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4期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作者：●安振英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1961年6月20日，在中共河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纠正“五风”、“不能掠夺农民”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重要指示后，我作为省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干部，怀着痛定思痛和对党负责的态度，鼓足勇气，于6月27日给省监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写信，批评了省委的“瞎指挥风”；对省委一位负责同志于1959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宁可‘盲从’也要坚决执行”，提出质疑，认为用“盲从”欠妥。
　　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中，林彪作为副统帅，大讲“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那封反对讲“盲从”的信，被抛了出来，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还株连了省监委的领导同志。
　　在政治高压之下，我违心地作了检查。检查归检查，思想不通又讲不出道理来，那才不是滋味呢。
　　这些年来，我开始读《炎黄春秋》。她刊载的许多文章，为我解惑释疑，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尤其是她的“沉思录”中的文章，如1999年第7期刊登的冯建辉《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等文章，使我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发展及其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在我看到柯庆施早在成都会议上便讲过：“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它不禁使我想到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些制造现代迷信的人的话，多么相似乃尔！
　　我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我的组织性、纪律性，在1956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每当思想跟不上的时候，就从自己“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上找原因，从行动上能否紧跟上找差距；却没有能力面对不解的问题，问一问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解放思想，我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逐步增强，所以对过去接触过的理论是非，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很感兴趣，这正是我和我这个年龄段有过相似经历的读者，特别喜爱《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