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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作者：●杨天石
戊戌变法前，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到了20世纪初年，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将“帝国”改为“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国家的主人是谁？皇帝还是人民？历来的回答都是皇帝。古人认为天子“奄有四海”，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被称作“小民”、“细民”、“草民”、“贱民”、“蚁民”；还有所谓“牧民”之说。
戊戌变法前，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传入中国，传统的皇权观念受到冲击，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民权”思想，认为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但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民共主”，只承认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并不承认人民是国家的惟一主人。
提出“民主”观念，真正承认、肯定人民是国家惟一主人的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称“合众”之“众”，指的就是人民，它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体制的明确否定，也是对改良派设想的“君民共主”体制的明确否定。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将奋斗目标定为“建立民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体制虽然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具有下列特征：一、“皇权专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国家大事任由君主个人意志及喜好决定。二、等级制，天子以下，有公、侯、伯、子、男等层层叠叠的等级；等级不同，其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之相异。三、虽有法律，但不能约束君主，也很难约束贵族。四、皇权世袭，父死子继。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开始阶段，就坚决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设想的“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完全相反。1906年的《革命方略》规定：一、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二、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三、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以上四条，确定了一切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普选制度，议会制度以及法律至上的原则，条条都指向专制主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模式。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总纲》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人民》章中规定：“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等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并不是一种文字花样，而是准备实实在在要兑现的。武昌起义后，新闻业迅速发展。3月6日，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三条。该项报律公布后，受到上海新闻界强烈反对。章太炎专门为《大共和日报》撰写社论批评。孙中山考虑各方意见，从维护言论自由，接受舆论监督的大局出发，于同月9日宣布《报律》无效。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敝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舆论环境极为宽松，这是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人民是主人，自总统以下的各级官吏都是“公仆”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凡共和立宪国家，“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做，只能由少数优秀突出者“代表民意”，组成政府。于是，就有了总统，有了总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级官吏。
总统、总长、官吏是什么？孙中山一言以蔽之曰：“公仆”。1906年12月，《民报》召开创立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
孙中山从担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工作定在“公仆”地位。临时大总统誓词称：“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服务”，这是孙中山引进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又一个新观念，它正确地说明了“公仆”们的各类政治行为所应该具有的根本属性。
旧时官场，通行大人、老爷一类称呼。民国建立后，因为一时没有新的代替说法，临时政府及地方机关仍然沿用此类称呼，孙中山得知后，认为这是共和政治的耻辱，于1912年3月致内务部令称：“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他要求此后官厅人员用职务相称，民间则以“先生”、“君”相称。
据当时人回忆，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一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传达室不予通报，老人坚持不走，孙中山得知后，立即接见，握手相迎，但老人却三跪九叩，行起君臣之礼来。孙中山连忙将老人扶起，亲切地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说：“总统离职以后，就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时，孙中山又将他送出总统府。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此后，孙中山经常宣传“公仆”思想。1919年，他在《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1924年，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更将包括国家总统、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开）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公仆”一词生动、贴切地阐明了人民和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人民是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仆役，是为主人服务的。这就将历来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人”、“老爷”们拉到了地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颠倒。
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民主”，决不是只在口头上、法律上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而是要在事实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孙中山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又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人民来做皇帝。”
人民怎样才能“做皇帝”呢？孙中山主张，人民应该拥有“四大民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所谓“选举权”、“罢免权”，指的是人民对于各级官吏，可以公举，也可以“公罢”；所谓“创制权”、“复决权”，据孙中山说：“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孙中山认为，只有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权力，“民主”才能到位。他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力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近代西方国家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但是，又常常实行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例如，有性别、教育、财产、居住时间的限制等；又如，规定人民只能选举议员和部分地方官吏，而总统和上议院议员则采取间接选举制度等。还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指出：美利坚、法兰西，固然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又说：“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共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与此相应，会议通过的《政纲》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这里所说的“普通选举”与“普遍选举”同义。这些地方，说明孙中山准备废除对人民选举权利的任何限制，力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平民政权。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反对代议制，主张废除议会、议员，代之以“法官”和由法学家充任的“学官”。孙中山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民权”，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众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以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治，仿照瑞士模式，实行直接民权。在县以上，则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孙中山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使“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建立既有制衡机制又有 强大效率的“万能政府”
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易于产生腐败。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西方国家一般采取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统”的办法。孙中山研究了西方的经验之后，认为这种做法仍然有缺陷。他以20世纪初年的美国为例，说明当时的美国官吏一部分来自选举，一部分来自委任。来自选举，则口才好的人易于打动选民，而思想、学问高尚的人却可能拙于口才，因此，美国议院中常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来自委任，则委任官跟着大总统进退，总统换，自内阁以致邮政局长都换，因此，“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孙中山提出，继承中国古代的考选制，“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孙中山还提出，当时世界上的立宪国家，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易于生出弊病，例如美国的议会，就常常擅用纠察权，挟制行政机关。他主张，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样，孙中山就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又增加了考试、监察两权。孙中山称之为“五权宪法”。他认为，“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
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权，孙中山又称之为“政府权”。孙中山希望政府掌握了这五种权力之后，既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能够高效率地为人民谋利益，成为“万能政府”。
借鉴西方，超越西方
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他深入研究过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主张既借鉴西方，又超越西方。
中国古代，只有民主思想的某种萌芽，没有系统的现代民主思想。孙中山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他认为，欧美既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民权研究，又有一百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主张深入细致地研究“欧美的民权经验”，明确表示：“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一种制度，不可能有利无弊。西方民主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存在种种缺陷，实行过程中，更会出现种种流弊。20世纪初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有充分暴露，因此，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民主宪政的蓝图时，不能不考虑对它如何加以改进。1924年4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要驾乎欧美之上。”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又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也是他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孙中山研究过人类权力的发展历史，认为其途径是从神权到君权，从君权到民权，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而不能反抗它；反抗必然失败。他说：“我们顺着潮流做去，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孙中山一生屡经困顿和挫折，但是，他看准了潮流所向，百折不回，奋斗不懈。他不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而且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伟大实践者。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的许多部分都值得人们珍惜、总结、借鉴、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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