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1期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
作者：● 曾彦修
“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罪恶滔天的摧残，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另一场浩劫。尽管过去60年了，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它忘记。
凡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都能记得当时流行的谣谚俗语，比如：“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比如：“经过五一大扫荡，不死也得脱层皮”，“军民本是一家人，都在刺刀尖上打‘愣愣’”；比如：“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等等，我不只一次听到老红军说：“就是万里长征，也没有这次扫荡残酷！”
关于这次扫荡，就连一本本反映抗日战争的史书上，或简略几笔，或挂一漏万，很少能反映那一时期的具体真实。对那些持有“只宣传胜利，不宣传失败”的观点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现在，友人约我写一点相关回忆，以纪念党的80周年。这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但是，我没有掌握全局的条件，只能就个人的亲见亲闻，说说我的经历，说不定依然是挂一漏万。
地图上的两颗“人头”
1942年春季，我在冀中警备旅（兼第六军分区）锄奸科当干事。那时，干锄奸科这一行的，可以到处“乱闯”。有一天，忘了是为点什么，我闯进了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室，值班参谋本来认识，点头让座。我还没顾上坐，便给挂满一墙的地图吸引住了。这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钉在墙上。上面还用大头针插着许多三角小旗：红色是我们部队；蓝色的是敌人。
我大吃了一惊：我们插着红旗的六分区根据地，只剩下一小点了。
这是张全分区的敌我态势图。它西起石家庄，东至衡水滏阳河，南至宁晋县城，北至沧石公路，蓝旗像黑森森一面大网，覆盖着横七竖八的点、线。大网中间还穿插着两根粗黑线：一根是沧石路，一根是石德路，上面糖葫芦似的穿着大串敌人据点。
这一张大网，从石家庄往东卷空铺来，而在其正中偏左，却破开着两个“大洞”，形象很像两颗“人头”：在石德路南的一颗，像个戴草帽的；夹在石德路与沧石路中间的一颗，则像个戴毡帽头的。这两颗“人头”，就是我们现存的六分区抗日根据地。它所占面积，仅在纵横五六十里至七八十里之间，各约现在平原上半个县那么大。作为分区一名锄奸干部，我一直不曾想到，我们已陷入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了。
当初，我们六分区可不是这么一丁点，1940年时，六分区共辖十一县，西从正（定）获（鹿），东至深（县）、冀（县），南达滏阳河，北至束鹿、晋县，东西长230里，南北最宽达115里，共6000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230万。可是，敌人连年用“火网蛛网的囚笼”加“强化治安”，再加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一齐上的“总体战”侵蚀下，我虽历经拼死抗争，终被挤并压缩，剩下这两颗“人头”了。
近年，我从吕正操的文章中，获得这样一串数字，即：以1942年年中计，敌人在冀中共建了1773个据点与碉堡，据有铁路1539里，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筑墙8373里，用这些，把冀中切割成2670个小块。可以想像，我们这两颗“人头”已成怎样一幅景象。
当然，我也清楚：在敌人大网的笼罩下，还活跃着我们的县区游击队，还有十分精干的党政干部，钻入敌后之敌后，一砖一瓦地为革命筑基拼搏。在六分区之邻，还有七、八、九、十，四个分区，还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大片中心腹地；同我们六分区一样，每分区都保持着两个主力团，还有以吕正操、程子华为首的军区指挥机关；更不要说还有互为支援的北岳、冀东、晋冀鲁豫等诸战略根据地了。所以，敌人的大网不可能把我们征服，我们仍是有力量、有人心的。
