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2期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下）
作者：● 徐光耀
在“剁了饺子馅儿”的情况下
这临时指挥部，就是六分区（后改十一分区）的指挥机关了。只有十多个人，由参谋长叶楚屏和政治部主任龙福才领导，人人一身便衣，手下能指挥的，只是些“稀哩哗啦”的游击队。主力远走高飞，丢下的残存人员，成为大群敌人搜捕的目标。
冀中根据地已被切割成两千六百七十碎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叫敌人“剁了饺子馅儿”了。部队在任何一点上暴露，一小时之内，就会遭到四面来敌的合击。据后来资料显示，警备旅的减员也确乎是惊人的：一团，已由1632人减为728人；二团，由768人减到560人；旅直属队，由981人减到300人……除二团及一团三营大体保持完整外，其余部队保持继续苦战的能力，确乎大成问题了。如若部队照旧坚持下去，恰恰会正中敌人下怀。主力“外转”，实实出于万不得已啊。
这些剩下的人，个个形销骨立，确像扒去一层皮，但他们眼睛依然放光，胸膛里依然跳着一颗热烈的心……
深南县大队又回到路北，我则被分配到三十一地区队，当一名特派干事。三十一地区队是六分区还保存着的两支地区队之一，一直活动在分区东部数县。“扫荡”中，曾在宁晋赵县两番苦战，已由原来的570人减到266人，缩编为两个大队，各有轻机枪一至两挺，掷弹筒一个。区队长是长征干部乾云清，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石以铭（在石家庄烈士陵园都有他们的大名）。
地区队也是分散活动：乾云清队长和石以铭政委各带一个大队，白天，封锁驻地，隐伏备战；夜晚，筹集口粮，四处转移。情况特紧时，干脆就在青纱帐里宿营：选块远离大路的野洼，找片茂密的高秆作物，扎伏其中，任他敌寇杂沓往来，枪炮轰鸣，我们纹丝不动，“敌人撞不到枪口上，我就不开枪。”耗到天黑，再进村造饭，搜集敌情，定出第二天的行动方向。
使我至为佩服的是区队长乾云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上看不到任何压力。有一天，大家都藏在高粱地里，在气闷难熬的烈日下，又渴又饿，我们全像晒蔫的高粱叶子，连说话都打不起精神。掷弹筒手闹情绪，嘟哝说，掷弹筒这东西，既拼不得刺刀，又不能对着敌人的脑袋瞄准儿，炮弹只有三、四发，一旦打光，跟敌人打起交手仗来，还不如根烧火棍顶用呢。乾云清听说后便走到那战士跟前，把掷弹筒拿在手上，先耍了俩花儿，才掂着斤两说：“我要当兵，就先抢这玩艺儿背着，又轻省，威力又大：敌人歪把子呱呱呱叫得正欢，你一发过去，就把它整窝儿抠了！歪把子厉害你厉害？你是专治歪把子的！天王老子出来，也得叫你一声小哥！”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过了不多几天，我们就打了个极为漂亮的伏击。
侦察员报告：前磨头和护驾池两个据点之间的鬼子，每逢护驾池大集，前磨头的一小队鬼子，必然全副武装，两路纵队，沿新修的公路去护驾池“护驾”，清晨去，下午回。硬是一副像把八路扫光了的神气，毫无预防意识，多日一直如此。乾云清一边听着，一边喃喃地说：“让它凶吧！让它凶吧！”接着，忽出个新情况，刚过的一个集日，该去护驾池的鬼子没有动。咦？乾云清想了想，部队没有暴露呵，他不去，是鬼子内部的原因。这样，到下一个集日，他就必去护驾池无疑了！
乾云清由侦察员带着，大白天出动，把敌人的巡行路线细“踩”了一遍，选好了战场。在集日的那个拂晓，带部队悄悄进入阵地。据他计算：我们一开枪，敌人无地形地物依托，只能蹿入公路两侧的道沟。而公路是仓促修成，道沟的深宽各只尺半左右，一个人爬进去恰好挤满。乾云清便把两挺机枪，直直地对准道沟。其他战士，潜伏在离公路五十步的青纱帐中。
