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7期
获罪易 辩诬难
作者：□ 吴介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6年5月5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5月4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9年2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由于我主管编务、党务和行政日常工作，邓、胡轮流当班，平时不来。陈伯达一个月来机关一两次，大多找我汇报工作，问这问那，交办一些有关事务。可是，在1965年我从广西乡下搞“四清”返回机关以后，陈伯达不再找我，有意对我冷淡了。我感到不对头，同时也察觉到陈伯达对邓力群、胡绳不满。于是，我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调动工作。1966年2月由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交通部，任办公厅主任。后来了解，我被撤职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社宣布，编辑部里有三个坏人：邓力群、胡绳， 还有吴介民。显然，陈伯达要整的对象主要是邓力群、胡绳，我不过是作为他们的陪衬而已，但不管怎样，被陈伯达点了名，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性质，是不容置疑了。就这样，我被撤了职，靠边站了。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我的打击，一时难于承受。我想知道究竟起缘于什么?问领导，问组织，问周围的同志，都说不清楚，一脸茫然。我苦闷已极，悄悄跑到街边小店买了瓶二锅头，从来不沾滴酒的我，张大嘴往里灌，瓶空了我也倒下了，迷迷糊糊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一夜。
1966年5月16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打击对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此，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几天，《红旗》杂志社的“红卫兵”来到交通部把我揪回《红旗》杂志社去交代问题。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从这个时候起，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场了。造反派要你交代“三反”罪行，你说不出来，就打态度；你对抗，就说你“赖账”；你让他们提示，就说你想摸底。他们动手动脚，推推搡搡，强迫你九十度弯腰，叫做“坐飞机”。如此这般，大小批斗达二三十次。
要我交代“三反”罪行，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按当时搞大批判的口径，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和平时的言论中，对照《五·一六》通知，鸡蛋里挑骨头，寻找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上纲上线做检查。结果非但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要求，还落了个“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罪名。渐渐地从批斗会和大字报的揭发中，看出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陈伯达，一是反对林彪。
平平常常四件事构成反陈一大罪
先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问题：
一、我说过，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陈有时到编辑部来，我碰见他时，出于礼貌，跟他打个招呼，偶而顺口说：“你近来身体不错吧，红光满面呢。”听到这话，他往往瞪起眼睛，板着脸孔，哼哼几声，令人尴尬。这种场合，我遇到多次。于是，我私下告诉编辑部，特别是同他经常接触的同志：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他听了会不高兴的。你们别惹恼他。
对这一点，造反派在批斗会上上纲说，这是对陈的污蔑。传播陈听说身体好，不高兴，不就是说“我们敬爱的伯达同志”经常装病吗!
二、我说过，陈伯达注重生活小事。陈在1961年到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时，我参加了。为总结此次调查，也是为起草农村工作六十条做准备，中央把各路调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住在那里的有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有一天，负责陈伯达警卫工作和料理生活的小王，神色紧张地找我，说陈要挪动住地，让我去劝劝他。我问为什么?原来陈伯达和胡乔木同住一幢小楼，陈在楼上，胡在楼下。陈在夜间行走有响动，乔木同志在早餐桌上，随意对陈讲了。他却认真起来，非要搬开不可。当我到小楼时，陈伯达正在楼下服务员活动室，比划着要在那里放床，准备从楼上搬下来。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对他说：“这是服务员的休息、放什物的地方，你怎么能住这里呢?”他板起脸说：“这里好，安静，我住在楼上妨碍人家(指胡乔木)。”我说：“不要这样做。楼上楼下有点意见可以沟通，不难解决。挪动住房，就牵涉到招待所的安排问题。我们是客人，不知底细的，以为招待不周，对省委有意见，反映到陶铸同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那里，发生误会，就不是小事。请好好考虑考虑。”听了我的话，陈伯达不吭气，我趁机退了出来。随后听小王说，他不再提挪房的事了。
这件事，我对一些同志说过，提醒人们，陈伯达有时耍小孩子脾气，同他相处时要注意点。
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事，还有一些。我并无恶意地向别人讲过。在“文革”中的批斗会上，这些成了我破坏领导威信的罪行，造反派责问：“你把敬爱的伯达同志看成什么人了?!”
三、没有顺从陈伯达的意图整垮邓力群同志。陈伯达对邓力群同志有成见，认为邓不听他的话，想找岔整整邓。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陈伯达把我叫去，要查查《红旗》杂志社的财务情况，他说杂志社有“四不清”的问题。我虽然是副秘书长，但财务上的重大开支，都是由兼秘书长的邓力群同志批的。对陈伯达的提问，我说不明白，答复可以查一查。当着他的面，叫来办公室负责人和财务科会计，让他们去审核杂志社的收支账目。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账目清楚，没有任何不合规定的私用或挪用的情况。我向陈伯达如实做了汇报，他无可奈何。这样，“四清”没有把邓力群同志整垮。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了，陈伯达给我加了“包庇邓力群”的罪名。
四、传过陈伯达的绯闻。陈和某一位女同志关系暧昧，引起大家议论。有人向我反映。我作为党委书记，向党委办公室同志讲了，要他们做做那位女同志的工作，注意影响。同时，从维护个人隐私和领导威信出发，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扩散。“文革”中这事被揭发出来，断定我是造谣。虽然在批斗大会上不能公开讲，却成了我一大罪状，使陈伯达怀恨在心。
只言片语结文网罪名本来莫须有
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提出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1963年有人提议《红旗》应发表文章宣传阐发，我作为分管政治组的编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不那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活学活用，不可能都立竿见影。因为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理论的运用全在与实践的结合，而对事物的认识，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在当时没有什么异议，不曾组织这方面的文章。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上述言论就成为我反对“林副统帅”的一条大罪。那时每日进行“天天读”，每逢翻读《毛主席语录》，都要先背诵林彪那几句经典式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像《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一样，脑袋后面藏有反骨，早就反对林副主席了。”
为了造神，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的桂冠：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人们把林彪的观点，叫做“顶峰论”。
林彪上述这些谬论，是在1960年至1966年陆续地出笼的。1962年我在《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文中谈到真理问题，说过一段话：“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认识为极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学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上面这段话，不过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发挥了无限上纲的本领，居然把它作为我反对林彪“顶峰论”的又一大罪证：“你说真理是发展的话，那末，‘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不是就不能成立了吗!和林副主席对着干，简直是反动透顶了。”
就是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反对毛主席要赶毛主席下台的罪名。
原来我在《红旗》《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的文章中，在论证了谦虚的含义之后，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何极其谦虚的事例。写道：“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间。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言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掩饰，在和《奥古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作什么判断’。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为了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发言权，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
上述文中只不过讲了个事实。但是，造反派拣了里面一句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语)，施展其惯用的影射哲学的本领，大做文章。在批斗会上，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篇文章是在1962年发表的。那时我国正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全国遭逢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美帝国主义企图进犯，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国内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你选择了这个时机，将你的大毒草文章出笼，和国际国内的反动派一起，参加反华大合唱。现在，有人掀起一股逆流，受冲击的牛鬼蛇神集结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文章正好适应这种需要，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不是要赶毛主席下台是什么?”
我一再说：“我没有这么联系。丝毫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想法。”
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在这篇文章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谦虚的品德时，在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着重讲毛主席在革命活动中，充分表现了谦虚精神，并引用了他对调查研究采取科学态度的一段话：“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指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些敬仰毛主席、赞扬毛主席的段落，那些造反派视而不见，光摘取片言只语(连断章取义都谈不上)进行不着边际的联系，甚至上纲到“要赶毛主席下台”，其荒唐程度，不是神经正常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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