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我国神经精神医学奠基人许英魁
作者：● 王芷沅
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神经及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看到我国神经精神医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我更加深深地缅怀我的恩师——我国神经病学、神经病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许英魁教授。35年前，在那个摧残科学、毁灭文明的动乱年月，许英魁教授不堪凌辱死于非命。他的死给我国神经精神医学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那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
一
1942年6月，我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两个月后的一天，院长突然问我是否愿意到正在筹备的神经精神科工作，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享受住院医师的待遇，每月薪金90元。过后才知道，院长已问过我的几位同班同学，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原因很清楚：一是因我们读书时北医尚无神经精神病学课程，要想干，业务必须从头学起；二是去神经精神科工作必须具备相当高的英语水平，而我们在校时学的是德语和日语，英文底子不厚；三是怕挨“疯子”打（当时一般人都称精神病人为“疯子”）；四是怕因学派不同而受歧视。我也考虑了这些，不过很快就决定去试试。因为抗战已五年，父亲一直杳无音信，我是长女，应为母亲分忧，尽早挣钱养家。
1942年8月10日，我到神经精神科筹备处去报到，见到了一位身材较高、肤色微黑、衣着朴素、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学者，他就是许英魁教授。现在推算起来，他当时37岁。他简单地询问了我一些个人及家庭情况后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许英魁教授是河北省饶阳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留校任协和医院脑系科医师和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交战，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北京医学院的鲍院长把协和医院有志于科研和教学的许多教授请到了北医，让许教授开创神经精神科，并整顿当时的北京市精神病院。
我后来才逐渐得知，许教授当时已发表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特别是在神经病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医术为世界同行所公认。1936年许教授发现大剂量深层X线对脑照射，可引起脑血管的严重病变，造成脑内多处坏死。这一研究对以后开展深部放射线治疗脑瘤的防护，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1937年许教授在对两例因一氧化碳中毒续发症死亡患者进行尸检时发现，脑的各部都有病变，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成为一氧化碳中毒病理变化的经典文献，被国外许多教科书所引用。一些临床学家据此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1940年许教授通过四个典型病例的临床病理观察，对脑瘤组织及其发展有新的发现，他的论文发表后，又一次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1942年许教授发表了关于继发性维生素缺乏时人体神经系统病理改变的论文，该文不仅对神经科医生有指导作用，对内科与传染科医师更具有指导意义。
许教授还发表过多篇国内首次病例报道，如1937年他报道了一例重症肌无力症患者，1941年报道一例甲状腺机能亢进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同年报道用“苯妥英纳”治疗癫痫大发作患者，疗效优于“苯妥英”和“溴剂”……
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一个青年医学家能够跻身世界医学前沿，短短几年就有这么多为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真正令人敬佩。正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医学家引领我走进神经精神医学领域，从而奠定了我一生的事业。
二
神经精神科筹备处的护士、技术员都来自协和医院，除许教授外，年轻医生只有我一个。我对神经精神科疾病一无所知，当时也买不到这类书籍或杂志。许教授从家中带来一本英文《精神病检查纲要》，给我们逐字逐句地讲解。
我仅在中学时学过一些英文，又扔下了六年，基础不好，学习难度很大。每天许教授讲课两小时，专业名词就有一两百个。我除了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之外，每天都把教授所讲的内容全部翻译并整理出来，经常学习到深夜。当时夜晚日本兵常拦路检查，为了安全，我就在办公室内搭起几把椅子，枕上两本书，盖上个白大褂，睡到天明接着干。大约四周时间听许教授讲完了这本书，教授问我的收获，我将译稿交给教授，许教授用和蔼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也许心里在说“孺子可教”吧。次日教授从家中又带来一本厚书教我念，是Henderson写的《精神病学》。以后他又为我讲授“神经解剖学”，他从解剖科拿来一个脑标本，一片一片地切开，要求我准确地掌握每一个部位，以后又安排我学习了“神经病理学”、“心理测验”、“智力测验”等课程。
1942年10月，北大医院的神经精神科门诊正式开始工作。自那时起，北大医院有了自己的神经精神科。1943年北京医学院开设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课程，四年级学生轮流到科里来实习。最初都是由许教授一人承担这些工作。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常吸引其他科系的实习医生来“蹭听”。1943年下半年，陈文俊、张鼎诚、苏瑛和赵葆询等医生陆续来到神经精神科，开设了神经和精神病房，各有10张病床，神经精神科这时已初具规模。
为了早日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合格的神经科医生，许教授要求医生必须有全面的知识和能力，刻苦严谨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基本功必须扎实，各种操作必须正规化。我们写的病历，他常逐字逐句地改。我们写的文章，他更是细心地看，他要求我们所用形容词要恰如其分，数据要非常精确，哪怕疗效是99.9%也不能写成百分之百。他的工作量非常大，除讲课、查房外，还看门诊的疑难病例。许教授想方设法提高我们的诊断水平，例如每周组织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教材大多是他亲自从德文杂志中摘录并译成英文的病例，复写若干份，分发给我们，讨论会结束后，再发给我们病理解剖结果，以印证我们的诊断。沦陷时期，人民穷困无钱就医，临床医师接触病人有限，特别是很难见到器质性病变的患者。许教授用这种教学方式，弥补了当时缺乏实践机会的不足。
