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9期
《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
作者：□ 余 玮 巴 玖
小钱瑛聪颖刚烈
1903年5月14日清早，一个小生命在鄂南咸宁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降生了。父母为她取名“有生”，这个小孩儿就是日后的钱瑛。钱瑛出生时，家境兴旺，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祖父钱兰田坐贸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他们以汉口为总汇，来往于荆襄——武汉——咸宁之间，商业上呼应灵通。当时武汉至咸宁尚有水运航线，小轮、帆船载运货物，动辄租用二三十艘络绎于武咸航线，在地方名声很大，方圆数百里的商户都与他们有业务来往。
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一个晚上，一只小小的蜡烛被风吹倒在床沿蚊帐上，熊熊大火很快漫延，把伯父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之一净，并由此殃及到汉口和咸宁的连锁生意。钱瑛的父亲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纺织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却没人聘用。怀才不遇的钱训臣，经在东京相识的、时任广东新军第一协统统领张炽录用为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当时，广州革命烽火连天，钱瑛的祖父便以“年迈”为由电召儿子返乡。回乡后，钱训臣拿起了锄头，在家务农。
聪明颖慧、秀丽端庄的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母亲常常把她绣的围裙、手帕、绣鞋之类拿出去卖，以补贴家用。钱瑛八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父亲迫于生计，在潜江周矶重操旧业，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
“男子十八当家去，女子十八婆家去。”这是地方的俗话。渐渐的，钱瑛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踏进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觅了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收下了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母亲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并把她看管起来。性格刚烈的钱瑛，不愿就此屈从。某天深夜，她写下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异常声音，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立即请来大夫全力抢救。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再不在她面前提这事了。
革命征途，几次脱险
1922年，哥哥与两个姐姐读中学了，而父亲的生意一般，经济算不上宽裕。父亲建议钱瑛辍学，她怎么也不同意，闹着要上学念书，终于获准进潜江职工女校学习。因她语文扎实，毕业后留校任教。永不满足的钱瑛报考湖北女师，成绩优异，没想到体检时发现她缠过足而不能录取。如此不公正的结果，使钱瑛既失望又焦急，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时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理论家”的钱亦石，是钱瑛的族叔，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尤为器重。一方面多方开导、鼓励她；一方面向校方交涉，据理力争，使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基地之一的湖北女师大门。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刻苦，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同时，在湖北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钱亦石等的影响下，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这年夏天，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党组织通知钱瑛离开工作岗位。她对刚刚开辟的工作难舍难分，直到敌人前来搜捕，才跳窗逃走。随后，组织决定让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得悉起义失败。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在叶剑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
急于脱险，她见有一艘民船泊在江边，便跳了上去。上船后发现舱里有许多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低头不语。警觉的钱瑛悄悄问旁边的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条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由，贩卖女人的黑船。才出虎口，又入狼窝。为了免遭厄运，不致落到人贩子手中，钱瑛决计不惜一切，逃离这条贼船。她趁船老板和打手不备，一头扎进了汹涌的珠江。
滔滔江水，几个浪头便将钱瑛冲出数十米外，幸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救起，躲过一劫，又上了路。一天晚上，钱瑛到一家小客店投宿，由于语音不同，被隔壁房间的两名住客盯上了。这两个男人见她孤身一人，又长得比南粤女性更显白皙灵秀，先是起了邪念，后又怀疑她是“赤匪”和“共党”，打算抓她去领赏钱。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逃不过钱瑛的眼睛。她关紧房门，不敢入眠，在手帕上仿照《木兰辞》写了一首诗，诗中诉说自己是一个恪守旧礼教的节孝女子，不料在和父亲外出投亲的路上遇到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带的钱物被抢走，处境艰难。第二天，钱瑛黎明即起，前往火车站混上了火车。孰料这两个家伙不死心，一直盯到了车上。火车还未启动，警察即查票，发现钱瑛无票乘车，怀疑她是“共党分子”，便对她搜查，结果搜出了那块写着诗的手帕。钱瑛被带下火车，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对这首仿《木兰辞》诗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个“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党”，便把她放了。
辗转南北，女失夫亡
钱瑛凭借文才与机智，再次躲过了危境。几经辗转，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1928年7月，组织派她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大她七岁、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五四”运动时，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中小学生爱国联合会会长，领导了当地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大学习期间，创办过进步刊物《桂光》；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谭寿林曾被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当局两次逮捕，由于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而获释，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谭寿林的英勇斗争经历深深打动和吸引了钱瑛，加上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感情迅速发展。1928年10月，两人在上海喜结伉俪。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前往苏联学习。两人决定，钱瑛出国后，谭寿林用约定的格式、方法和时间写信给钱瑛，使她能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而钱瑛，如没重要的事情则不写信给国内，以专心学习。他俩买了两支同样的笔，各带一支在身边，钱瑛还选购了信纸留给丈夫。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怕有了孩子耽误学习和给革命带来拖累，她千方百计造成人工流产，她站在桌子上往下跳，迫使孩子早产。女儿提前呱呱坠地，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怜，自己却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钱瑛狠狠心，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作为母亲，她同样没有理由不怜爱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与孩子别离。临别前最后一次去看望女儿时，钱瑛搂抱着女儿久久不忍放下，女儿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牵扯着她的心。她泪如雨下，心似刀绞，但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直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孩子在苏联夭折的消息，钱瑛不由声泪俱下。
