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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青少年时代的人和事
作者：□ 张光正
自1982年《城南旧事》电影放映以来，台湾老作家林海音的名子在内地几乎家喻户晓。林海音之父林焕文和我父亲张我军，都是七、八十年前定居老北京的第一代台湾人。海音之母黄爱珍与我父是台北板桥乡亲，据说爱珍女士在15岁嫁给焕文先生之前，与我们张家某人有过姻亲之议。此事虽未成，两家却一直以亲戚相称，我和弟弟们从小都叫林母为姑妈；海音姊妹称我父为大舅或清荣舅(我父原名清荣)；我与海音则以表姐弟互称。当年焕文先生的丧事及海音的婚事，我父亲都是主事之人。这大概是林海音写她在“第二故乡”(北京)“金色年代”的一些作品，使我读来倍感亲切的缘故吧!
但是，我们在研讨林海音作品时，万勿只注意到她“比北平人还北平”的一面，而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番薯仔”（老一辈台胞自称“番薯人”）。
1987年林海音在台湾出版《家在书坊边》一书，其中刊出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是1926年他父亲在家里召开台湾同乡会时，十二位“番薯人”的合影，其中有几位是最早定居于北京的：
陈顺龙（1867—1937），台南人。16岁从台湾到香港，师从一位美国牙医学习(林海音的文章说他是在德国学牙医，不确)，清光绪十三年(1887)到北京，在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46号(现为64号)开设“陈顺龙牙医馆”，曾应诏进宫为西太后医牙，得到过赏赐。据《鲁迅日记》1917年12月至1923年1月的记载，鲁迅曾在此医牙疾9次。林少英(1879—1956)，台中人，20年代初携眷自台来京定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曾开办汽车行和投资公路建设事业。谢廉清(1903—1961)，彰化人，1922年入北京朝阳大学，1926年毕业于该校经济科，曾任记者、教授，据说他在1925年春，曾自北京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4个月。照片上还有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1889—1931)和叔叔林炳文(1902—1927)，他们是台湾新竹人，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自台来北京定居，供职于北京市邮政局。
旅居老北京的台湾人，同北京的会馆多有过不解之缘。清康熙年间台湾是福建省下属的五个“道”之一，当时台湾举子进京赶考就下塌于福建省各州、府、县设在北京的会馆。1885年台湾建省后，曾单独建立台湾会馆，但不久日本霸占台湾，台湾会馆也不复存在了。民国建立后，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到北京求学的青年学生，大都囊中羞涩，不付房租的会馆，便成了他们的安身之所。所以20年代初我父亲张我军和洪炎秋先生等到京后，就住在后孙公园胡同泉郡会馆。父亲在这里住了九个月，与住在湖北会馆一位补习班女生(即我母亲)相识、相恋并相偕赴台成婚；他将全部恋爱经过写成 55首新诗，题名《乱都之恋》出版，成为台湾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林海音之父林焕文一家，1922年从台湾到北京定居后，在京曾先后设寓7处。但居住时间最长，给林海音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的三座会馆。一座是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3号的永春会馆。这座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初年，林焕文一家住在会馆后院3间房，在椿树上二条开了个后门进出。海音在这里开始上小学，三妹燕珠、弟弟燕生都在这里出生，弟弟的奶妈即《城南旧事》中的“宋妈”，也于此时出现在林家。
第二座会馆是宣武门外虎坊桥大街51号的广东蕉岭会馆。会馆共有房17间，占地一亩有余，林焕文先生以大陆祖籍在广东蕉岭为由，租住了会馆的三进院落并油饰一新。此时他的二女儿已从台湾来到北京，又生了四女和五女，加上车夫，“宋妈”和另一奶妈，全家共有11口人，林海音说这里是她“成长中最难忘的地方”；“《城南旧事》和其它短篇怀念文章，都是以此地为背景”。
然而，《城南旧事》里却写道：从宣外骡马市大街，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就到椿树胡同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她家住的胡同。按这么说，林宅应当指的是椿树上二条胡同永春会馆那个家，但文章提到“厢房”和“跨院”，又像是蕉岭会馆那个家，看来《城南旧事》是把两个会馆的家“合二为一”了。文章又说“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是“惠安馆”。查“惠安馆”原名为“惠安邑馆”，是属于泉郡会馆的附产，地址在宣武门外旧羊肉胡同东头路北。羊肉胡同现已改名为耀武胡同，与椿树上二条并非一条胡同，这或者也是作家出于小说情节需要，而把它挪了个地方吧。