上午八点半左右，前磨头的敌人按时而至，30多人，全是鬼子，两路纵队，钢盔闪闪，齐步前进，旁若无人，居然连个尖兵都不派。乾云清笑吟吟地看他们进了“口袋”，举手鸣枪。于是平地炸起沉雷，步枪、手榴弹齐放。蒙了头的鬼子，想也不及想，一齐趴入道沟，给我们两挺机枪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哗哗哗哗”！顺道沟一阵扫，机枪的每一颗子弹几乎能直穿三、四个敌人。大“扫荡”以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战士才吐了一口恶气！……
约一刻钟，30多个鬼子无一漏网。我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大盖”20多支。而我们只牺牲一人，这便是特派员刘汉昆。他见鬼子被压进道沟，已进入绝地，兴奋得跳起来大叫：“敌人垮了！同志们冲啊！”身先士卒向敌人冲去。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鬼子，在被击毙之先，给了他瞄准的一枪。
这是在敌人疯狂的最高峰上，我们打的第一个纯粹的胜仗。这一仗实在把敌人“咬”疼了，他们大发狂威，一连几天出动寻找我们。
据说，乾云清在长征中，他的生殖器被敌人子弹打掉了，绝了他传宗接代的能力。可他照常积极乐观，每在危厄环境中，没人见他皱过眉头。一生打过很多漂亮仗，仅在一年之后，他又在南北黄龙的战斗中，把数百敌人打得溃逃。却在战斗的收尾阶段，意外地中弹身亡，使得打了胜仗的战士们许久许久都抬不起头来。
我在三十一地区队过了将近一月的日子，天气已有秋凉之意，忽接到分区指挥部命令，让我参与“外转”。给我说的理由是：冀中环境过于险恶，为给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上级有意让一批干部离开冀中，转到山区根据地去，以应付将来重新展开的局面。周围的战友们都为我祝福，嘻嘻哈哈开玩笑说，他们留下来的叫“抗战干部”，我们“外转”的叫“建国干部”，并期许将来胜利了，大家在大城市再见！但是，谁也没料到，此一举，又几乎送掉我的性命。
梦断冶庄头
分区指挥部共集中了约30多人，尽是排、连、营级干部，编成一队——姑名之为“外转”大队吧，指定一名营教导员领头。当夜即出发，连跨石德、沧石二路，天傍明，宿在深安路上西蒲町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忘记了，是我们“外转”干部中另一名锄奸干部张治平的家。这三十人都穿便衣，没有一支枪，也就无所谓“备战”，宿营只能投靠亲友找关系了。这张治平，动员起亲族邻居的力量，为我们安置了住处。
第二夜，掉头西进，通过安平地界，到达深泽定县交界的北冶庄头村。分区指挥部交待过，叫我们就在这一带找到七分区的司令部，然后由他们派兵护送我们过平汉路，一进入北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就算“到家”了。将来的战斗岗位，由晋察冀军区分配。
北冶庄头，是个工作基础极好的村子，地下支部完整地保存着，虽是“两面政权”，却在我党的全面掌握之下。我们这30多人，按村干部的安排高度分散，差不多一人藏一家，中间互不联络，谁也不知道谁住哪里。这好像是他们安置往来干部早已形成的习惯。
分给我的一家，是靠村西北角的大地主。户主叫宋葆真，40来岁，生得匀称白净，有文化，显得机灵精干。他有内外两大套院子：内院是住宅，房高墙厚，一律青砖砌成，肯定是村中一流的富户。外为大杂院，一溜车棚、柴棚、牲口棚，又一溜是长工们住的草棚和家具棚，外加猪圈、粪场、垫脚土堆，还有很大一个花池子，种满凤仙花、草茉莉等等。这一切都给一带短墙围着。短墙只有一人高，墙外便是野地了。
当时我当兵、入党已五年，又是锄奸干部，阶级警惕性是很高的。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心中颇为疑虑，生怕一旦情况危急，会落个四面悬空。然而，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有阶级弟兄在侧，也就不好挑五拣六，另提要求了。