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只身赴洪湖。不料，这次分别竟成永别。4月22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转至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谭寿林，在狱中受尽酷刑，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谭的牺牲，钱瑛怎么也不相信。她悲痛、等待，期望重逢。但这一切成了永远的梦，她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
此后，钱瑛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再版，钱瑛触书生情，在《再读〈俘虏的生还〉》时倾诉“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的真挚感情。
从“洪湖赤卫队”到“模范监狱”
钱瑛到达洪湖地区后，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她忍住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积极组织和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伍，消灭地主武装“白极会”，还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工会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
1932年5月，正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敌众我寡，钱瑛闻讯率领一支游击队星夜赶到，机智地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畏缩不前，这时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1932年5月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发动了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做法，钱瑛很是不解。她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
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大部地区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连夜赶到该区，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同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丈夫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钱瑛的姐夫有一侧室姓陈)，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他们向汉口联系，证实她的所说，只好把她放了。脱险后，钱瑛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二姐钱王宣。此时，钱瑛心目中，只有党才是自己的家，她决心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稍事休息，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钱亦石家，通过钱的关系，很快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在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不幸再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这座“模范监狱”里，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做难友的思想工作，团结政治犯，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并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成功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妄图从生活上软化、思想上感化共产党人。把40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班，钱瑛被编在乙班，两人一间住房，每日三餐，中午还有两荤两素的四菜一汤，每周要作总理纪念周，朗诵总理遗嘱，向国民党党旗、国旗致敬，要唱国民党党歌、国歌。钱瑛对这些不予理睬，班主任认为她是“顽固分子”找她谈话，遭到钱瑛的抵制。有一次，教官宣讲三民主义，攻击马列主义，钱瑛提出质问：“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吗?”弄得院方难以下台。在反省院，院方规定每天写日记，钱瑛就和难友商量利用敌人发的纸和笔写狱中斗争日记，批驳敌人的诬蔑。这时传闻绥远抗战发生，钱瑛向难友提议以此为题，提出释放政治犯，开赴前线支援抗日战士。敌人无奈，又把钱瑛和薛信等八人关进有铁门的单人号里。钱瑛从小就会刺绣，在单人号里用头发和拆下的袜子纱线在花布上绣狮子、梅、兰、竹、菊送给难友，互相鼓励；用指甲在墙壁上刻诗句砥砺志气。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
深入白区，隐身化名肩重任
出狱后，钱瑛1937年10月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继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抢救运动”中的“审查”。她亲身感受过湘鄂西“肃反扩大化”恶果，她反对康生的一套作法，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证，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当时到红岩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大都由她安排。第二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化名“陈平”也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她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惊人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1947年，钱瑛担任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大都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她就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心系民心的“女包公”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同吃同住，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1959年仲秋的一天，天高气爽，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了咸宁县委大院，车上下来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妇女和一名青年人。县委书记王秀生迎上前去，那位青年人指着刚下车的妇女介绍：“这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同志。”钱瑛同县委干部一一握手，操着咸宁口音微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父母官’，你们在基层工作，辛苦了。我这次是从广州回北京路过武汉，顺便回家看看，你们都忙，就不必陪同了。”然后指着身上的衣服说：“明天我回老家马桥看看，想办法给我借件大襟衣服。穿这种呢子回去，脱离群众啊。”
钱瑛坐在轿车里，饱览着家乡秀丽的景色，深情地吮吸着家乡泥土的芳香。久别的亲人回来了，父老兄弟纷纷迎了上来，钱瑛紧紧握住乡亲们的手，一一问候，逐户看望，亲切交谈。交谈中，钱瑛了解到乡亲们对区里的一位副区长有些不满。这位副区长外号“曹大炮”，作风恶劣，态度专横，爱搞形式。钱瑛听了，眉头打结，默默无语，驱车直奔马桥区公所。钱瑛看到一位30来岁、皮肤黝黑、心宽体胖的男同志翘脚坐在那里看报纸，便走上前问：“大哥，请问曹区长在家吗?”那位看报纸的人连头都没抬。“大哥，那位姓曹的副区长在家吗?”钱瑛提高声调又问了一次。看报人不耐烦地露出半边脸，见问话的人穿着土，语音土，是个本地的老太婆，便粗声大气地喝斥：“找曹区长做么事?他不在家!”“我有急事，请你这位大哥帮我找找好不好?”钱瑛心平气和地说。“跟你说了，曹区长不在，还罗嗦什么!明天早点来!”钱瑛见看报人态度如此恶劣，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一打听，正是赫赫有名的“曹大炮”。钱瑛找曹副区长，本意是想向他反映一下群众意见，同他谈谈心，没想到受到这般冷遇。
回到县城，钱瑛同王秀生等县委领导座谈故乡行的所见所想。当谈到干部的素质、作风问题时，钱瑛的语调显得既激愤又严厉：“我看到马桥区那个曹区长，简直不像人民的公仆，群众对他的反映不好。你们要认真同他谈谈心，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钱瑛走后，县委对“曹大炮”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了处分。
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坚持真理，不避风险，甄别平反了被定为“铁案”的原安徽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探视。在她生命垂危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1973年7月26日，鄂南女杰、革命先驱钱瑛含冤去世，享年70岁。
(责任编辑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