然而，尖锐的问题是，敌人还在继续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呢。它还在每日每时地加筑据点，增修公路，拼命地向我两颗“人头”挤压。而这两颗“人头”，此时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多么单薄啊！
我望了望值班参谋。他正安静而从容地望着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于是我引发了另一个反应：他的神经真是坚强。在这样的地图面前，居然还能坐得住！试想，只消四周敌人齐头并进地往里一挤，我们的部队——那几面疏疏落落的三角小红旗，不就像风前蜡烛一样，飘忽一下就熄灭了吗？……
但是，我立即暗暗自惭了。大街上的战斗部队还在正常操练，他们雄壮地喊着“一二三四”，豪迈地唱着军歌，那“踏踏踏踏”的脚步声，直从窗外传来。在这些勇士面前，你一个锄奸干部，有什么值得失惊打怪，心旌动摇的呢？
我在辞了作战室往回走的路上，仍禁不住想，前十多天，司令员王长江在军事形势报告中承认：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及其“蚕食政策”，是极其恶毒残暴的，但也是成功的，根据地确在日益缩小。这说明，敌人已接受了往日的教训，他们的“九路围攻”，“铁壁合围”，“篦梳扫荡”等等一系列“鲸吞”政策，都失败了。而近日，他们改变了方法。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拼尽全力，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所说的，正是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严峻形势啊！
事隔60多年，至今留在我心上的一个极强烈的愿望，便是想法子把当年这幅地图找到，好好装裱起来，张挂于我们的大展览馆，以使后人看看那份严峻，那份“星罗棋布，沟路如网”的态势，以及它所反映着的那一份战斗精神。
松松垮垮“地狗子”
“五一大扫荡”虽说开始于5月1日，但就两颗“人头”说，情况又各自不同。夹在两路中间的深南这一颗，较早卷入了“铁环阵”；至于石德路南的束冀一块，因非敌之主攻方向，待到深、武、饶、安大战初告结束，敌人才把重兵移过来。其时已是麦收刚过，秋苗渐长的季节了。
当时，分区主力警备旅，已分为两个部分：旅直属队及一团（此团为野战大团，有十四个连）分在深南，主要领导都在这边。二团（新缩编的基干团，五个大连）则由旅政委旷伏兆率领，在路南的束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战备极端紧张，机关大大缩减，体弱病残及非战斗人员，都做了分散安置。恰在此时，我和其他数名干事，被召到政治部，命令到县区游击队去“检查工作”。不久我便悟到，什么“检查工作”，不过是精简机关，保存力量的方式罢了。
我那时年轻有干劲，凡事严肃认真，当夜就背起小背包，来到了束冀县七区小队。
七区小队约30人，三个班，由一名叫王丐的副政委率领。每人一支步枪，两三枚手榴弹，弹药杂而少。大部分人穿便衣，穿军衣的也是有裤无褂。战士们见了首长，连个“敬礼”都不会，纯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我那时17岁，尽管像个娃娃，却军装笔挺，皮带帽徽绑腿齐全，在他们中间一站，不但是鹤立鸡群，还生了点“钦差大臣”的气派。
其实，外表还在其次，这区小队的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排着队还吸烟的样子，着实令人看不入眼。过了几天，我便给副政委王丐提意见，要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反“扫荡”这么紧张，散漫下去会吃大亏的。王丐近30岁，是个倔人，我的话他显然不爱听，可也不辩驳。我见他没有动作，又再一再二地催。终至使他一见我便撅起嘴来，本应和我商量的政务，也不跟我商量了。这当然也引起我的不满。
七区区委书记来了，他是区小队的政委，生得白净秀气，像个文化人，和王丐关系很好，一见面就笑哈哈地叫他“王八盖（丐）儿”。他二人咕咕了大半天，傍晚，在辞去之前，约我谈话，淡淡地劝我说：区小队本来就是游击队，有点游击习气在所难免，不能按正规部队一样要求。王丐同志是个直人，跟他谈话得注意方式……然后很客气地握握手，走了。这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王丐告了我的状，而区委书记是站在王丐一边的。便不由地想：这支连伪军都叫他“地狗子”的队伍，还真的挺难弄！
