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1期
哲人其萎勋业长存
作者：郑 惠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十多年来,从他的作品中受到教益的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不可胜数。我想,无论识与不识,许多人都会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惋惜。鲁迅曾有文章纪念章太炎,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去章太炎处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是将章太炎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影响分开来评价的。但胡绳不是这种情况,胡绳作为学者的业绩与作为革命家的业绩结合得十分紧密。他自己说过,“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胡绳毕生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成为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主要部分。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想扼要地介绍胡绳一生的思想理论成就,虽然还不很完全,但也可以看出,胡绳同志和他的这些成就宛如一座丰碑,将长久地留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
两篇少年述志的作品
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市。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名城。明清两代在这里产生的状元宰相之多在全国各府州中遥遥领先。胡绳少年时读书的苏州中学也是久负盛名,人才辈出。校友中现在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多达三十余位,这在全国众多中等学校中恐怕也是罕见的。胡绳与这些英才同属好学深思之士。不过他的专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读书的禀悟力高,记忆力强;既能写诗,又能为文;既爱好天文地理,又爱好哲学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上高中,严重的民族危机给这个少年学子以深深的震撼。1932年他写了一首自由体的长诗,描绘他傍晚进城时看到河边夕阳无可挽回地落下去的情景,同时期待着又一天的清晨推出一轮红日,又来了温暖,来了光明。诗的最后说:“你不息的伟大的精灵啊,将得到永生!”他以太阳作象征,抒发了自己对故国衰落的悲怆和对它再度崛起的渴望,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关怀。另外有一篇寓言式的短文《眼镜的故事》,发表在一家报纸上。此文以第一人称叙说,我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戴上后将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又重到店里要求退货,店伙计问是不是配得不合适。我回答说不是,正是因为戴了它过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人类的一切。于是店伙计以一个哲学家的样子说了一通有深意的话,说不戴眼镜固然看不到人类的丑恶,但也看不到人类的美善。你还不如戴上这副眼镜,拿你看到的美善去改正那看到的丑恶吧。这篇短文是要表明胡绳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之后,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唯一科学的工具。总起来看,两篇作品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少年胡绳立下的远大志向,即要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初初上阵时的身手不凡
胡绳于1935年下半年自动放弃大学生活到上海参加革命。那时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上海的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下,逐步觉察到这条“左”倾路线的错误,并努力在斗争中摆脱它们的束缚,探索和开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胡绳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也在这种开辟新局面的努力中注意清除“左”的影响,寻求正确的道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刻苦摸索,他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深意,并结合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大力进行宣传。
1937年3月胡绳发表了《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包括他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作了公正的评价,并且提出,在当前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学,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化人士的声音。这是与王明“左”倾路线强调排斥中间力量的意见截然相反的。与此同时,胡绳还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一文,针对文化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另一种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当时有人写文章认为,既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就不必再有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胡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个批评意见接触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久之后出现的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胡绳这两篇文章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作了完整的正确的阐述,既反对了“左”的倾向,又批评了右的倾向。这个年轻文化战士初初上阵就显示了他的身手不凡。
充分说理的思想批判
抗战中期,胡绳在重庆参加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时,看到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有的是从中国古代搬来的超然于是非人我以外的道家思想,有的是从西方贩来的新黑格尔学派的神秘主义,有的是在讲述历史中歌颂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政治。这些思潮对于启发人民觉悟、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利的。胡绳写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批评代表这些思潮的著名学者冯友兰、贺麟、钱穆等的几本著作。这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几位饱学之士的挑战。此外,胡绳还写了《论诚》,批判蒋介石宣扬的充满法西斯思想的力行哲学,写了《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批判西方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中国战国策派。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精神,坚持思想的自由发展,坚持合理的思考,从这里面培植我们的远大的理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一切盲从和独断,打碎一切反理性主义!”
胡绳后来回顾这批文章的写作时说:“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这批文章“总的说来,贯串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它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的锐利锋芒,同时又是充分说理的。学术大师钱钟书读过这些文章后引用禅家公案“有理不在声高”的话加以赞许。有的台湾学者对其中批评钱穆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并将它们复印了在朋友中传阅。这都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
成系列的理论通俗读物
在抗战前两三年的革命文化活动中,以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为代表,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胡绳认为这是文化运动与人民大众相联系的重要进步,并积极投入到这个实现理论通俗化的作者行列中。1937年他出版第一本哲学小册子《新哲学的人生观》,同年还写了《哲学漫谈》,1938年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写了《思想方法》,1948年写了《怎样搞通思想方法》。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哲学通俗读物的系列。此外还写了《二千年间》、《中国问题讲话》(1945年)、《孙中山奋斗小史》(1948年)等论述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前人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结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行再创造,有许多新意。他的几本哲学通俗读物,在写法上注重用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用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来作说明,与同类读物中那些用生活琐事作比喻的比较起来,要高出一筹。他的《二千年间》不是沿袭一般历史书按朝代顺序的编年体写法,而是将中国二千年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分成若干重要问题如专制皇帝、官僚制度、土地制度、军事制度、民族问题等等进行纵向剖析,在写作体例上别创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读物都写得深入浅出,清晰好读,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所喜爱。
引人入胜的史书和时评
胡绳从3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193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以后陆续写了一批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在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前夕,1947年他在香港只用半年时间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于翌年在当地出版。这部著作不是一般地叙述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治的一件件事实,而是着重分析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怎样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中得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曾经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等等。通过这种研究,胡绳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八十多年间封建统治者、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书在生动地讲述这种复杂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主题,即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部书以其独到的史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以及脉络清晰、富于文采而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中外史家的长久推崇。毛泽东在1949年8月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著名论文中,谈到讨论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胡绳这部论述近代中国外国列强的政治关系的历史专著很好地适应了这种需要,被誉为有很高学术价值又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力作。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胡绳还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写过许多时事政治评论。《胡绳全书》中没有收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收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这类文章。他说对后一时期的这类文章有偏爱,那时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很大。“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1946年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如柯灵、唐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主编的《文萃》,后来香港的《群众》等,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时评。而这些时评都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感想式的,而是有重点论题、有具体分析的数千字的文章。那时各阶层群众都十分关心并迫切想要了解时局的变化,因而这种时评受到特别的欢迎。
总之,胡绳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中,不畏国民党的反动政治高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表现出一个党所培养的年轻文化战士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党性和锐气。40年代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自己的写作方向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因而很自然地迸发出全部精力用于这一艰苦的思想劳作之中。他从17岁到30岁的十多年间,写作的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历史学术专著等等,数量多达一百几十万字,质量也很高。这些作品中的名篇都曾多次印行,销路很广,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如《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六七年间印行了六十多万册,日译本由东京三一书房出版,先后印行约二十万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四年间出过七版,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日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许多青年是从这类作品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至投奔革命的。
建国以后,胡绳担负党和政府许多部门的领导重任,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一个“写作专业户”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参加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他在思想上愈来愈感到困惑,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现行的潮流发生抵牾实质上,就是他不能适应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成为他在这一时期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较之建国前大为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为顺应当时的潮流,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不过,在《胡绳全书》第二卷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针砭时弊、观点正确的文章。其中在他指导和参与下由一些青年写作并用“施东向”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思想文化评论就是例证。这些文章论述了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认真读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好文章等等问题。它们所倡导的精神是与那时的唯意志论、形式主义、浮夸造假、不读书不务实的潮流相对立的。从中可以看到胡绳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头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