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3期
追忆胡绳同志
作者：●马仲扬
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的秘书从上海突然打来电话告我：“胡绳同志于今日8点10分逝世！”遽失良师，令我悲痛不已。
11月11日，我乘飞机到上海，参加12日举行的告别仪式。当“沉痛悼念胡绳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映入眼帘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随着排列得很长很长的胡绳的老友和新友，步入告别室，在哀乐声中，我听到了人们的抽泣。胡绳同志安祥地卧在翠柏丛中，我凝视这位对理论事业鞠躬尽瘁的无畏战士，向他致最后的敬礼。
胡绳与我第一次相见，是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重庆，现在算来已经6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胡绳经东江游击区辗转返回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兼任《新华日报》编委，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我当时在读书出版社门市部工作，南方局青委刘光交给我的任务是联络职业青年。我也经常去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联系。
在那种矛盾复杂交错的危险局势下，地下工作者的生死难以预测。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中统、军统特务横行，对共产党员或明打或暗杀。出入红岩村、周公馆、《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的人，常常被特务盯梢。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反对法西斯又坚决抗日的民主革命派，有开明的中间派，有各据一方的实力派等。那时既然国共合作，国民党顽固派也不能不受到国内和海外的某些条件的制约。
文化战线上的特点是，明暗都付之于书刊和新闻，谁也不好越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当时我们党提出：除了汉奸以外，都是争取团结的对象，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精细准确，分寸得当，耐心说服，不能以势压人。在理论方面，既坚持原则，又态度温和。据我所知，胡绳在这些方面是出色的典型，人们公认他是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士，又是广大青年亲切敬服的导师。他不仅在国统区是这样，在建国后的50多年仍然是这样。所以新华社对他逝世的报道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闻名于国统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对三家领导人经常面示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平时联系三家的是文委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三家逐步合为三联书店，总店先由重庆迁上海，后又迁香港。胡绳曾任生活书店期刊编辑、主编、直到总编辑。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后，他又是三联书店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我出席在上海的告别仪式，看到了方学武、岳中俊、丁之翔等不少老一辈“三联人”，不由忆起与胡绳在白色恐怖中共同战斗的岁月。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疯狂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首当其冲。韬奋愤怒辞去国民参政员，秘密离开重庆，胡绳名为伴行实为护送，先到达贵阳后分途转达香港。当南方局指令大批文化人撤离香港时，长途跋涉，陪同韬奋生活和活动的，仍然是胡绳。我读过胡绳写的有关韬奋的所有文章，文字虽有长有短，共同特色是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着重对韬奋思想的分析，既是韬奋人生之旅的真实记录，又是韬奋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1948年，胡绳离港转奔解放区，在西柏坡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9月，他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成员，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建国以后，胡绳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和当时最受青年和干部欢迎的《学习》杂志社主编。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与胡绳相识或不相识，凡受过他直接或间接教益的，对他都会终生难忘。
我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那一段。自参加读书出版社起，业余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习。那时大环境险恶，小环境却很自如。时间靠挤，学什么靠自选，读书出版社的领导都是鼓励和支持的。
我通过胡绳的通俗哲学著作，学习世界观方法论。胡绳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青少年的思想问题，语言生动，资料翔实，使哲学从迷惘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魅力的亲切读物。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就曾经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成了我难忘的入门著作。他不仅从著作中诱导，也在行动上示范，我目睹他在红岩村和读书出版社之间的奔波，也看到他胸怀豁达，笑迎战斗的活力。我称他为启蒙老师，是发自心声的真实话。
1952年，我从中南新闻出版局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干部班（9班）学习，并当了三年的学习委员。胡绳任马列学院一部主任，我们主要课程之一的中国近代史，由他讲授，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就来自这次讲课的讲义。
胡绳同志从我的启蒙老师变成课堂面授的教授，内容则由哲学变成历史。我每向胡绳反映学员对讲授提问和意见时，就见他房间里有几位辅导员在场（那时不称助教）。我称他老师，他却向在场的人介绍是“老相识”。他对我的反映静静地听，有时还要记下来，以便及时解答。
他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他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结论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对学员一向是亲切的平等的，从不居高临下，他不搞教训人的一言堂，即使有不对的意见，也是启发学员自己讨论解决。目的就是让学员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1955年，我在马列学院毕业后，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地址在西郊万寿路。
政治研究室是毛主席倡议重建的单位，延安时期曾有过政治研究室，撤离延安时就解散了。当时到马列学院去选调人的同志曾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拟着重研究理论，并亲自带领省委书记共同研究。调一些青年来作为助手，帮助书记查查资料。大家当然很高兴。