第二天，一天无事。到黄昏，村干部递来消息：七分区司令部还没有找到；而四周据点，又在抓夫要车，进出频繁，有蠢动模样，提醒我们多加小心。然而，怎么个“小心”法，却没有具体措施。跟我所依靠的一老一壮两位长工商量，他们习以为常，说：“咳，‘扫荡’是家常便饭，说来就来，有啥法子？到时候见事行事得啦。”我问：明日拂晓之前，可否躲到高粱地里去？他们也含含糊糊，说，高粱地常是鬼子搜的重点，弄不好，还会撞在枪口上。
因为心里不安，夜晚一直在炕上翻腾，很晚了才睡着。本来决心还是明早去高粱地的，因年轻睡得实，一睁眼时，天已大亮。赶紧一蹶起来，忙去短墙下朝外探看。这一看不要紧，大祸果然临头了。
村沿、树下、土坑、道沟，都已趴满了鬼子，村子显然被严密地包围了。我急忙跑回草棚，向长工们报告这一消息。他们一骨碌爬起来，连说“别慌别慌”，老长工抓把笤帚给我，教我快打扫牲口棚。我一边扫着，一边想该怎么藏起来。这时，村西响了两枪，随后北、东、南，各有两枪响应。接着杀声腾起，马蹄震地，敌人涌进街来了。我们住村边，一阵人马哄震之后，很快传来咚咚的打门声。壮年长工不敢怠慢，赶忙去开大门。老年长工却抄起手推独轮车，招呼我拿铁锨，往车上扔垫脚土，装出要给猪崽儿们垫圈的样子。这时我还在问：“不能藏了吗？”老长工说：“这么大院子，藏不住人。”说话时，一声喝喊，从大门涌进来一群伪军，气汹汹朝我们把手一挥：“走！走！街当里集合！——都去！”
我跟在老长工背后，随他往村子中间走。路上，鬼子伪军穿梭乱窜，其中一个伪军打着我的脸道：“小八路儿！”我睁眼看时，他却笑一下，走过去了。这提醒我，必是什么地方我比真老百姓还有些异样。于是把背更驼些，把肩更耸些，把眼睛垂得更低些。
全村群众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广场上来。男的，命令排成四路横队；女的，则排成两路，站在男队之后。四围是大群挺着刺刀的鬼子兵。靠西墙，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不断地向群众吼叫发威。其中一个当官的，提着三尺长的一根枣木擀杖，不讲任何原因地找人殴打。他打人的凶狠恶毒，是惨绝人寰的：双臂抡圆，一杖下去，立即臂断神昏。有个壮年老乡，“宣抚班”要他打浆糊好贴宣传品，他端着浆糊锅乖乖地在场边路过，不提防那鬼子突然一棍，立地扑倒，泼洒一地的浆糊，当即被鲜血染红……
男人的四路横队是面向敌人排列的。因为谁也不愿站在第一排，人人争着往后挤。我不是本村人，更非老百姓，群众的心眼自明，但在滚着疙瘩争往后挤的时候，老乡们都有意让着我，凡遇到挨肩紧挤的肩膀，无不自动闪开，结果使我排在了第四排接近末尾的最佳位置。
不过，还是“在劫难逃”。日本军官发出命令，要从男人队里挑十个人出来。于是鬼子汉奸上来一伙，从队里一个一个往外挑人。已经挑到“第九”，伪军喊“还差一个！”正在此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高个儿伪军，伸着他长长的胳膊，探过三排人头，点着我的下颏说：“出来，出来！”我无可遁逃，只得分开三排群众，随他走了出去。
我们十个人，被集中在广场旁侧的街角上，三个伪军端着贼闪闪的刺刀，逼堵在眼前。十个人中，连我有三个半大孩子，我那时虽说十七岁，因连年劳碌疲乏，营养极差，个子还没有发起来。而其他九人，一概是本村老乡，他们明镜似的知道，独我是个“八路”。也许正由于此，有三个老乡一直吓得发抖，其中一个竟悄悄问伪军：“老总，叫我们干什么呀？”伪军很不屑地回答：“干活儿！”这句话尽管不可信，还是使人产生了希望，当旁边梢门洞里出来个黑衣“警官”，朝这边招手说：“来三个！”我们十个人便齐头往前一拥，都争着要去。不想那“警官”一摆手说：“不要小孩儿！”这样，包括我们三个小孩儿在内的七个人，只得留下来。
过了三分钟，梢门洞院子里便传出一声声惨叫，混合着一阵阵棍棒捶打的声音，那叫声之凄厉，直撕人心肺，刚刚进去的三个人，显然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一时间，我们这七个人都吓傻了。我立即意识到：那在梢门洞里的一群，很可能就是“红部”或“宪兵”之类的特务机关，是些杀人不眨眼凶残透顶的恶魔。那三个老乡被逼问的，必是党和抗日干部的组织。我望望天色，天色一片灰暗，仿佛在告诫说：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去了！
