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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陶艺大师刘传
作者：●全东辉
2000年10月16日，南国佛山刚刚入秋，但石湾陶艺界已经笼罩在一片阴凉悲切的气氛中。这一天傍晚，一代陶艺宗师——刘传安祥地合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心爱的工作间，作别了数以千计的心血杰作。陶艺星空最耀眼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豪放的湾溪与情绵的红土山岗紧紧环抱着一块朴美的灵土，它，就是被称为南国陶都的石湾。1916年，刘传出生于石湾一个贫苦家庭。这位技艺精湛、出神入化的陶艺大师，其艺术起点却是以“窥师”学艺而成的。原因是旧石湾“手作行”师傅常常存在“惟恐徒弟将来打死师傅下山”的心理，所以他们不随便教徒，手艺不轻易外传。
12岁就当童工的刘传，“窥师”很高明，每逢师傅在搞创作时，他便经常利用拿东西或给师傅倒水的机会，留连于师傅的身旁，目光每触及关键之处，便深深刻于脑海里。日子久了，便造就了刘传过目不忘的本领。本领在累积中成熟，具有执着追求的刘传在20岁时便开创了自己的艺术天地，其处女作《张飞》形神兼备，一鸣惊人，引起了陶艺界的广泛注意。从此，刘传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巅峰期。
解放初期，石湾陶艺生产已奄奄一息，当时的副省长兼广州市长朱光十分重视石湾陶瓷艺术的恢复和发展，亲临刘传住所请其出山。朱光的礼贤下士使胸怀拳拳报国之心的刘传欣然领命。
出山后的刘传始终坚持深入社会生活，他经常到街角、庙前、路口、渡头等热闹场所，细察诸色人等，领略现实的人生百态。刘传在创作其代表作《弃官寻母》时，他发现在其祖居附近有位老妇人的形象很特别。他接近她，仔细地观察，还了解到她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真有作品中老母亲的形象。后来他把这些特点成功地运用到作品中去：她弯腰驼背，颈椎无力，头颅下塌，那对布满艰辛磨难而深深陷入的眼睛，凝望着儿子，想讲话的无牙嘴形，似有无限苦水倾诉，无力的双手，对悲喜交加、跪在面前的儿子作欲拉之状。另外在母子关系处理中，刘传把自己的形象也进入了作品的角色，孝子历尽千辛万苦，才寻到母亲而扑倒在母亲膝下的那种情景，那悲喜交集的激情，正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他们两人头靠得这样近，一个要细细端详爱子，一个似要大声唤娘亲，母子亲情之浓，感人至深。
真是基础，善是灵魂，美是境界。刘传作品中总能引起欣赏者共鸣的是他真诚地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市民阶层的人生感悟与岭南的故乡情怀。有一次，一位友人去拜访刘传，谈到兴奋时，刘传转身拿出一件《铁拐李醉酒》来，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刘传指着枕着葫芦初睡的铁拐李，说：“如果我把铁拐李塑成烂醉后昏昏入睡的酒鬼，这还有什么美可言呢？”刘传又说：“由于陶塑题材多半已经家喻户晓，所以情节的赞扬和处理，至关重要的是关乎艺术的节奏。比方说，如果塑武松，塑出来的打死老虎，打死蒋门神，或者打死了西门庆，那艺术节奏便是个休止符，就会应验了一句观众的俗话：杀了大花面戏就没看头了。于是我塑造的武松，就选取了武松已醉老虎未出之时，或蒋门神伏地求饶尚未挨打之际。这时候，可以叫做发展着的高潮，令人产生连绵的想像，可以得到较满足的美感享受。因此我有两句安排情节的口诀：宜藏不宜露，宜起不宜止。”
50年代末，《美术》杂志选登了一张陶塑作品的照片《苏东坡》，引起了首都雕塑家的广泛兴趣。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陶塑虽小，而气魄宏大，但一时竟不知出自哪位大家之手。人们猜了又猜，查了又查，最后查出作者是刘传。接着，中央美术学院就派一个教授跟刘传一起工作，随后又请刘传上北京讲学。当时院长吴作人及各系师生都踊跃前来听课，座无虚席。刘传在中央美术学院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讲述：“搞陶塑工作，不是忠实于物象的抄摹，而是面对着物象的提取，只有丰富的人物形象积累，加上有满腔的创作情感融化在所塑造的作品中去，才能产生深厚的共鸣。感情越丰富，艺术形象越传神，作品就越有生命力。”
在“大跃进”年月，石湾美术陶瓷厂负责人为了坚决贯彻所谓“多、快、好、省”的“伟大”决策，竟然违背生产规律把烧窑的时间缩短至四个小时，造成里生外熟或爆裂。厂里应客户要求烧制一批“大灯笼”花瓶，但所有的花瓶烧出来后悉数爆裂。负责人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找到调离的刘传：“客户已经落了订单，催得很急，这一次就看你了。”刘传二话不说就投入了工作，亲自挑选釉料，掌握火候。在他的指导下，一批批精美的花瓶如期交到了客户的手上。
