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
作者：●洛 松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告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执行会长（现为第一会长）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十年耕耘的辛勤中，十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十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难忘的初创的日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0年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熟知萧克将军经历和秉性的同志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翌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当月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
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竟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老，萧老专注地听着，端祥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办公室的同志端来沏好的热茶（那是为招待萧老特意用七元一角钱买来的二两茶叶），大家围着萧老品茗畅谈。萧老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一位副社长前往萧老住所请示工作时，萧老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借用古人的话勉励我们
萧克老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
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同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他应邀为编辑、出版的《长征大事典》写序（载本刊1996年12月号）。他在《序》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时，不无讥讽地说：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老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探求真理身体力行
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他不管来头，不看风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军界学界传为美谈。（见《炎黄春秋》2000年5月号冯建辉文）
这里举另外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对陈独秀的研究。早在1981年8月，萧克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以上见本刊1994年6月号）
二是关于勇于承认错误以及重视记取失败的经验。1969年萧克同志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96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本刊特请萧老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萧老在笔记中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对于列宁文中这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萧老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我们读了萧老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谦逊中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作认真的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试举几例：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见《炎黄春秋》1996年12月号）
我们欣赏萧老这些语言的片断，与其说着眼于它的真理性，不如说是更敬慕萧老探求真理的精神，独立思考的态度。
常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萧老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确实是受益匪浅的。如果说《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其特色，有其成就的话，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感谢教我们这样做的老师——会长萧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