我立即替自己编造假口供，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好家伙，锄奸干部！这正是敌人一直在细心追踪的“赤匪特务”呀！一旦落在这伙人手里，那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冶庄头人，不然，让你指认村干部，又怎么推托呢？我知道附近有个村庄叫西固罗，来路上曾经经过这个村子。我想，我只能是西固罗的一名农家学生，到冶庄头串亲戚来了。
我的口供尚未编圆，梢门洞里又要进三个人去，于是又一阵惨叫。剩下我们这四个人，在战栗中等待下一轮的呼叫。正在这时，村外起了一片枪声，几十响过去，又戛然停止了。隔不到一刻，从街那头呼隆隆涌来又一群伪军，押着个五花大绑的人，正是我们“外转”大队中的老杜。他被押进大梢门，一眨眼工夫，那惨绝人寰的嚎叫，就传了出来。我的一生神经被无情地折磨有过许多次，这一次，才是最为痛裂肝肠的……
梢门洞里拷打声渐歇，好一会儿，没有再从我们四个人中要人。从梢门洞里出来二、三“警官”，叼着烟闲散地遛逛，一副打人打累了的模样。用刺刀逼堵我们的伪军，也打个呵欠，这启发了我们四人中的那个大人，他不失时机地凑近一名伪军，悄密密地说，他的家就在房后，十来步就到，抽屉里放着一笔钱，“请老总跟我去拿。”那伪军左右瞧了两眼，拿枪翅子把他一拨，就跟他去了。约十多分钟工夫，不再见他俩露面。
这大大鼓舞了另外两个孩子，一齐向伪军哀求，说他们的家也很近，爹妈的钱就在炕席或蜡扦底下，求老总快快去拿。于是另一伪军又押着个孩子走了。眼下，只剩下两个孩子了，那个小老乡看到了被释前景，急切地叙说他家的钱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如何由他爹妈挣来的。他眼里流动的那份真诚，连我也感动了。可是，这对我却是个绝大的威胁，一则，我无法声称有钱；二则，我口音不对，也不敢开口。干愣干愣地在那儿戳着，又显眼得可疑，简直就是手足无措——其实，那孩子何必苦苦哀求，他只消把眼珠儿斜斜一转，给伪军递个眼色，暗示他旁边这人就是“八路”，立即就解脱了，安全了。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意识中绝对明确：哪怕把他们皮开肉绽地打死，他们也不会出卖身边的八路军的！在他们面前，我当时就会感到：杀不绝老百姓，就杀不绝八路军！……
但是，看着我俩的伪军却一步步增加着他的恼火，别人都赚了钱走了，独剩他两手空空，跟那孩子走吧，还有个我无人看管；扭头四下乱看，一时又抓不到顶替，万般无奈，便动手翻搜我俩的腰间和衣服，指望发一点小财。这可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表面是便衣，内里却套着一条军装裤子，它本是草绿色的，我在三十一地区队时，曾用锅底灰掺着砸烂的槐铃豆揉染过，但染得不成功，变成了灰不灰绿不绿。可怜这伪军一门心思只在钱上，竟不曾看见如此眼生的灰绿变异。使我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在这村中广场的最后一幕，是听鬼子军官“训话”。这个军官长得很典型：滚圆肥胖，亦虎亦熊，指挥刀丁丁当当地磕打着马靴，酷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扮演的那个鸠山。大约他是今日这支鬼子兵的最高司令了。因为他要“训话”，汉奸们赶忙驱动群众的六路横队齐齐站好，肃静恭听。押着我俩的伪军也请示他的上级，“这两个小孩儿怎么办？”汉奸一挥手：“让他们也听听。”于是我俩被放归于群众。以往，我没有从近处看到过日本军官，这次，便躲在两个肩膀后面，从缝隙中盯着这个“鸠山”。
他哇啦哇啦讲了三点，据汉奸的翻译：其一，每天给“皇军”送报告；其二，砍掉所有树上的树枝树杈；其三，填平残存的“八路”道沟。倘有哪一项做不到，都紧跟着一句“死啦死啦的有！”
进入我的“第二故乡”
