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7期

何功伟其人其事

作者:●于光远





  (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4月3日到5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1937年11—12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1941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李可对我讲起何功伟,引起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从太原到武汉,要我做“黄河以南”党的青年工作——主要是“民先”工作。到武汉后,我才知道在抗日战争之前,湖北的党组织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暂时不存在了。1937年8月,参加过这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的杨学诚,从沦陷后的北平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北,就以党的名义在武汉活动。9月党中央派郭树勋(后来一直用郭述申这个名字)前来正式建党。他到武汉后在汉口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我和杨学诚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同年11月在武汉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我被任命为省工委的农委委员。省农委书记是李华,委员只有我和何功伟两个人。农委成立后,李华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和何功伟都参加了。不久省工委就派我去荆州解决1935年10月二方面军长征后,未能随军出发的党员自动组织起来,在洪湖地区建立了一个“自发党”的事情。当这个“自发党”知道在武汉已经重新建立起湖北省委时,其中一个负责人就到武汉找到省委,要求承认他们、领导他们。省委就派我前去荆州。
  在我“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向省委汇报时,李华和何功伟都没有在场,因此我就没有再见到何功伟。而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去长江局工作,两人各奔东西,一直没有见面。回想起来我和何功伟同事一场,只因李华召开会议见过一次面——我与他相识的一面,也是与他诀别的一面。
  可是对这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听说他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还知道原先和他结为夫妻的许云,后来成为郭述申的妻子。1938年我在武汉时认识许云,那时她不叫许云,叫许宝珍。全国解放后,郭述申和她住在北京红霞公寓,前些年我去过他们家多次,可是一次也没有谈到何功伟。直到这次我和李可一起旅行才意外地了解他的感人的事迹。
  我们去的赤壁市是湖北咸宁地区属下的一个县级市。何功伟是咸宁人,我们在赤壁的时候,咸宁市的樊副市长还到赤壁市同我见过一面。在一次用餐时我想到李锐有一个建议:希望在咸宁市有一所中学命名为功伟中学。我对赤壁的同志说,现在李锐没有在这里,我代他提出这个建议,我也希望你们代我向咸宁市委和市政府反映这个建议,并希望咸宁市把考虑的结果告诉我们。
  最近李可又送来从“三何堂”、“何氏宗谱”中复印的“功伟烈士长卷”,包括“题词”、“生平”、“遗作”三个部分。原来我对何功伟的生平不那么了解,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就清楚了。特别看了他写给父亲的两封遗书,我和李锐有同感。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前夕,读到我的同龄人、同事何功伟的生平和遗作真是感慨万千。
  下面我想从何氏宗谱何功伟烈士专卷中的第二、第三部分中抄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何功伟光辉的一生
  
