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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邓小平称为 “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作者：□ 章学新 谢景星
1988年阳春4月，百花盛开。开放改革大业在中华大地阔步奋进。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这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第三次换届的盛会。
在七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向代表们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的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于是，杨尚昆的名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第四任国家主席载入史册。
资深的革命家
杨尚昆于1907年出生，1925年19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离家乡四川进入上海大学。这时，国共合作的北伐大军已经接近上海，罗亦农在筹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华界南市一个僻静的仓库里，杨尚昆参加了训练起义工人的工作。这年，正逢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11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前去学习。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希贤)都是他的学长。
1931年2月，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返回上海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正以武力“围剿”由朱毛红军开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留在上海坚持斗争，杨尚昆也在刀光剑影的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33年春，杨尚昆进入中央苏区，先是在中央局宣传部编辑《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从这时开始，他走近毛泽东。
杨尚昆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是在江西苏区。
1933年春，在青松掩映的叶坪村一个祠堂里，《红色中华》报编辑杨尚昆前来访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个后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四年马列主义时，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杨尚昆回答：“四川。”“你们四川有位杨癚公你知道吗?”“他是我四哥。”
杨癚公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1926年底，他和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委曾在川西的顺庆、沪州发动起义，坚守泸州40天，事为国民党右派所忌，不幸失败。这是南昌起义的前奏。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在南昌屠杀工农领袖时，四川军阀刘湘遥相呼应，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以割舌、挖眼、断手的野蛮手段杀害了杨癚公。在当时党的地方领导人中，杨癚公是第一个遇难的烈士，因此，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千世界，天涯陌路，但革命者之间又显得非常贴近，没料到六年以后，坐在毛泽东面前的竟是杨癚公的胞弟。杨癚公是杨尚昆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杨癚公生前自励的话：“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也成了杨尚昆继承先烈遗志的座右铭。
毛泽东当时政治上处于逆境。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权独揽，只让他管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所以杨尚昆访问毛泽东后给《红色中华》写的两篇社论，一篇是《加紧防疫卫生运动》，另一篇是《关于夏耕运动》。
彭德怀引导他认识毛泽东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又去主力红军第三军团任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著名的战将彭德怀；随后杨又在党的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杨尚昆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无疑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受王明影响，政治上“排他”的结果。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虽受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重用，但他一见到赫赫有名的彭德怀，便开宗明义实话实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
彭德怀长杨尚昆9岁。彭和杨：一个是自幼当过牧童、堤工的寒门子弟，一个是川东“名门望族”的勇敢叛逆；一个是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是出洋归来而缺乏实践的留学生；一个在战斗中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深有感受，一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知之甚浅”；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倔犟，一个涵厚随和，外柔内刚。但是，彼此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却有一颗共同的为革命的赤心，在客观事实面前，恰能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杨尚昆说：“我和彭老总经常促膝谈心，彼此毫无芥蒂。”
杨尚昆真正认识毛泽东，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的战斗实践中，彭德怀则是引导他认识毛泽东的益友。
杨尚昆到三军团后，第一仗打的是福建的沙县。
1934年初，蒋介石准备以百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不顾红军的实力，竟然提出要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分兵作战”，命令彭、杨率三军团远离江西苏区入闽攻打沙县。彭德怀不同意分兵远征的错误决策，但无奈，只好从战术上补救。沙县驻有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兵力，城坚兵骄，傲气十足。彭德怀硬是把地道挖到坚城底下，将炸药装进棺材里，埋进坑道，不但炸开城墙，强攻告捷，而且缴获颇丰。杨尚昆当然高兴，但是，彭德怀却深沉地对他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战略上分兵攻坚的错误，它将造成全局的被动。”
杨尚昆当时没有理解彭德怀的意思。但是，通过三溪圩的反击战和广昌保卫战，他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
这时，敌军已从北线和东线逼近中央苏区，采用的是陆空配合，步步为营的战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和新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车伊始就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与强敌决战。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军主力的碉堡之间打一下，把他们“挤”出碉堡加以消灭。在广昌附近的三溪圩反击战中，红军集中了三万兵力，在敌军的碉堡缝里钻来钻去，因为没有重炮，怎么也“挤”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没有缴获补充。眼看着战士们前赴后继，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向中革军委发电报：“敌堡坚固，如继续强攻，不仅消耗兵力，而且丧失战机。”
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易攻难守。敌军11个师分两路筑堡推进。博古和李德集中了几乎全部红军，并且亲自上阵指挥，连战十天，也不得不且战且退。彭德怀不顾个人得失，再次向博古和李德进言：按照红军的条件和现在的打法，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以为然，说指挥员的意志和信念是决定一切的。杨尚昆则建议大家一起视察广昌的地形，再定作战方案，刚愎自用的李德竟然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多数不靠高而且坚的城堡。”命令他们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坚守阵地。彭德怀按捺不住地说：“就算有了较为巩固的野战工事，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三千人将遭覆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为了缓和僵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防御的方案：派一个加强连，守备在工事内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广昌西南五公里的山上，控制制高点，待敌军攻我守备阵地时，主力从敌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李德和博古勉强同意，并下了最后命令说：正面守备的不得少于一个营。
