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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作者：●无 文
两年前，我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几位前共产党人的事写成论文，提交学术研讨会讨论，一家学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国内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原“中央非常委员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后应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之约，写出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稿，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
书中说的“西京兵变”，就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前共产党人”主要是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而被开除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服米夫、王明等的错误决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示对抗。对于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毛泽东在1969年4月“九大”期间还说，罗章龙“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这些人，后来或被捕牺牲，或被开除出党后沉沦下去，甚至当了叛徒。其中少数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虽处境艰难，仍不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寻找机会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军阀混战的后期，东北军正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处于国难家仇中的张学良，受世界革命新潮流的吸引，渴求了解革命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那些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党籍但仍胸怀抱负的一些人才，就成为张学良千金以市的对象。张将军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视为心腹，共谋重振东北军之大计。直至联络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们都是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员干将便是黎天才。
从中共要员到张学良的心腹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约1900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又名黎经天。受“五四”影响，黎天才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时，李曾参加罗章龙、史文彬等领导的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黎天才任游行副总指挥。此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五四”时的风云人物高君宇、何孟雄。
加入党组织后，黎天才主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与工运，并参加过学运、军运等，逐步显示出工作能力。1926年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李大钊避难苏联使馆期间，与外界的联系就倚靠黎天才奔走。其间，他还代理李大钊所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中共北方党组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北平市委改组，撤去黎天才市委书记职，指令他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在参加一次撒传单的活动中，黎遭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入狱后，组织营救的线索断了，还被同案人出卖，面对酷刑，他登报声明脱离政治，出狱转向。
黎天才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时就“为人有才干”（见未刊的《罗章龙自传》）。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得到李大钊的赞许，列入党内机密文件保存。此报告后来被北平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也很受张作霖的重视，所以当他出狱后，就被留在东北军中做事。张学良继其父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步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1931年春，“非常委员会”在北方的组织也遭到统治当局的进一步破坏，大批骨干被捕。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办共产党案的方便，暗中出力，先后释放了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等人。此间，还保护了被捕的原中共中央秘书潘文郁，并根据中共“北方特科”的意思，将潘引荐给了张学良，当伴读老师。
1933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他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做法日益不满。刚驻武汉，张学良就急召黎天才赴武汉组织机要处，吴雨铭、李希逸等也陆续赶来参与，逐渐成为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智囊人物。
这里提到的吴雨铭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在潘文郁身份暴露被南京方面逼死后，经黎天才推荐到张学良身边，继续随行讲座，向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内工农革命的实践经验。罗章龙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吴雨铭讲解时，又经常提到罗章龙的名字，因此，罗章龙这个人也就深深印在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晤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
1935年，红军经万里长征进入西北，蒋介石窥见红军有立足陕北的可能，有意要移张学良部去对付中共和红军，拟任命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度犹豫不决，不想受命。黎天才主张他接受此令，理由：“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接近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装，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见1949年8月稿《黎天才自传》）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史家称可与郭松龄相比，同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蒋介石也视黎天才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曾直接委任黎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氏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
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当面戏语戴笠，说他的特务系统对如此大事竟毫无察觉。张学良虽未点破这是谁的功劳，而心知肚明的戴笠，早默默地给黎天才记下了一笔账。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授意黎天才，要他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见《黎天才自传》）黎天才推荐了罗章龙。此前张学良曾专程往开封，去过河南大学，秘密造访在那里任教的罗章龙。以后黎天才、吴雨铭又安排了罗、张在西安秘密会晤。
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罗章龙，1896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共创建人之一，二至六届中央委员，长期领导工运。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领衔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在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先后遭破坏后，罗章龙转入教坛任职。全国解放前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晚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北京逝世。
罗章龙1933年曾被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营救出狱，当时国民党要人多次邀罗到南京政府供职，都被谢绝。罗龙章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开封拜访过他。这便是黎天才、吴雨铭等牵线搭桥的结果。
张学良去开封，当时的报纸有过记载。南京1936年4月25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开封24日电：“行营主任张学良二十三日上午由汉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二十四日晨九时离汴飞西安。”张学良去河南大学，校史上没有记载，其实是去拜访了罗章龙。
张学良初访罗章龙的情况，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记述。这次会面，双方都存默识，见面时省却一切繁文缛节，张直入主题，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见罗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彼此谈话涉及范围甚广，说到今后如何打开僵局，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等问题。会晤中，张还约请罗章龙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见罗80年代写《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
张学良再次会晤罗章龙，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是他两次赴西安期间。1936年春，张学良让黎天才请“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是暗示要黎接罗章龙来西安，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经过黎天才的安排，1936年4月，罗章龙借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之便，与张学良见了面。这年秋天，又经吴雨铭的联络，罗章龙再次秘密访问西安，时间大约在旧历七月间。罗章龙这次秘密赴西安，距上一次携学生来西安的时间并不久，但西安形势已渐趋紧张，张学良及东北军、还有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增。张与罗为什么选此时会晤，会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当事人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回忆。
