佳木斯，她又接东北局通知，要求她马上动身赶往张家口，准备从那里转北平，经香港到欧洲。乘火车绕道绥化、北安、齐齐哈尔、开鲁，终于赶到了张家口，已是初夏时节。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接待她，并告之：最近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到暗杀，万一到北平一下火车就被逮捕……这样，她又不得不放弃去欧洲的计划。
由于战争在即，陈学昭经组织安排，从张家口撤回延安。这是她第三次到延安。人生中年，战火纷飞，江南儿女，一介书生，先后三次奔赴黄土高原，陕北延安，国破之，家亡之，情殇之，心碎之，苦难备尝，陈学昭不胜感慨万端。巴黎，有她当初在上海爱国女子学校读书期间萌生初恋，后来到法国一起情同手足的朋友季志仁；有曾经一起互相帮助学习中文与法文，共同翻译作品，并且命运相似，性情相投，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认为是她比较适合的婚姻伴侣的蔡柏龄——蔡元培先生之长子，几年前她在《解放日报》社还看到过关于他发明磁场的电讯稿……党组织安排她出国到欧洲工作，应当有照顾她个人生活的考虑在内。而由于可恶的战争，她却行期未定，出国不成，现在又一次折回延安。
眼前的延安，到处都是一片撤退前的匆忙景象。按照组织规定，陈学昭一到延安，就立即去中央组织部报到。王鹤寿科长见到她感到很惊讶，陈学昭汇报了在张家口不去北平，撤回延安的大体经过，然后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这次到延安仍然能够像第一次那样，安静地写点东西。得到应允后，她被安排住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打算在此安心写作。不料仅仅住到第六天，她就接到通知，马上随“文协”留守作家和家属疏散转移到安塞。在安塞乡下的一个土窑洞里，她找来一些砖头放在炕上，上面搁一块残破的断门板，当作桌子，将被子叠成方块当凳子，一个多月的时间，加之尔后转移山西的约半年时间，她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半部分。
此时此地，陈学昭写作这部以自己生活为线索，以自己本人为生活原型的长篇纪实小说，是要清理过去的生活道路，整顿个人情感精神档案，将整风运动中匆忙塞藏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包裹里的辛酸与痛楚、伤心与别离、曲折与坎坷、理想与愿望……重新掂量，分类，清洗，埋葬，藉此坚强自己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
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人的品质也是可以慢慢改造的，……从前，我也觉得人生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从前，我找的是我个人的幸福，今天，幸福是属于大众的，在大众的幸福里，我也分得一份；并且，只要健康，还能够工作，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是以一个参加了革命队伍，并已经基本锻炼成革命干部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虽然写作仍然属于个人行为，但写作所表达的是革命的精神和理想，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写作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她通过这样的写作，论证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过程中，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正确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理论前提，并为了说明其绝对正确性，作者对生活素材作了合乎意图的剪裁，大面积的理论思辨填补了生活细节的不足。整个作品逻辑论证的气势有余，生活情感的鲜活细腻缺失，像一个被苦难和仇恨压迫得面目憔悴的中老年妇女，咬牙切齿，振振有辞地诉说着自以为字字珠玉的人生大道理。
据陈学昭晚年回忆，早在1939年她第一次离开延安时，“我就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几次执笔，都放下了。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她曾经写了近两万字，想想又自己给毁掉了。参加过整风审干运动后，她就此征询过胡乔木、周恩来的意见，并得到了鼓励，所以1946年第三次到延安时，终于找到了怎样写作的角度和可以写作的理由。她回忆说：“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我迫切向往去农村体验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1944年年初被分配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劳模大会采访劳模，写了几篇采访记，回到《解放日报》社，我对下乡的这个向往更加迫切了，……一天，偶然间，我想起了在国外时，常听一些法国女同学说的这句话：‘Qu`il est beau quand on travaille.‘意思是工作着是多么好，或工作着是多么美丽。我是一天不做事过不了日子的，于是我劝慰自己，想起了这句话：工作着是多么好，多么美丽。这样，我终于开始写《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里所说的工作，是劳动，是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劳动，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指前两种劳动，体力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劳动中，才能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劳动者。她以为这个改造运动是正确的，所以也是美丽的。
此后，陈学昭经组织安排再到哈尔滨，并于1948年2月收到经邓颖超、蔡畅转来蔡柏龄一年前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更激起她对于到欧洲工作的向往。7月底，她接通知让她准备行装，取道苏联、华沙，再到巴黎。然而，就在临出发的前夜，组织上又紧急通知她取消出国。于是，她经由组织安排，从东北到北平、天津，最后回家乡浙江，一路进工厂，下农村，进图书馆，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的再教育再改造。
1991年10月10日，她以作家身份病逝于杭州。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