4月27日，敌人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构筑好野战工事后，再前进一步，敌军此起彼伏、波浪式地推进，红军战士被炮火封锁得难于机动。
我正面守备的加强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次突围受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第二天广昌陷落了。
当天晚上，率直的彭德怀面对李德和博古说：“五次战争以来，我们没打过一次好仗，这是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彭德怀越说越激动，甚至有些急不择言：“这次战斗，三军团要是全听了你们的话，多兵堆集广昌，全完了!红军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长征。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和杨尚昆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五十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三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一一将敌军粉碎。这一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强很多，可是落得这么个结果……”彭德怀的回顾和慨叹是对杨尚昆认识毛泽东的启迪。
10月17日，红军在既不甘心而又无奈中撤离中央苏区。
兵贵神速。尤其是必要的转移，只有轻装快捷，才能摆脱追敌，争取主动。临时中央的长征却是“搬家”，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五千多人，带着坛坛罐罐，前由主力红军一、三两个军团开道，两侧护卫和殿后的是其余红军，浩浩荡荡，一天的路程至少要走两天，使能征善战的红军，像是抬着两顶“轿子”的轿夫，跑不快，跳不动，在敌军围追堵截下，失去机动能力。
11月底，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江西进入湘南，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摸清了红军西渡湘江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40万兵力，在湘江西岸布下了口袋阵，企图利用天堑全歼红军。27日、彭杨率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渡口，架起了浮桥，全力抵挡住合围拢来的湘军、桂军和蒋军，但是中央纵队还在80里以外的文市。于是，坚守渡口的红军，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前赴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阵地，湘江两岸出现了一场鏖战。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时，8万多红军损失了5万多；三军团的实力伤失一半，第六师已不成建制，担任掩护的十八团，完成任务后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的悲剧，使广大红军官兵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军心所向，纷纷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恢复红军的作战传统，具有历史转捩意义的遵义会议应运而召开。
李德曾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根本不懂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践，而不是书本教条和宗派观念，也根本没有料到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而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反戈一击的是“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如果说，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在行军过程中在毛泽东启发和影响下觉醒的，那么，杨尚昆则是在火线上一系列的挫败中，经彭德怀的开导而觉悟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以亲历的事实批判了这条以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为特征的错误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指挥下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统率在川黔边的三万多红军，面对50万敌军，避强打弱，机动灵活，在运动中伺机击敌，演出了一曲四渡赤水的壮歌。在这场战斗中，彭、杨积极贯彻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合理建议，上下齐心，军心振奋。
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原来准备从黔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即命三军团攻占重要渡口土城。军委估计土城守敌是川军的四个团，不料一打响，敌军火力出乎意料的猛，侦察的结果，是三个旅共九个团。彭、杨立即向军委建议“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当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亲临前沿观察，接受了彭、杨的建议，漏夜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改从宜宾附近继续渡江，这就是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部队落伍较多，亟待整编。这时大量的敌军被吸引到川南，为了摆脱追敌，军委命令全军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三军团改编后奉命向遵义以北的桐梓进军。在进军途中，彭、杨发现守备黔北门户娄山关的只有黔军的三个团，立即抓住战机报告军委：“拟以迅速动作歼此敌。”当天深夜23时，军委下令“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并授权“全军统归彭、杨指挥”。翌日上午10时，红三军攻占娄山关，守敌仓惶向遵义南逃。时春雨绵绵，红军沿着盘山公路，以凌厉之势乘胜追击，再占遵义。这时，蒋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被红一、三两军团从两边一夹，一举歼灭其大半。
遵义之战，在彭、杨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三日内击溃蒋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2000，缴枪1000以上。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重占遵义后，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不成，“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巴黔大道地区。毛泽东当机立断，三渡赤水，一举把50万敌军像牵牛一般从赤水河东牵向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在古蔺地区和红军决战。岂料红军“出敌不意，折西向东”，在敌军的碉堡还没有筑成时，闪电式地四渡赤水。五天之内，红军在高强度的运动中，把敌军甩在河西，开始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下一步，是如何快速地扩大机动，摆脱追敌。彭、杨为此向前敌指挥部第三次提出建议。这就是转向敌兵力空虚的“东南之乌江流域”。前敌指挥部再次接受建议，授命彭、杨指挥红一、三军团迅速向南渡乌江前进。
时逢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很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摸不清红军去向。当红军的先头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乌江畔时，南岸守江的敌一个营，手足无措。在风雨呼啸中，红军先头部队乘竹筏夜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路架设浮桥过了江，直逼贵阳，竟然出敌不意在贵阳城外贴出了红三军团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贵阳城里只有两个团守备，蒋介石心惊肉跳，一面调整部署，力阻红军向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面急从云南调三个旅前来增援。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命红军向贵阳东北急进，迷惑敌人。当蒋军忙于部署兵力防堵红军东进时，前敌司令部命令主力红军从贵阳东南的龙里折向西南方向，大踏步向广顺、长顺西进。一时，敌我双方背向进军，成为蒋介石瞎指挥的一则笑话。彭、杨立即抓住战机向前敌指挥部建议：野战军应迅速向西渡过北盘江，“袭取”黔滇咽喉的平彝、盘县，使敌封锁困难；入滇以后，“改推进为急进”，红军“机动区域更大”。这是为前敌司令部采纳的彭、杨第四次建议，它对于中央红军跳出敌军的围追堵载，实现北渡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月4日，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终于摆脱了追敌，凭着一双铁脚板，保存了自己，磨练了自己，不啻如虎添翼。
从此在杨尚昆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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