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0期
我和于光远为“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作者：□ 曾彦修
今年一月号《广东党史》发表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一文，涉及中央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位老同志平反的一些事情。
于光远在文中说：“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曾彦修和我曾经写过一个对‘61人案’平反有用的材料。”“后来中央为六十一人平反的文件，用了曾彦修和我的证明材料。”“从过程上看，可能我先在口头上对耀邦讲过这件事，而这些我至今没有记起来。”光远同志已八十五六岁了，毕竟年事已高，有些事情的细节记不清了。我想把这事的前前后后情况说清楚，以免今后以讹传讹，目的是在暴露康生这个党内大坏蛋的罪恶，同时也记录下胡耀邦同志在为这些同志平反时心急如焚的崇高精神。
1977年大约春末夏初，于光远到了上海，住在市委的东湖路招待所。那时我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于打电话到单位叫我去见他。下班后，我去了，我约他在马路上谈，他问为什么?我说，刚揪出“四人帮”时，各大宾馆及重要招待所工作人员在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系统地揭露“四人帮”在这些地方进行的特务监视活动，重点是北京来的重要客人与上海干部的相互活动情况，包括来往人的详细登记、跟踪、监听、拍照等等。我说，现在不保还在干这种事，因为许多“文革”时的(中央)当权者照样在掌权。于告诉我，回京后他要到大庆去(当时他提过是纪登奎要他去的)。我建议他不要去，我说这是他们(指打倒“四人帮”后继续当权的原“左派”政治局委员们)嫌你这样的人在京碍他们手脚，故意把你赶下去的，你也可以找个借口不去，难道去一阵大庆就可以写出一本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么，还不是“两论起家”那一套？于对此未作答(近读冯兰瑞同志在《百年潮》今年三月号一文，才知国务院政研室面临取消合并而一致采取到大庆去是拖延战术，于带队，连胡乔木也去了)。
我告诉于，我已写好两件材料，是致中央的，一份认为张闻天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1942年到陕北及晋西北作农村调查时，他对我们谈的很多，对张闻天必须平反；另一份是揭露康生的，就是“61人问题”，我们一齐亲耳听康生面谈的，“文革”中他又装作不知，大抓“叛徒”，康生这人必须完全推倒。那晚在路边我们二人共同回忆了一次关于“61人”案康生对我们面谈的东西。二人回忆几乎百分之百的一样。于光远嘱我回去即修改补充，用于、曾二人联名共写此件。我修改好后，第二天即送到于处去。于说，我回京后相机处理。
1978年我调到北京前，我在5月先去了一次北京。一次，在邓力群同志家中，我也只谈了张闻天、康生二人的事，并说我已写成两件材料，存于光远同志处。邓说，张的问题，王震同志已带头鼓吹平反，骨灰即迎回北京。康的问题比较麻烦，一时还不能提出彻底否定他的事情，你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还要等待一下时机。
说起来也好笑，我当时还是一个“摘帽右派”，竟敢写起对一个前党的中央总负责人，一个前党中央副主席，即张闻天、康生二人的评价都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的材料。不过，我内心是很肯定的：党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前辈和老同志们内心都是那么想的，不过在当时体制下，阻碍力还很大罢了。
1978年夏天某日上午，我当时已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委员会工作，正在同姜椿芳、刘尊棋、唐守愚、阎明复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时，于光远的司机老乔同志，来到我们当时所在极偏僻的三间小平房处找到我，说“光远有急事，叫你立刻去。”我打电话一问，于答“耀邦立刻要我们二人写的关于‘61人案件’的材料，你请假快来，这件事更重要。”我当然立刻就到于光远家了。时于正同三四个人在谈话，大概都是关于研究计划和出版书刊之类的事。于对我只简单地说，昨天看见耀邦，谈起我处尚有一份我们写的关于康生谈“61人问题”材料，耀邦认为极重要，说这是一个直接的、尖锐揭露康生的证据，你回去马上给我送来。但光远同志晚上没有找出这件材料。于告诉我，由于当时条件过于不成熟，“他们”还在继续歌颂康生，如果交上，很可能会引起反效果，一放又找不到了。于说，耀邦等着要，反正你起草的，现在就赶快重起草，大约一千余字。写好后，于当场看了，好像没有改什么，就说可以，叫他秘书或助手马上拿去打印即送回。我说，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很多，年纪大的如徐冰、张琴秋等同志已去世，但高文华和贾连夫妇尚健在，青年人凌云、史敬棠就在北京，不送他们联名送上吗?于说，来不及了，老年人如果记不得，反增加一层麻烦，凌云、史敬棠应还记得，但一个圈子绕回来，非一个礼拜不可，耀邦等着要，我们二人回忆完全一样，就可成为证明材料了。我也再没有说什么。后来并未要我再签名过，可能作为打印件送出了。材料的内容，大要如下：
1947年2月时，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前往晋西、冀中、山东渤海区等地作土改试点工作。团长康生(陈伯达开始也作了个把月副团长就带着团员田家英跟随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去了)，团员有老同志张琴秋、李立、曹轶欧、廖鲁言、陶××夫妇、高文华、贾连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在山东时加入的)、张越霞等；一个中年人张勃川，几个青年人为于光远、凌云(兼工作团秘书)、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也随团学习，但他不参加哪个组，始终在康生身边，在群众中则用了化名。