在海音的作品中以会馆为背景的，好像只有《城南旧事》里的“惠安馆”，这一节几乎占了全篇文章的1／3。其中主要人物是住在会馆里的“疯姑娘”和住在会馆附近井窝子的“妞儿”。“疯子”王秀贞的爷爷和爸爸原来在海淀惠安义地看坟，爸爸后来被调到惠安馆当“长班”。“义地”又名“义园”，是埋葬在京逝世的惠安乡人的坟地；“长班”又称“馆役”，是会馆的勤杂人员，负责收发、卫生、传达、接待等工作，大多由本乡人充当，且有世袭的习俗。王秀贞一家是否惠安乡人?书中没有交待。这个姑娘的故事主要是与住馆的惠安人名叫思康的北京大学穷学生发生恋情，未婚先孕后又遭男方遗弃而引发的一场悲剧。王秀贞六年前临产时被送到海淀的义地分娩，女婴生下后被包裹起来弃于齐化门城墙根。巧的是，井窝子的“妞儿”这年6岁，是被她养父母从齐化门城根下拣来的，英子又发现妞儿脖子后正中有块青记，同秀贞私生女的胎记一模一样，于是英子就使秀贞与妞儿相认。母女出走，打算到惠安找那个思康去了。齐化门就是北京内城东边的朝阳门，海淀镇则位于北京城外西北方向，王秀贞的私生儿为什么要丢弃得那么远?是怕她寻迹找回，还是有什么迷信说法，就不得而知了。
林家安居的第三座会馆，是焕文先生逝世后，家道中衰，为节省开支，从梁家园租住的两层楼房搬到位居南柳巷55号晋江会馆的。海音在这里读书、就业和结婚，度过10年之久。这是座建于清初的老会馆，奶奶和父母曾多次带我去过那里，主要是同与我年龄相仿的海音的弟弟燕生玩耍。1985年7月海音的二妹要从上海去香港同海音相聚，我为了拍些北京的现状照片稍去，特意去南柳巷寻访晋江会馆。谁知连会馆的那个门楼也踪影全无，经多方打听，才知那座门楼被一户人家改建为住房了。
清代北京实行“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的政令，于是大大小小的会馆逐渐在外城的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的商业繁华地区兴建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琉璃厂等新旧书肆的出现，民国以后又开办了京师大学和改为师范大学后新建的中小学校，加之原有的厂甸、天桥、城南游艺园等集市和民间娱乐场所，编织成老北京城南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浓郁氛围，使青少年时代的林海音深受薰陶。她又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贫民和弱势人群，观察到他们的苦难和心境，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当年的“番薯人”背井离乡，从富饶常夏的台湾，来到十丈风尘、寒风凛冽的北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习俗不同、语言困难等障碍是免不了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番薯人”来说，不用多久便溶入京城生活，表现出台湾同胞勇于漂泊异乡去开创新天地的传统。正如日据时期台湾文化革命先辈黄呈聪先生所说：“我们台湾的文化，从前也是由中国而来，不论风俗人情、社会的制度都是一样，比如我们到中国，不论什么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大概就可以会意没有什么难的。(因为)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当然，这里不能不提到，受雇于台胞家庭的北京佣人，尤其是在主人家庭中身份、作用特殊的奶妈，使台胞溶入京城生活起着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她们常把北方城乡习俗、杂粮面食制作、民间谚语传说、土话方言以至胡同街坊里的趣闻琐事，带到台胞家庭中来。“宋妈”所以成为《城南旧事》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是同她在林家这个台胞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台胞家庭中的语言往往是多元化的，在海音家里父亲的客家话和母亲的闽南话相互通用，后来闽南话占了上风，连“宋妈”耳濡目染也听懂几句。海音和妹妹自然是讲得一口地道的京白，但也会唱客家民谣《想心肝》，又听得懂闽南民谣《天乌乌》。旅京台胞看病吃药也是中西兼用，我喉头的扁桃体就是小时候父亲请同仁医院一位日本大夫割除的；而奶奶患高血压症，父亲却请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来家诊脉开方。《城南旧事》里的英子发烧，她父母要么就请日本山本大夫来出诊，要么就到西鹤年堂中药店买“万应锭”服用。这都是“番薯人”家庭中习以为常的。