“鸠山”训完话，汉奸们便下令让大家快拿铁锨平道沟。于是呼隆一声，人们像得了大赦一般四散回家。我也混在人群中，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我没有家，也没见着二位长工，犹豫一阵，以为还是得去找房东，便慢慢朝地主大院走来。谁知刚进门，就又吃了一惊：院子里尽是鬼子，房顶上架着机枪，至少一班鬼子兵在占据着这家制高点。我刚一愣神，一个鬼子点手招我过去，“咕噜”着给我一把铁锨，挥手指着门外。我理会，大约是让我去平道沟吧，便提了铁锨往外走，谁知那鬼子在背后紧紧跟着。我的天！别是叫我自己掘坑，就地活埋吧！鬼子们只要高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事情原来很简单：从一大早就出来的这帮野兽们，肚子饿了，把我押到野外，从一块畦垄上挖出一堆山药，抱回地主大院，他们要馏熟了吃。正在院里满处支应的房东宋葆真，见此情景，赶着叫我一声“老二！”就殷勤地端个大盆出来，倒上水，和我一齐洗山药。洗完，同我把山药码进大锅，又招呼我同他去草厦子里抱柴。草厦子里有一大堆高粱莛，他掐起一抱，试一试，就劈一半给我抱着，小步儿回到灶前来——其实，这一掐高粱莛不够一个人抱的，他定要俩人分抱，纯是给我这个生人生手找活儿干，免得敌人看出破绽来。
我俩在灶前烧火，他管填柴，我拉风箱。高粱莛是易燃物质，不用风箱也燃得很欢，但我为表现很卖力，风箱拉得十分猛，“呼哒呼哒”，倒差点儿把火吹熄了。宋葆真不得不用眼溜着鬼子，小声地告诫说：“轻点，轻点。”
约有一刻钟吧，揭锅了。这群鬼子，饱饱地吃了宋葆真和我这“赤匪特务”共同馏熟的山药，日色正南时，集合整队，滚蛋了！阿弥陀佛，紧张了七八个小时的心情，这才吐了一口气。
整个下午一段时间里，都不见战友的消息，我小心地上街去打问，黄昏时才碰到一位副教导员。他面色惨白，神情恍惚，说，房东大娘把他埋在一堆又烂又脏的棉花套子里，鬼子三次进屋，东戳西看，都没有翻着他……他说，他的旧病根儿犯了，进不得山了，必须先回家休养……
日落天黑，村干部又领了两个“外转大队”的找到我，一个锄奸干部张治平，一个四十四地区队文化教员于痴。大家见面，彼此眼巴巴的，都有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陌生感。把各方面消息一凑，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领队即那位营教导员，已经不见了；其他人，也都零零落落，或失或散，不知去向。至于那个“老杜”，是被伪军从柴火垛里搜出来被捕的，在审讯中，屁股脊背都打烂了，但他只承认是被“冲散的八路战士”，未及其他。因已遍体鳞伤，敌人没有兴趣弄他走，释放了。他表示：家乡距此不太远，将回家养伤。还有个分区供给部的工作干部，南方人，经过长征，他总喜欢把条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犄角”。大家告诉他，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他也不管。此人警惕性颇高，半夜就进了高粱地，却被搜洼的敌人趟出来，逮走了。在梢门洞里传出第二阵嚎叫时的一片枪声，便是追打他的。还有别人吗？据村干部估计：就是有，恐怕也各回各家了……
“外转大队”剩在眼前的，就张治平、于痴和我三个人。总领队已然失踪，七分区司令部不见着落，我三人手上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即使过了平汉路，又能找谁呢？
真算是与冀中乡亲父老的缘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只能是：回我们六分区去，死心踏地当咱的“抗战干部”吧！
于是，我回头去找我的房东宋葆真，跟他告别，谢他的舍命保护。而他，也只说了一句话：“看你叫那个大麻子挑出来，那工夫，我心里真像扎了一刀……”我看看他的眼睛，那里面闪烁着诚挚，这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当夜，我三个就返回了张治平的家。次日黄昏，再要起程时，治平说：十分抱歉，他家里出了点事儿，请我们先行一步，他把事儿处理完，随后赶来……这样，回到六分区指挥部的，就只于痴和我两个人了。