这中间，敌人已“扫荡”过几个回合，是偏师佯动性质，未大动干戈。而区小队在“扫荡”中钻来钻去玩“油”了，依靠着老乡、亲友提供的消息，发挥人少、地理极熟的优势，灵活的穿插机动，跟敌人捉迷藏。滏阳河北情况一紧，我们就跳往河南，河南敌情重了，我们又跳回河北。敌人没有碰到我们一根毫毛。这地区水足地肥，青纱帐发育得很快，眼看大棒子已长到三尺高，红高粱挺到与人头齐，更增加了我们迂回转移的方便。
敌人终于动了真格的，忽地四面都出现了敌寇大队，情势骤然危急。我们区小队赶紧钻了青纱帐。一日，正在青苗地里穿行，刷拉拉迎面插来一支部队，脚下生风，声威虎虎，很吓了我们一跳。细看，原来是自己人——警备二团开上来了。我们连忙闪在路旁，让他们通过。未久，一副门板扎成的担架过来，我一眼便认出躺在上面的旷伏兆，便扑上去叫“旷政委”——旷伏兆我很熟。原锄奸科长来自江西苏区。锄奸科掏汉奸的时候，得了一副“麻将牌”，我们把它改造成“军棋”。旷伏兆爱棋而争胜，常来锄奸科同我们杀几盘。此时，他问我：“你在哪里？”我答“束冀七小队”，并指指我的伙伴。他把手一挥：“跟到后面！”
区小队的战士都英挺起来了，大部队就是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靠山，早晨逼来的紧张，一下子全变成了轻松。待到二团的队伍过完，我们区小队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枪扛在肩上，雄赳赳地跟在了后面。
又走了三四里，快到滏阳河了，侦察员报告，前头不远处的大堤后面，窝有大股鬼子，暂时动向不明。部队于是戛然而止。旷伏兆从担架上爬下来，上了坟头，拿望远镜向远处望，一脸的严峻神色。恰好旅部作战股的王参谋过来了，他身高马大，面目俊伟，腰插红绿两面小旗，阔大的步伐把土块踢得冒烟。我拦住他问：“旷政委负伤了吗？为什么坐担架？”他一笑说：“没！痔疮犯厉害了。”说着，在后卫兜了个圈子，又匆匆往前赶。我便随了他赶到前面去。
旷政委从坟头上下来，跟二团林海清团长及王参谋低声说了几句。团长立即给后卫三连下命令：你们改作前卫。三连长立地转身叫：“七班，头前开路！”七班战士刷地站出来，“咔嚓”一响，齐齐将刺刀插上了枪头。王参谋抽出小绿旗，挥臂向北一甩：“走喽！”然而正北没有路，只一洼齐人高的玉米，但部队一个蛟龙摆尾，直朝玉米地冲去，随着泼剌剌一阵响，玉米大洼立即踏出一条三尺宽的道路来。整个部队风涛翻滚样一直向北卷去。
这天夜晚，我奉旷政委之命，告别束冀七小队，回归警备旅来了。部队当夜跨过石德路，向着我们在深南的“人头”疾进。这时候，旷伏兆大约已经知道：在这颗“人头”上，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他是来火速救急的，而我还在完全的懵懂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曾有机会路过束冀七区，就在南土路口附近的一个村庄（可恨村名忘记了），突见墙脚下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高只三尺，刻着歪七扭八几行字：在“五一扫荡”中以王丐为首的七区小队，被数百强敌在此包围，激战竟日，无一人投降，全体壮烈牺牲！……我站在碑前，默立良久，铁一样沉重的心在下沉、下沉。呜呼！我为之撅嘴了二十多天的那支散漫拖沓的区小队，竟是如此悲壮地结束了生命的！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战士，对于他们品格的伟大崇高，往往连我们自己都小瞧了，低估了！今天，又过去了50多年，那块三尺小碑，还立在原处吗？但愿这代表我们民族精魂的标志，未能被轻忽而冷落……
连番浴血
以后的几天中，警备旅二团一直贴住石德路，在它的两侧辗转潜伏，所驻村庄都距据点很近，多则三、五里，少则一、二里，听得见火车的嘶鸣，晚上望得见一溜溜岗楼上的灯火。我们一进村，便掘壕备战，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外出。敌寇重兵都入根据地“扫荡”去了，他的巢穴地带倒成了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一天，忽听说宣传科长刘子英来了。他原是跟着旅直及一团在深南活动的，而今忽来二团，该是为加强路南指挥部的政治工作吧。我急忙去看他。谁知很让我吃了一惊：他一身“紫花”裤褂，换上便衣了！方圆脸上，箍条旧毛巾，看上去很刺眼。他一见我便极亲热地叫：“哈哈徐光耀！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从束冀七小队。”他随口问：“情况怎么样？”我一听，以为他要听我检查工作的汇报，忙掏出小本儿，按照写好的提纲，把七区小队怎么自由散漫，怎么不成个队伍的样子，很郑重地说了起来。但我很快发现，他精力完全不集中，刚听了七八句，便摆手说：“好啦，我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说吧。”迳自去了。