  何功伟,字超寰,又名何伟、何斌、何彬,笔名丰烈。1915年出生,6岁入私塾读书。1926年至1927年先后就读于咸宁县高等小学、武昌阅马场第四小学,1930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为抗议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他组织同学参加抗敌后援会。1933年以全省会考第一名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参加读书会,研读马列著作。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他首先发起并联络武汉三镇50多所学校学生,成立武汉中等学校北上抗日救国联合会,任常务干事。
  是年12月20日,武昌各校二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他任总纠察。游行示威时,“学联”主席、国民党复兴社骨干临阵脱逃,众多学生气馁散去,他挺身而出高呼“不要三分钟热度”、“不要一盘散沙”等口号,遂使散去学生重聚,顶风冒寒卧断武昌长街,通宵达旦,商民为之感动。因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阻止武汉三镇学生汇集汉口,他于次日率学生代表去省府找秘书长芦铸和教育厅长程其保谈判,迫使当局同意启航,他们渡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他在省立高级中学发起组织“反内战救国会”,并在武昌司门口和汉阳钟家村等处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因受当局通缉而离汉去沪。不久,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作,任常委。“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1937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这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他奉命率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一百余人到武汉,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次年2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着手恢复、组建各级党组织,举办工人夜校,组织罢工斗争,向延安输送一批优秀分子,壮大革命力量。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被选为省委委员。7月,奉派回咸宁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家乡中田小学组建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中共鄂南特委任书记。10月,日军侵占湖北广大地区,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按照省委预先指示,派人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边区特委接上关系,改鄂南特委为通山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湘鄂赣边区特委委员。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何功伟在何功国的协助下动员其族叔——咸宁地方名绅何寰桢出面组成拥有三百余人枪的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建立挂榜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鄂南敌后武装抗日第一枪。不久,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制造磨擦事件,杀害大队长何寰桢,唆使部分中、小队人员交枪叛变。在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基本解体的情况下,他愈挫愈坚,奔赴鄂南各县,重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武昌、鄂城交界的梁子湖地区分别组成“樊湖大队”“梁湖第二大队”,计1200人枪。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领导通山中心县委的中共湘鄂赣特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惨遭杀害,各地亦掀起反共热浪。为了保存革命骨干,他将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向大别山地区转移,自己长途跋涉奔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并写出《鄂南工作情况报告》。9月,受南方局派遣到宜昌,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次年1月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结婚。2月,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主持拟订革命气节教育提纲,纠正革命队伍中的“左”、“右”两种倾向,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6月,日军攻陷宜昌,湘鄂西区党委迁移恩施后改称中共鄂西特委,何任特委书记。因湖北大部地区沦陷,他实际担负的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他离开恩施,调任湘、鄂、黔、川特委书记。他身处险境临危不惧,想方设法安排各县的中共领导骨干撤退隐蔽,并亲自照料正在生产住院的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故迟迟未能赴任。由于特委秘书郑建安叛变告密,何功伟于1月20日被捕入狱,刘惠馨也于同日被捕。在狱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苗培成,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和湖北省三青团书记长等轮番劝降,诱以要职,均不为所动,并在谷仓(地牢)前与之公开辩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日和残害抗日青年的阴谋活动。他还在狱中创作《汩罗怨》、《狱中歌声》、《奴隶恋歌》等歌词并吟咏高唱,用以激励战友坚持斗争。
  何功伟从狱中函告父亲:“……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决不可动,此志决不可摇。”信被狱方截获后,转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阅后,惊叹“人才!人才!人才难得!”陈拟“以情动之”,令驻藕池之国民党军队派枪兵两人,将其父亲“护送”恩施,劝子“转向”。其父亲被迫反复探监十余次,他志如磐石,坚定不移。并以“……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手书与父亲诀别,劝父还乡。陈诚无奈,在信中批言“真伟大也!”下令将其杀害。
  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先后被单独囚禁於地牢、苕窖和谷仓。在谷仓中曾绝食三天,要求“开窗透光,读书学习,每天倒一次马桶”。狱方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此后,虽经频繁审讯乃至面对火红铁链而泰然自若,坚贞不屈。1941年11月17日清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令特务将他押至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上秘密杀害。临刑时特务喝令跪下,他微笑道:“共产党人是不会跪下的。”在阵阵排枪声中,何功伟猝然倒地,时年26岁。
  (三)几封极其感人的在狱中写的遗书
  (1)1941年2月9日给父亲
  儿不孝,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近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在不远。不幸党派磨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儿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汩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儿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谚云:“知子莫如父。”大人爱儿最切,知儿亦最深,曩年两广事变发生之日,正敌人增兵华北之时,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亡餐,为当局所不谅。大人常戒儿明哲保身,儿激于义愤,以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始终未遵严命。大人失望之余,曾向诸亲友叹曰:“此儿大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一人肩上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而苟全身家性命?儿丹心耿耿,大人必烛照无遗。若大人果应召来施,天寒路远,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以去。徒劳往返,于事奚益?大人年逾半百,又何以堪此?是徒令儿心碎,而益增儿不孝之罪而已。
  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弟弱,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己。惟恳大人移所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几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且也民族危机,固极严重,然在强敌深入国土之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外于抗战营垒;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能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无疑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不孝儿功伟狱中跪禀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2)1941年4月19日给父亲(二)
  儿元月二十系狱,于今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而本月八日大人来施探狱之后,始痛觉不孝之罪深重,实内疚于神明,意夺心折,度日如年。夜间梦魂不安,每发为痛楚之呻吟。看守者闻之,尝将儿唤醒。午夜梦回,百感交集。设忧愁果能伤人,儿恐不待斧钺加身而后死也。十四日晨,大人送来肉食,食之不能下咽,下午始勉强食之,而又不能消化,遂致腹泻。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儿幼年失恃,倍觉父爱之慈祥者乎?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人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案决之后,恳大人携被褥以俱来,与儿同居数日,少伸骨肉之情,此番生离,或即死别。设竟于此时坐失一面之缘,儿将更不胜其终天之恨矣!
  儿功伟跪禀
  三十年四月九日
  (前禀被主席取去,未蒙大人俯阅,谨再另纸录呈)
  注:“主席”指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
  (3)1941年6月给许云
  在临刑前我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的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一九四一年六月
  (4)〖写信时间缺〗给许云
  ……生儿育女是人生的内容的一部分,鉴于你这次难产,我自责对孩子的出生没有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一切辛劳由你先承担着吧!
  虽然我的身体不太健康,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
  天冷衣单,代小刘募集的棉衣请快设法寄来,因为她生产特别需要。此地气候恶劣(指政治气候——许云注),重庆山地亦恐相差不远,愿珍重……
  (5)〖题这几个字的时间不明〗给妹何惠文
  吃自己饭,流自己汗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宗,
  算不了好汉。
  (责任编辑 方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