分区指挥部很快分配我去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因为该大队特派员刘筠波刚刚战死。
以后，我在宁晋县大队，开始了另一轮史无前例、缠磨而持久的“隐蔽斗争”。这在任何军事史上都是破天荒的，是“五一大扫荡”的直接延续。“清剿”反“清剿”，“剔抉”再“剔抉”，藏身老百姓家中，钻入敌后之敌后，把白天和黑夜翻转使用，从强敌鼻子底下擦来蹭去，虎扑鹰拿，磨牙吮血，奋争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打来了艰难万分的胜利。这样的武装斗争，从前不曾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我在宁晋大队的三年，与人民一块摸爬滚打，结成深厚友谊，以至宁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段经历，给我日后写《平原烈火》、《冷暖灾星》以及《小兵张嘎》，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生活基础。
总有些轶闻由此而派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入“另册”当贱民，住在保定莲池。有幸赶上了“抓叛徒”高潮，接连接待了好几起“外调”人员，而被“查”对象就包括了何作涛、于痴、张治平诸人。他们当时都沾带点“还在走”的“走资派”，掌过某些权力的。“外调”人员很看重我曾是“锄奸干部”的身份，也许我赶上的这几拨人，都不是“最革命”的“造反骨干”，他们很细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取走了文字证明。只有另一起，颇出我的意外：一位老乡忽地找到莲池来了，问我“是不是徐光耀”，我忙说“是”。他说他是冶庄头人，知道我在这儿，特来望看望看。接着把我当年在冶庄头的品相“英俊”，神态“排场”，夸奖了一番。使人觉得他在当时的现场并不曾把我看清楚。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莲池？他说“听‘外调人员’说的呀！”我小心地向他打听宋葆真，他说，宋葆真在“土改”时挨了斗，房宅地亩全分了，过不几年，就下了关东，差不多十多年不见音信了……
啊，下了关东！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常常跑去的地方。我一下子想到“北大荒”，想到那一片荒凉却也肥沃的黑土地，不禁暗想：以宋葆真的精明强干，好好卖把子力气，打谅不会有冻馁之忧的吧？……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而我们这些“八路”之鱼，屡屡钻网，又屡屡漏出，却仍能义无反顾，照常在千层网里游弋，这是为什么呢？在三个月的“五一大扫荡”中，我是在敌群夹缝里，在连锁网眼中，挨挨擦擦地钻过来的。所以，我的故事普普通通，有惊无险，且最后落了个囫囵个儿的活人。大家看，是凭着我的过人本领吗？不！我是靠了母亲大地对亲生儿子的血心维护，靠了那时的党，才熬过来的啊！在早期原始文件上，常把这次“扫荡”称之为“五一变质”，意思说，冀中这块地方，基本上被敌人“吃掉”了，算不得抗日根据地了。当然，这不太合乎事实，我们的党政军民，仍在打击和威胁着敌人，现在出版的相关史书上，已废弃“变质”一词而不用。我却觉得，这很是惋惜。“变质”一词虽使我们“尴尬”，但它确曾极为尖锐地表达着我们当时的感觉，而失去这种感觉，便会失去至少是部分的真实。历史地看，这种真实是不宜淡漠的，正如我们的优良传统不宜淡化一样。这优良传统，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浇铸而成的啊！
60年过去了！作为幸存者，我心里始终深藏着一声“万岁”，我是要喊给她——我们广博而可靠的母亲，我们的伟大人民群众听的：——
万岁！！！
（全文完）
（责任编辑 仲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