当夜，就听到参谋们悄悄说：我旅直及一团在深南遭到巨大损失，旅长王长江和参谋长叶楚屏下落不明，一团团长被俘，副团长牺牲，队伍溃散。同时被敌人搞垮的，还有四十地区队和深南县大队等等。真像天塌了一样，震得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又实在不能不信。怪不得刘子英那么的惊魂不定，他是刚从九死一生的大难中逃脱出来的呀！怎么会有心听我的汇报呢。同时也感到，我在束冀七小队的二十多天中，实在混得过于轻松和懵懂了。
多年之后，我才从战友的叙述及资料中感知：警备旅旅直及一团的那次遭际，那个战斗历程，是绝不应浑浑沌沌不向历史作个交待的。那确乎是一次溃灭性失败，它失败得多么惨烈悲壮，又失败得多么灿烂辉煌啊！
在急难中打的第一仗，发生于深南县西河头。八千鬼子精兵，附坦克四辆，飞机三架，将我警备旅直属队及一团二营（欠一个连）团团包围。这是以一对十的苦战。在旅长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的掌握下，二营营长林子元具体指挥，与大炮、坦克、飞机，鏖战竟日，打退敌寇波浪式冲锋30余次。在敌四辆坦克冲进街里横冲直撞的时候，我战士怀抱手榴弹，滚上去，将其一辆炸毁，吓得其余三辆掉头就逃。战士们还用步枪将俯冲的一架敌机击伤，拖着长烟溜掉。一仗下来，我伤亡60余人，却毙敌四百多名。入夜后安全突围。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伤亡也如此悬殊，难道不是非常难得的漂亮仗吗？然而，我们当时正处于被歼的命运，连续转战，极度紧张，“能突出来已算侥幸”的心理，使人们很难把它当作胜仗看待，以致一直沉没在大环境的凄怆中。
紧接下来是第二仗：5月12日，警备旅一夜奔突近百里，来到了沧石路北饶阳县的大小尹村，恰恰陷入敌人精心谋划的大包围圈中。鬼子主力几个师团，早在这儿布好了天罗地网。因情况不明，为敌人假象所迷，懵懂上当的部队，差不多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七分区、八分区，军区直属队，以及回民支队、骑兵团等等，都跑了进来。敌人已完成“铁壁合围”，他们不慌不忙，只待13日拂晓，发起总攻，便可将我们一网打尽。
敌炮火很猛烈，警备旅以疲惫之师，在小尹村抵抗一天，入夜，相关领导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所谓分散突围，就是能突的尽量突，突不出的就听天由命了。
正当半夜突围时，老天忽刮狂风，飞沙漫天，乌云滚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只得解下绑腿，大家拉着带子牵扯前进。哪知迷了方向，转到天亮，竟不曾离开大小尹村多远。这样，他们就赶上了在冀中腹心地区，最惨重的大屠杀。在敌人撑圆的大网中，被兜住的还有数万名群众，他们随同部队一起，遭敌炮火轰、机枪扫，死伤、被掳，都在万数以上，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部队不得不化为零星小股，在犬牙交错的混战中，撕皮剥肉，死打硬拼，损失之巨大，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奇迹依然发生了。在人民群众血肉包裹、舍死掩护之下，身边只剩十余人的分区王、楚首长，回到了深南。当即派人四出联系，各处寻找，全力收容失散部队。先是二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回来了，宣传科长刘子英带一个连也回来了，至于三五不等的流落战士，更是源源不断，闻讯而归。仅仅五天当中，警备旅路北部队又成军了。
但是，敌人是不会容我们稍事喘息的。从19日开始，对石德、沧石二路之间的深南县，又组织了新一轮大“扫荡”。日伪军纠集一万八千人，汽车二百余辆，用一个骑兵联队将沧石路日夜卡死。我们这块纵横不及百里的“人头”，又落在他们铁圈阵之中了。