十年“文革”期间，许多老一辈艺术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无情的折磨。刘传也不例外。1966年，刘传正在北京，率领一班弟子研制大型陶塑《书竹院》。有一天，一封加急电报忽然送到刘传的手上，要他火速回厂。刘传不知发生什么事，急急返到厂里，无数写着“打倒刘传”的大字报赫然映入眼帘，人们神情冷漠看着他，刘传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容不得他分辩，就有人把他关押了起来。第二天，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上门“抄”刘传的家，一辆大卡车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光，甚至连一块床板、一张小桌子都没有留下。同时，刘传的工资也由全佛山最高的240元降至30元。患有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身体向来虚弱的刘传受此重大打击，禁不住口吐鲜血，几欲昏倒。
刘传被迫在烈日下赤脚在沥青路上“游街”，脚都被烫起泡……最令刘传难以忍受的是，此后他被下放车间实行劳动改造，不允许搞创作。刘传的妻儿也连带遭殃，当时几个孩子最大的只有十来岁，最小的只有四岁，因为交不起学费相继辍学，没有床，晚上睡在地板上，没钱买菜，吃盐水泡饭。有时连饭都没有。妻子陈少英苦苦支撑着这个家，拖着瘦弱的身躯四处找工作，帮人照看小孩，到钢铁厂搬石头……什么活都干，但一个月到头来也只挣到一点微薄的收入。可是有关部门罚她清扫街道，天未亮就要打扫，一天要打扫好几次。陈少英默默地承受，把眼泪往肚里咽。由于刘传不愿意挂着“黑七类”的木牌坐公共汽车去上班，陈少英就坚持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煮早餐给刘传吃，然后步行五、六公里送刘传去石湾美术陶瓷厂。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刘传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尽管他当时已经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但他不甘心，叫儿子们上山岗去捡些泥土回来，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研究，尽管不可能产生成品，却使自己的创作持续不断。
1976年，刘传恢复了人身自由，他很快就创作了一件栩栩如生的作品《孙悟空大闹天宫》——只见太上老君狼狈地跌倒在地，一只手惶恐地扶着摇摇欲坠的炼丹炉，孙悟空手拿金箍棒，轻盈地站在炉口边上，神情轻蔑地看着曾把他关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太上老君，仿佛在说：“我该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刘传那种解放的激情。在粉碎“四人帮”后，刘传塑造了一个《捉鬼钟馗》。钟馗坚定豪迈、一声呼喝勇往直前……更是体现了他和人民群众的心声。
“文革”后，刘传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铁拐李醉酒》、《陶渊明》、《李时珍》、《屈原》、《虬髯公》、《布袋山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相继问世，刘传的声名远播海外。一位在日本被誉为“国宝”的陶瓷大师加腾唐九郎，对刘传的作品赞叹不已。加腾唐九郎曾经两次访华，每次均要专程到佛山拜访刘传。他竖起大拇指对刘传说：“你真了不起！”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库涅夫在北京看到刘传的作品，拜访他时说：“我走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未见过这样小的雕塑能将人物性格刻画得这么到家！”
在当代陶塑艺人中，刘传是独一无二的制陶全才。有的艺人只懂创作，不会烧制，有的会烧制但不懂创作，而刘传则熟练掌握选料、练泥、晒胚、配釉、上釉及装窑烧制等一整套制陶技术。因此，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在专心创作的同时，刘传不断指导生产，培训工人，把技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一代新人。
这些年来，海内外不少富商名贾出重金欲购刘传的作品。有一次，一个香港商人出价100万港币买《布袋山人》。大师不为所动，他说：“作品就像我的孩子，哪有父母卖出自己的孩子的呢？”然而，当有人请刘传为公益事业捐助时，大师每次都慷慨“解囊”，毫不吝啬。某年佛山聋哑学校要建新校舍，刘传捐了《李白醉酒》、《读书公》等两件作品。有一次，民盟佛山市委要筹建光明职校，需要筹集建校资金，大师二话不说，拿出两件珍品，以助一臂之力。前两年，澳门美术家协会因迁址，要筹备经费，希望省港澳美术界知名人士捐献作品，大师捐出名作《虬髯公》。在后来的竞价会上，这件作品经过激烈的竞投，最终被赌王何鸿 以60万港币买得，何鸿得偿所愿地说：“我终于拥有了刘传大师的作品……”
刘传对陶艺的钟情和酷爱，一生都没有变，在他临终前十几天，他还在精心修改《武松醉卧景阳岗》。作品大功告成的时候，他深情地对一旁的妻子陈少英说：“几十年来你跟我在一起受了不少苦，真难为你了。”陈少英也动情地凝视着丈夫清癯的脸庞，眼睛湿润了。刘传指着《武松醉卧景阳岗》说：“这件作品我很满意，如果你喜欢，我就刻上你的名字。”妻子幸福地点点头。刘传于是在作品上认真地刻下“贤妻陈少英惠存”几个字。
（责任编辑 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