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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一封信

作者：□舒　芜

《炎黄春秋》编辑部：
　　顷见贵刊2000年第6期上所载吴江先生《从胡适说到周作人》一文，对我殷殷见教，非常感谢，至请代达。但所教也有几点未能透彻领会，还想再请教一二。
　　吴先生文中，提了两个问题：
　　一、周作人研究，和为周作人翻案，二者是什么关系?
　　二、舒芜对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第一个问题，可能的答案有种种：可以说"研究不等于翻案"，也可以说"恰恰等于"，或者说"基本上等于"，或者说"客观上等于"，可以说"研究并不导致翻案"，也可以说"必然导致"，或者说"有可能导致"，可以说"研究与翻案并无联系"，也可以说"大有联系"，或者说"有一定联系"……如此等等，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几年来争论不休，今后还会争论下去。吴先生的主张属于哪种，我对之看法如何，都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暂不详说。
　　第二个问题上，吴先生肯定舒芜并不是"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吴先生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是，吴先生说我"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对此，我只想请吴先生找一找拙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看一看其第一篇《概观》的第15和16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问题，最后是这样几句：
　　周作人自己将自己从英勇的战士和高雅的隐士的形象，变成这么丑而又丑的汉奸形象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当然也就永远对国家民族欠下了这笔债，不是他自己的种种辩解和别人帮他辩解所能抵折的。
　 不知道吴先生觉得这是看轻了还是看重了?我作出这个断语之前，已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期间的种种罪行丑行，包括吴先生所举的周作人身着日本式军服检阅"青少年团"，随从汪精卫去庆贺伪满"建国"十周年，等等。其实，周作人这些罪行丑行，凡是谈得上从事周作人研究的，没有人不了解不熟悉的。因为，几部奠定研究基础的著作，如儿理群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特别是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次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增订新版），都已经将这些罪行丑行一件一件一条一条开列在那里，这几年所有谈周作人罪行丑行的，包括吴先生所举，没有趣出这几部书之外的。吴先生如果能找这些书来看看，当能看出，研究周作人者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才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以为读者一无所知，可以替周作人掩护隐讳。
　　要为周作人翻案的，确实是有的，但并非出于研究周作人者。如1986年，即有一种新异之说，出自研究者之外，说是周作人当年出任伪"华教育总署督办"，是接受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策动，等于打进去做地下工作，而且他干得还可以，云云。1986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与会的研究者对此新异之说，大概都不轻信。我提出了长篇论文《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论证了周作人出任"督办"与所谓策动无关，论证了周作人当时干伪职很起劲，毫无"地下"气。前一言面不说。在后一方面的论证中，我没有着重周作人那些罪行丑行，因为持新异之说者已经说了："如果出任，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这道理是说得通的。所以我着重论证周作人当时的生活和心态，干高级伪官干得津津有味，患得患失，活得安富尊荣,如鱼得水,特别是他在伪官场一度受到排挤,由"督办"改为闲官,他在日记里那样咬牙切齿,排挤他的人不久病死,他在日记里又那样大书特书,幸灾乐祸,"这哪里是清雅脱俗的知堂老人?这是老舍笔下的冠晓荷、蓝东阳一流人物了。民族大节一亏，就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这是以周作人本身上的"内证"，来证明他身上实在没有一点"地下"气味，才可以与持新异之说者针对辩论。此文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后因牵涉著作权问题，未能编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但最近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收入此文，希望得到吴先生的指教。
　　末了，关于我"把周作人与胡适相提并论"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几句：我只是说，现在，谈胡适，已经可以不需要每谈一个具体问题，都得先说或者后说一番"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等等，这是好事，我完全赞成。那么，谈周作人也应该如此，现在我还是这样看。至于我对胡适的政治评价，与吴先生有同有异，这里且不详说。
　　以上略陈鄙见，愿借贵刊篇幅向吴江先生和广大读者求教。
　　专此布达，顺颂
　　编安
　　舒芜上20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