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已迁西安，其余各院仍留驻北平。作为校长的张学良，对东大校址安排及办学方针是有考虑的。他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的想法已渐成熟，按“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的计划，就是要使东大成为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基地，以改造东北军，增强部队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仅远赴上海邀请杜重远出掌东北大学，且有意延揽四方人才。通过黎天才、吴雨铭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东大讲学，共作图谋，当然也是张学良的希望了。据罗章龙遗稿记载，张学良曾派其秘书吴雨铭，以西安方面代表的身份，频频与他接触，请罗在东北大学讲演，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也接受了邀请，言商得河南大学同意，准备秋后来“共起炉灶”。只因罗一度卧病不起，旋即西安形势骤变，“兵谏”事变爆发，罗未能成行，张、罗也从此永隔了。
除了邀请罗章龙参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张学良在同罗章龙的会晤中，还多次谈到对西北独立局面的设计与国际联络等核心大事。据罗章龙在《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一文，有简略的记载：张的谈话“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而且说“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施，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可见张学良对罗章龙的信任与尊重。
1936年间，西北局势日紧月紧，此时的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开发大西北寻求出路。其间，吴雨铭、李希逸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就是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
“两项计划”内容为：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这个设计中所说的“兵变”，并非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的“捉蒋”行动，也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它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危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根据总方案原则，他们还作出具体的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诸实施。如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动员舆论，在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尤其要“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以上引文与上同）罗章龙还接受了东北大学之聘，预定于九、十月间来西安共举大事。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确如罗章龙回忆写成的这些文字，另外，这一方案又是由何人上达张学良的，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求实。但据现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尚可寻到一些佐证的蛛丝马迹：
1936年4月9日夜间，张学良曾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在随后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会谈的情况时说，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迹象反蒋。张当时曾坦率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但蒋如降日，他（指张学良──引者注）决离开他”。（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但时隔仅半月，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参加肤施密谈的刘鼎会见结束后即回中共中央所在地，当他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身份返回洛川张副总司令行辕时，张学良立刻表明了自己与肤施会谈时不同的新的态度。刘鼎闻之大奇，第二天（4月27日）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中央详细报告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到5月2日，短短几天之内刘鼎三次发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也分别向中央发出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全部围绕张学良的大幅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几天内如此频传迭至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
史迹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对于如何经营西北的具体步骤，黎天才在《黎天才自传》中，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此后，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
就在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愤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伸向自己的身边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采取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的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不失最后机会，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泯诤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无理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准备接替张、杨之职，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自发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上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以上对话，均引自《黎天才自传》）
这次蒋介石与黎天才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在后来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早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之深，痛切诫斥之。……汉卿今日行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天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10时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见《黎天才自传》）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定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当时的政策”，（见《黎天才自传》）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西北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张、杨通电和八项救国主张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事变的当天，通电即向全国发出。如此明确的纲领，使西安事变之举，在政治上历史上立于不败。它果然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把金钥匙，事变的当事人、调停者都充分地启用了通电和八项主张的内容。不仅如此，通电和八项主张向世人宣告了西安事变所争的不仅在统一战线、民族独立，更在于政治自由、国家民主。此后，以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高潮，西安事变通电与八项主张之功是不可没的。
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以后的黎天才
据史料分析，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12月27日）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学良年谱》）电文之意说明张、黎之间必有约定，在张学良离开之后，黎也要“离陕”。不然，为何有“可勿离陕”之嘱呢。黎天才离陕将赴何处呢？据与黎天才同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李金洲回忆：“张副总司令离西安时，曾令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见台湾《传记文学》载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人员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发现情况有变，才有给黎天才的这份电文。张学良决心送蒋，此行吉凶难卜，事前曾与黎天才商定到南京后的联系方法，编定了亲译电码，各自秘藏在身。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以安全为名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灵机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据戴笠讲，黎天才被软禁的原因有二：“一、天才兄担任华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黎颇有暗中鼓励之嫌。”（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爆发，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辞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见《黎天才自传》）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见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责任编辑方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