5月23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人头”的圈圈内，同时爆发了两场大战。两个战场仅仅相距20里。一场，被称为王家堡战斗：本来已转到外线的一团一营及冀中区党委政卫连，刚刚转回来，便于此被围。从早晨激战起，紧张搏斗13小时，击退敌人冲锋无数。子弹打光了的战士，不得不把重机枪拆成碎件，沉入水井。最后，在敌大炮、毒气、坦克的猛攻下，阵地终被突破，营长徐月波带一个排率先突围，与拦路之敌肉搏，当面射杀日军小队长等十余人，拼死突击。后续突围的同志则大部牺牲。副团长郭慕汾同志亦光荣殉职。
与此同时，一团团直和一营二连，在野外与敌周旋，最后被困于崔氏村南苜蓿地，失去依托，除副政指霍耀祥率一个班，从敌人汽车缝隙中杀出外，余皆战死。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怀（1941年我在冀中锄奸部受训时听过他的课，是一位十分优秀而精明的干部），一团政委陈德仁，均在此光荣牺牲。
另一场恶战，被称作李家角战斗。23日凌晨3时，王长江司令员率二营在转移途中，遇到冀南五分区指挥机关并二十七团两个连，他们是为躲避敌对滏阳河东的“扫荡”，刚刚跳过来的。恰在此时，周围发现大量敌情。两面的分区首长紧急商定：赶紧抢占村庄，就地固守：冀南部队去了任家角；我们，则直趋李家角。两村相隔二里，互为犄角之势。相约顶到天黑，共同突围。
营长林子元只带一个班，首先将逼近李家角敌之骑兵打散，率部队占领村庄，随即划分区域，掏通民房，用树杈、大车堵塞街道，墙壁挖出排排枪眼，屏气凝神，严阵以待。听到枪声，四面敌人铺天盖地涌来，大战于是展开。
这是一场双方都不摸底的遭遇战。而力量对比绝对悬殊。我们是伤残疲兵，子弹少，轻易不敢开枪，常常把敌人放至30米处，才用手榴弹把他砸回去。几个回合的交锋，敌人发现是块难啃的骨头，胆怯了。便转移去猛攻任家角。中午时分，任家角枪炮的发射好似狂骤的大风，“呜呜”一阵又一阵。三个小时的恶战，冀南部队被迫突围。然而，在白天舍弃村庄，与强敌野战，是很犯忌的。同我们的一营一样，他们虽然拼死冲杀，粉碎了敌人多次阻拦和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捐躯。
下午四时，敌人又将重兵集中到李家角来，一面施放毒气，一面轮番狂炸猛攻，在调整队伍的间隙中，还逼着老百姓送来劝降书，声称任家角你部已被消灭，限一小时内缴械投降。我们则尽量拖延答复，抓紧时间，将已毁阵地加固。敌人三次劝降，我们三次坚拒。待敌人老羞成怒，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战士们将整砖破开，运上房去，拿砖头迎击敌人，恨不得把指甲和牙齿都亮出来跟敌人缠磨……
终于昏天黑地地杀到太阳落山，不再是敌人的天下了。部队乃于半夜顺利突围。被打软了骨头的鬼子，甚至没有阻挡。此役，我以伤亡23人的代价，使敌寇精锐伏尸四百。又一场以少胜多，堪称经典的村落固守战。
然而，环境太险恶了，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敌人。我二营迂回到莲花池一带，部队换了便衣，再次化整为零，出没于敌人大网中。
就在此一时期，一团团长张子元被俘投敌。这给部队造成的心灵创伤，远远大于他的实际损害。解放后，此人落在人民手里，在石家庄坐了许多年牢。而司令员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又再度陷于流落状态，身边只剩六、七个人了，幸好遇到深南县委书记刘露洗，在他安排下，钻入魏家庄老乡地洞中，藏了三、四天。以后又摸黑辗转，四向寻觅，直到六月初旬，才突过石德路，与率领二团的旷伏兆政委会合。
王长江本是个国民党的总队司令，在我地下党张存实同志引导启发下，于1938年脱离张荫梧的河北民军，率部投到共产党来。从警备旅编成时就任旅长。他年近五十，生得矮矮胖胖，每日晨昏，必打八卦掌，身体一直保持着健壮灵活。他从严要求自己，认真追求进步，常说：“不是张存实老弟开导我，照旧日混下去，不定会变成个什么王八蛋呢！”这次“扫荡”，他屡屡被围，屡屡冲散，说得上挫跌频仍，一生九死，却一颗红心，咬牙到底，坚守着以身报国之志，若没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气概，是守不住那样一副精神的啊！