1948年初，工作团绝大部分团员到达山东渤海区惠民地区阳信县某村渤海区党委驻地时，已快过春节了，就先没有立即下农村，而是等农村过完初五之后再下去。区党委于除夕宴请康生及工作团。但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他可是老得不得了的革命家，据人名词典载，刘在1922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能参加一般性宴会，于是在春节那天在他家中邀请康生及工作团按清真习惯吃晚饭。说是晚饭，下午三时即入座了，因为要预留饭后散步时间。晚饭后，照例由康生带领大家在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问大家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不？个别老同志知道，其余同志都不知道。康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刘格平同志的历史，然后对我们说(大意)：这个同志很固执，缺乏灵活性，他是个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只要一提到‘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上面打引号的两句话关系重大，因此，我们听时印象特别深，我和光远同志当时就特别核对过，这两句话基本上是康生的原话)。康又对大家说(以下大意，不可能全是原句)，“这个同志很特别，他比别人多坐八年牢，党要他出来，他坚决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康生继续说：少奇同志1936年春到平津重组北方局后，眼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尤其经久不衰。可是，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在北平敌人(指宋哲元政权)狱中。那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敌人(指日本侵略者)一旦占领平津，这些同志就会全部牺牲。而且，蒋介石只要讲一句把这些犯人送到南京去，宋哲元就会立即欢送，以减少自己的麻烦。所以，情况是很危急的。少奇同志等研究后，觉得不能坐等日、蒋来屠杀这些同志，只能作为例外，履行“假自首”手续后，就能全部出狱。于是，北方局请示中央，经中央研究同意后复示同意。但具体出狱经过仍很复杂，这个指示传到狱中后，当时以薄一波为首的61人都不同意出狱。“后来又催促多次，说再不执行就是违反中央指示了。”康生提及此时期奉北方局命办理此事的有几个人，提的次数较多的，好像是徐冰与孔祥祯二同志。康生又告诉我们，“后来狱中同志有点相信了，但不放心，决定先出来一个人，看看是否敌人的诡计，并约定暗号，放出的这位同志回去探监时，如果是真的就带去什么东西，讲什么暗语；如果是假的，又是如何如何等”。康生说，“结果这位先出来的同志了解确是中央的决定。于是这些人才出来。”康生又说，“可是刘格平决定不出来，把监牢继续坐下去。”至于刘格平同志是在日本投降后出狱的，还是抗战末期日寇败局已成，敌伪监狱当局已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而由狱外同志救援出狱的，康生好像也没有说的很具体，只是说刘格平同志“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牢”。康生还特别对我们解释了敌人占领了北平后为什么又没有杀刘格平的问题。康说，“敌人占领了北平后，汉奸们以为共产党员都在1936年夏天一次‘集体自首’全部出狱了，就把刘格平当成普通刑事犯继续坐监下去未予理会了，因此，他活了下来。”康生对刘格平坚持不出狱的态度如何呢？此点，光远同志和我特别核对过：康当时决未表示赞美，意思是说刘格平这个人太迂了，但原话我们记不得了，不能确定是否用过这个“迂”字。上述只是概略，已可看出康生当时对此事叙述之详。
上述经过，党中央自有全部详细资料，那才是合法的材料。我这里之所以记这么一些，只是为了一点，即：此事的源源本本，康生是比谁都清楚的。他长期任中央社会部长，也有责任弄清此事。所以，康生发动当时南开大学的“抓叛徒”造反兵团，首先出来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进而在全国几乎把一切地下党员都看成“叛徒”，完全是一个极大的一网打尽地下党员的阴谋。而且，薄一波同志等61人出狱的经过，长期在延安党中央重要机关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同志也早就大略知道了，我就是如此，不过这次是从康生口中亲自详述就是了。我怎么可能会早有耳闻呢？因为我接触过不少从南京、苏州监狱在抗战后一两个月才出狱的同志们说，我们在蒋介石的直接统治下，蒋不可能像华北地方势力宋哲元那样释放我们，因此南方不可能采取这一方式出狱。
于光远和我二人联名送上的康生谈话材料，得到了上面的重视，因为它太直接有力了，把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有意制造冤案的狰狞面目彻底揭穿了。所以，这份材料的全文被中央附在了平反决定的后面，我看见过这个红头文件。
再说一遍，此案具体的实际经过，应以中央的翔实档案为准，此处所写，目的只在证明康生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家而已。
（作者是本刊特邀顾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