许教授对神经病理的研究深透，那时既没有头颅CT检查，又没有核磁共振，连脑血管造影术也尚未开展，而他能够对神经系统各种疾病做出准确诊断，特别是颅内脑瘤的部位、深浅和大小，他的诊断相当确切。他为神经外科所作的脑瘤定位，误差不超过1厘米，令所有神经内、外科医师赞叹不已。
我曾亲眼目睹了许多体现许教授精湛医术的病例。1943年深秋，我开始工作的第二年，门诊来了一位18岁的男青年，步行不稳，走路时左侧上下肢不断舞动，检查时见左侧同名性偏盲，左侧肢体肌力尚可，但肌张力明显低下，左半身浅深感觉均减低，连左半边舌的味觉也减低，病史约一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诊断不出病变在哪里。许教授一看马上就诊断为丘脑肿瘤。后来由当时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关颂韬实施手术，果然在右侧丘脑偏后侧部见到一个肿瘤。
许教授常谆谆嘱咐我们，要关心病人，体会病人的痛苦。检查病人时必须细致全面，必要时肛门内也要亲自下手检查。但他同时又要求我们，可能给病人带来痛苦的检查，除十分必要时才做，决不能为了完成自己的科研成果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许教授常对我们说，医生的职责在于尽早给病人确诊，能根治的尽快根治，不能根治的要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恢复功能。对精神病患者，更要尊重与爱护。他常说，病人对你说的心里话，你要为他保守秘密。“人家有时把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说的话，对你说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信任啊！”
他鼓励我们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他从不崇洋媚外，他常说，协和的那些外国人不都有学问，外国杂志刊登的那些文章，水平也不一定都高，有时也有印刷错误，不能盲目崇拜，自己要有自己的脑袋。
在许教授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几位大夫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接诊病人，我们详细询问病史，尽可能周到地做必要的检查。送到化验室的标本，我们从不等化验室送来报告单，而是估计出了结果就亲自到化验室去看去取。有些至关重要的化验是我们亲自在病房化验室完成的。一出结果，马上就进行目的明确的治疗，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有些病晚治一分钟就可能失去治疗的良好时机。
许教授创办神经精神病科，一切都从病人治疗的特殊需要考虑。他设计了适用、坚实的桌椅、病床，他设计的门诊病人登记簿，项目完备，翻开登记簿，病人的病症、主要的检查结果、病的诊断及治疗效果等一目了然。每位病人都登记了临时的和永久的通讯处，便于随访。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患者，也为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准备了非常必要的和宝贵的资料。住院病历的首页则采纳国际标准，为教学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创立的许多规章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神经精神病学科的优良传统。
三
许教授是一个以医生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尽管生活在沦陷区，我们从他的言行中常常感受到他深藏着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1939年10月许教授赴德、美考察归来，在上海港登上国土。当时上海已沦陷，日本占领军强迫他向日本国旗敬礼，许教授坚决不肯，遭到日本人的殴打。这个遭遇使许教授感受到作亡国奴的耻辱，从此患了抑郁症。
许教授离开协和之后，收入少多了。他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当时他已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在日本人统治下，粮食奇缺，物价一日三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贫，经常吃粗粮，有时不得不吃掺有树皮、谷皮的“混合面”，许教授对此安之若素，收起自家的人力车，每天乘有轨电车上下班。
在沦陷时期，有些人医德败坏，通过各种手段诈骗病人钱财，如注射一支葡萄糖谎称注射的是贵重药品，索值达数十倍之多；更有恶劣的，不应动手术的也给病人开刀，然后让病人每天来换药；还有作手术必须先交金条等，这些人都发了大财。许教授对这些人非常蔑视，常讽刺讥笑地说：“真是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大棒子！”又说：“我不能为20元钱拜四方（当时每次出诊费是20元钱）。”这些事足以看出许教授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人格。
四
解放之初，百业俱兴，许教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神经精神医学事业中。不久，协和医院复建，许教授重返协和医院，除领导协和医院神经科之外，还兼任许多社会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总编辑，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神经精神科主任委员和卫生部保健局顾问等职务。
他在医学科研上仍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1955年他报道了11例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的症状，对神经科医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多发性硬化症，许英魁根据病理的观察，认为亚洲人患此病的病理变化，“坏死”较“硬化”突出，这比日本学者的报道早10多年。
1966年6月，“文革”开始，许教授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遭抄家、批斗，他曾经患过的抑郁症再度复发。一些“造反派”却说他装病，勒令他每天仍须上班劳动，等候批斗。许教授身心俱衰，已无能力独自行动，只能靠夫人每天早晨送他到医院，晚上接他回家。9月23日晚上，许老太太又去接许教授下班，找遍全医院未见踪影，到午夜只好独自回家。次日接到医院通知，在协和医学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许教授的尸体，系坠楼而亡，时年仅61岁。
（责任编辑 舒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