还须对二营再说几句：这支已经“破破烂烂”的队伍，重新集中后，与分区司令部失掉了联系。5月26日晚，转移到中央村。天亮，又被三路日军包围，他们集中有限的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入了青纱帐。27日，在深泽县高家庄，找到了失散的八连。然而，又遭敌人合击。打到天黑，由老百姓带领，从两个地道口安全冲出。此时，二营仅余百多人，自缩为一个连。却在6月8日，同七分区二十二团两个连在一起，打了一场驰名中外的宋庄之战：以300人的兵力，同逐渐增来的2500鬼子，血战14小时，毙敌坂本旅团长以下1100名，最后破围而出。造就了又一束平原村落战的灿烂之花。
此后，这个“二营”，在柳条等同志的带领下，东奔西突，转战数月，越过平汉路，进入了北岳区。又过一段时间，跨越正太路，在太行地区，与由冀鲁豫转回来的警备旅会合，归还了建制。就是这样一支“残兵败将”，在30天内，历经西河头、小尹村，李家角、中央村、高家庄、宋庄等六场恶战，粉碎了再三再四的灭顶厄运，真可谓“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却仍能巍然地英挺在世上，表现了人民子弟兵战斗精神的极致。
爱惧交织的眼神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旷伏兆政委带领警备旅二团，从束冀那颗“人头”，跳回了深南。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收容冲散兵员，恢复部队建制，抚慰群众，稳住根据地的大局。深南，警备旅从1939年起就在这儿活动，为创建这块根据地，打过千百次仗，单是为阻止敌人修筑石德铁路，就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血汗啊。这儿的人民，从那时起就同我们并肩作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所以军民之间，不仅是血肉至亲，也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可眨眼之间，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开头，曾有这样的描述：
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老百姓都耷拉了脑袋，眉头上锁起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起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这段话写于1949年，距“五一扫荡”只隔七年，完全是我亲见亲闻的写实。而尤为格外刺心的，就是老乡们的眼神，那原本一见我们就亲切含笑迎上来的眼光，猛然间换了，换成闪烁不定的惊怖神情，那是多日不见，忽然患难相逢，又想亲你，又怕亲你，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爱惧交织的凄惨之情啊！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找得出一名大演员，能把这副表情重现？这实在是刻骨铭心的凄凉与可怕！敌人的血腥屠杀，几天之间，就使民主自由之花的根据地倒退回中世纪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旷伏兆把两个人叫到他的面前，一个是宣传干事何作涛，另一个就是我，他冷峻地说：“深南县大队已经叫敌人搞掉了，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回家，一部分人失散隐藏，听说还有一挺机枪‘插’起来了，你俩的任务就是，找到深南县委，在他们协助下，利用一切可能，把失散的人员找到，把机关枪挖出来，恢复深南县大队的建制。”他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
何作涛（此人至今健在）当时二十二三岁，我17岁。当即换了便衣，赤手空拳，沉进了这块水深火热的深南大地。
遍地是公路、封锁沟，平均五个村子便有一个岗楼或据点，各村的“维持会”门上都日夜悬着日本旗，找不见民兵，找不见村干部，也找不见任何的抗日组织和团体。多年情同骨肉的群众，彼此本是极为熟悉的，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我俩是“八路”。然而，眼下却把我俩视为“灾星”了：我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招来杀身毁家的灾祸。大家的心闭锁着，紧缩着，仿佛老天真向我们闭上了眼睛。