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下设哲学、经济、历史、党史、党建等若干组，还有图书资料等部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胡绳和田家英。
在办公楼里还专设了毛主席、陈伯达、康生的办公室。毛主席始终没有来过，也很少看到陈伯达来，倒是在政研室不任职务的康生经常来。他来干什么，同谁联系，我都不知道。刚来时就向我们传达了一条纪律：在中央机关工作，不关自己的事不许乱打听，就研究自己的业务。
我分在哲学组，由胡绳分管，党的小组，胡绳参加，我是党小组的组长，胡绳和其他党员一样按规定过组织生活会，若有事就事先请假。胡绳曾问我在马列学院过组织生活的情况。我说：我们一个支部60多人，我是学习委员，主要任务是学习，交流学习体会是自由讨论。他说：我们整个机关，还没有你们那个支部的人多，机关新建，前几年主要任务也是学习，要有连续性。
从此以后，我在业务上由胡绳领导，又在一个党的小组过组织生活，接触、交谈就多起来，我一再向他说，我基础太差，哲学没有系统学过，欧洲哲学和我国古代哲学都不大懂，我们组的10多人，有的比我强。他鼓励我：我们都曾经受过磨难的考验，只要发奋，把搞地下工作的那股劲头拿出来，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胡绳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治学严谨，勤奋笔耕，平易可亲，以理服人，清廉朴素。他虽然当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人称他什么官衔，他是具有学者风度的楷模，也是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据我所知，政治研究室一些新人的作品，好多都是经他修改推荐给报刊发表的。
1958年《红旗》创刊之后，政治研究室迁入沙滩五四大院，与《红旗》合署办公，陈伯达、胡绳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副总编，政治研究室原领导未动，同中宣部同院同楼，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政研室下边的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化，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还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为“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党史党建组由田家英分管。1958年秋起，我负责“思想界动态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领导反映思想理论界的新的动向，编辑内刊《思想界动态》，其资料来源是大量的报刊和书籍，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我和丁伟志是会议的司仪，介绍会议的主题或代读重要的文件，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这个内刊是由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轮流编辑，送胡绳签发付印。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的是经胡绳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给《思想界动态组》的20来位同志分头查阅《列宁全集》，摘出大量卡片。胡绳告诉我：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生动活泼，引人喜读，不要枯燥乏味，时间较急，务必抓紧。为此，我特请了姚锡华同志与我共同编选。我们紧张地、精力集中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述在代表团赴苏之际赶了出来。先在《动态》上发表，胡绳很满意，很快地得到了毛主席批示，全文在《红旗》发表。人民出版社出书时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署名为“郑言实”。
这一段的工作，对我以后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记得有一次要我查“山穷水尽疑无路”出自何经何典，说毛主席要这个材料。我发动了动态组的近20位同志，访问了许多文艺单位，还探询了何其芳主管的文学研究所，都无准确的答复。后来我去绍兴酒厂调查，对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作了一番实地考证。陆游是绍兴人，绍兴酒的水源是鉴湖，那一带的确是山水相间，觅路很难，所以陆游才写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那时，估计可能误传而出。但我仍没有找出“山穷水尽”的原始来历，至今每看有人用“山穷水尽疑无路”，都感到内疚。
1964年中央决定以政治研究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任院长，胡绳任副院长，我负责哲学组，党小组长是丁伟志。从全国各综合大学中选调了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另从中央党校和写作班子中调了一批骨干。人到齐，就到农村搞“四清”，接着又到工厂搞“四清”，“四清”未了，“文革”就起来了。胡绳未到研究院就被批斗了。从此，我与胡绳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可是师生之情没有断，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相识60年，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他的面容总是呈现青春活力，高兴起来谈笑风生，平静下来不是分析情况，就是议论理论。我们都喜欢游泳，时常在游泳池里谈健身，他说我游的好，我说不过快一点。他自患重病起，就少游和不游了。我到医院和他家中去探望他，我总对他的病愈满怀信心，还曾向他推荐过一位老中医。现在看，我的预想落空了。
当我写这篇稿子时，心情是沉痛的。从上海到北京，写写停停，仍在迟迟进行。初稿放下后，我听说了关于不久前胡绳在南方出游的故事，又看了胡绳的孙女胡云珠写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补充的必要。
一，胡绳带病出游，是外出调查，特别到他熟悉的地方，他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以便作纵的历史比较和横的差距比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他思考的理论问题，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新意，实际上是探索、是创新，根据是正在步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他的调查，出于结合具体实际和时代的需要。
二，今年春节，我曾与胡绳留影，但胶片冲洗出来，前几张全是空白，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我发现要补时，他已外出，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看了小云珠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使我感到惊奇，文中说到祖孙二人在书房里背诗测试的故事。胡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选》上册，告诉她：你随便抽一句，我对下句，云珠说一句，胡绳对一句，结果，无论抽到哪里，他都对到那里，甚至页码胡绳都说得出，云珠问爷爷为什么这样熟？回答说：在干校一边打扫厕所，一边读唐诗，这是当‘臭老九’的“成绩”。
我惊奇的是胡绳偌大的年纪，记忆力不衰，智力不减，若他能增寿的话，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洛 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