北京“番薯人”的婚丧大事并没有老北京人那么多的礼数和讲究。我的父母1925年9月1日在台湾结婚时，只在台北市江山楼饭庄摆了两桌酒席，请当时的台湾文化协会主席林献堂先生证婚，由王敏川、洪炎秋做介绍人，并且按中国法律在福建办理了结婚证书。林海音是台湾姑娘嫁入旧京官宦人家，是按当时北京大户人家新旧结合方式举行的婚礼，地点在协和医院大礼堂，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海音披白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我父亲是介绍人，着西装。现在我手头仍保存着海音赠送的当年的婚照。关于北京“番薯人”的丧事，据北京会馆研究学者白鹤群先生告诉我：京城曾有台湾义地一处，位于现在的崇文区幸福大街永生巷4号三露厂内，1956年时尚存坟墓70至80座。也有些台胞驾鹤西去时遗骨仍愿叶落归根，如林焕文先生病逝后，采取了当年还很罕见的火化方式，然后将骨灰运回台湾新竹头份庄祖坟安葬。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是台湾的祖国”，这在老一辈“番薯人”心目中是毫无疑问的。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痛心疾首上书光绪，斩钉截铁地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日)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当时有位70多岁的高山族武举叫胡盛兴，毅然从北京返回台湾，在高山族地区组织民众抗击犯台日军，半年中杀敌过百（据金果《台湾史料》）。日本割台后的30来年间，大批“番薯人”摆脱日本统治，到祖国求学、定居。据当时在台的日本总督府警务局分析：“他们把支那(中国)视为民族的祖国而仰慕思念，对支那5000年的文化传统引以为荣，且对之怀有憧憬之念。”（引自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记》）
从1920年到1930年，在北京13座大专院校读书的四五十名台湾青年中，政治信仰虽各不相同，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等，但坚持中国人立场，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则完全是一致的。1922年1月成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积极支援、策应台湾岛内反抗日本统治当局的斗争，林焕文先生就是其主要成员之一。该会多次印刷宣传文件向岛内散发，1923年“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被日本警察拘捕后，北京立即召开了“华北台湾人大会”进行强烈抗议。当时，最为激进的团体是“台朝（革命）同志会”，该会主张台湾人与朝鲜人携起手来，舍身奉献，不计成败，不择手段地展开反日活动。林海音之叔林炳文参加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团体，在他的床底下藏过炸弹。1926年林炳文奉团体之命，携经费拟经东北潜入朝鲜，不幸在大连与朝鲜抗日志士一同被日人逮捕，并被毒死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5岁。林焕文先生去大连收尸，伤心生气，回京后即病倒，于1931年去世，这是林海音一家人亲身遭遇没齿难忘的国仇家恨。
林海音曾说她“写东西从不政治挂帅，也不高喊革命”，但我们从她作品里看到的是她那一颗堂堂正正的中国心。她一向把北京和台湾看做是自己的“两个故乡”，在台海两岸尖锐对立和严密隔绝的60年代，她毫不顾忌地写出：“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这就是说，在林海音心目中，台湾和北京一样当然都是中国的地方，而且相信暂时分离的台海两岸是一定会统一起来的。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十分钟情和精心雕琢的作品，1960年出版后印刷过十几版，1983年重排时又配了20多幅图片。在该书的扉页上，她郑重地写下：“谨以此书献给先母林黄爱珍女士——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中国的母亲。”林海音把她最心爱的作品献给冠以三个“中国的”崇高名词的一位纯粹台湾女性，在她看来台湾人当然就是中国人，而“中国的”这三个字，是多么的光荣和骄傲!
1984年她在美国旧金山一次文学集会上，发表《回顾台湾文学的启蒙与成长》的演讲，批评“认为光复前中国新文学界在台湾是一片空白”的观点，说明“台湾虽然在日本窃据下，可是文学界还是一脉相承的跟祖国一样进展”；并指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谈到台湾光复后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界时，她认为尽管有流派的不同，社会意识的论争，但“主流只有一个，那就是都是中国的”。
1991年2月林海音在台北《联合报》副刊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一些发言表示：“我觉得海峡两岸还是有前瞻性的希望，我们不必觉得悲哀”。她在1993年秋，第三次回京后写了《我的京味之派》一文，“结语”中充满自信地说：“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我是这样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洛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