然而，那时的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好党，她的英勇顽强，她的无私无畏，她为人民为祖国的一腔热血，她同人民的战斗情谊，人民看得太清楚了！你是“灾星”吗？好，我可以躲着你，可以视而不见，却绝不会去报告敌人。白天，他们向你背过脸去，晚上，却又管你吃饱喝足，然后把你赶走。在敌人面前，他们把嘴巴闭紧，转眼敌人不在了，他们又会告诉你：县上或区上的某某，还没有死，就在某处藏着。我们俩就是靠着这个，一个一个找，一处一处问，串了不知多少门户，终于找到了县委成员，成员再同我们遍地寻摸……
有了县委的协助，日子好过多了。逢着敌人又“拉大网”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安排到岗楼下、或干脆住到有据点的村庄去。白日，藏在山药窖里，牲口棚间，晚上，则穿墙越户，小贼似的去敲窗找人。情况遭遇紧时，连我俩也只得分开活动。
有一次，我被单独坚壁在赵邢村，住在村副家里。那时村政权已是“两面”的了，正村长，也叫保长，专管应敌；而村副，则是抗日村长，名义不公开，基本上不与敌人照面，只在暗中与我党接触。村副小名“狗替儿”，当然是名党员。他的妻子，则是个地道农村妇女，从我一进门，她便感受着丈夫被杀、房子被烧的惨祸快要降临在头上了。她毫不隐瞒对我的冷淡与烦厌，说些酸酸辣辣的风凉话。若不是“狗替儿”哥护着，她早就把我赶跑了。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村副不在家，已是做午饭的时候，“狗替儿”嫂指使我到街上抱麦根来烧火。我在大门外的麦秸垛上刚刚撕下一抱麦根，忽听得背后人马哄嚷之声，回身一瞧，见一支队伍打个蓝旗走了过来。旗沿上标一行字：“深县警备——”我希望下面飘个“旅”字出来，不想飘出来的却是个“队”。我立即意识到伪军进街了，连忙抱起麦根，压住步子，回进家门。
“狗替儿嫂，伪军进街了。”我小声告诉村副夫人。
“在哪儿？”
“就在当街……”
“狗替儿”嫂满脸惨白，眼看要背过气去。好一刻，她忽用指头剜着我说：“那你还不快跑！”
我本来指望她会把我藏起来，她却指着大门说：“出村口，往西！……”
也怪我当时年轻，不懂得细辨情况，立马一头撞出院子，大步向村西走去，然而，西口已布了敌人岗哨，背后也有伪军跟上来。我进退无路，一扭身，闯进道北一家大门，钻过过道，院里一片空旷，没有人影，北房紧闭着门窗，唯东厢房是个牲口棚。急切里无可选择，我一钻，便伏在牲口槽下。胸腔里一阵咚咚响，心脏跳得十分猛烈。
敌人没有跟进来，院里依然静静的。我看着眼前的四条驴腿，一片粪尿，却嫌那粪尿还不够臭，地方还不够脏。就这样，我伏了约一个多小时，在沉静的氛围中，忽有轻轻的脚步声进了院子，且响且近。我正绷紧神经，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道：“他大婶儿，你家圆笸箩在家吗？”北屋里回声说：“在家，进来坐吧。”这一问一答的从容，立地给我以敌人走了的感觉，一下子从槽底钻出来，向那女人问道：“大娘，敌人走了吗？”
那大娘吓得身子一闪，晃一晃才站稳了，认出了我是“八路”，着急说：“你怎么在这儿？还不快跑！”我又问：“敌人呢？街上还有没有？”大娘说：“走啦。可谁知人家还来不来呀！……”北屋里也跳出个大婶儿，指着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的？把人吓煞了！快跑快跑！……”
这回，我真的出了村子西口。这一带尽是盐碱地，远不及滏阳河边禾苗的高大，我在烈日下，在低矮的青苗地中，一直乱趟到天黑，口渴得几乎晕过去……这段经历，经我略加演义，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冷暖灾星》，那句“抗日抗日，就是你们这路子瞎抗，才把鬼子抗到炕头儿上来了”，便是“狗替儿”嫂的语言。
经过近月的搜寻，我们终于找回了12名深南县大队的战士，那挺机枪也“起”出来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成绩，主要是何作涛努力的结果）。何作涛和我，带着这12名战士，扛着机枪，摸夜赶回石德路南，打算向旷政委胜利交待我们的任务。谁知旷政委没有了，我们找到的却是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主力警备旅已经离开冀中，“外转”到黄河边上的冀鲁豫去了。留下来“坚持环境”的，只剩了游击队。真是个晴天霹雳！自参军以来，我一直跟着正规部队转战南北，部队编制齐全，武器精良，能打能走，十分牢靠。可现今呢？我的天！警备旅走了，把我扔了，扔在这刀山火海般的平原上了！……
（责任编辑 致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