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曹操焚书及其它

作者：□李文林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五年春，即曹操、袁绍官渡相拒的第二年春，“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珍宝……(曹操)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小说《三国演义》中写的与这里记载的完全一样，说明历史上真有其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又把它再现于荧屏，给人的印象就更强烈了。
　　这里所写的是一些身在曹营或都城许昌的人，却与兴兵讨曹的袁绍暗通书信。实在说，这等人不是叛徒、内奸，至少也是些脚踏两只船的人。官渡之战，袁绍败北，他们的书信落到了曹操手里。按照常理，清查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曹操连哪些人写了信也不屑问一声，但令“付之一炬”。这“一炬”，不知保全了多少人的性命，保护了多少人才，或者说，赢得了多少人心!
　　想当年，多少人被“引蛇出洞”，说了一些错话(其实有的是逆耳忠言，或是对本单位领导的正确意见)，于是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政治上判了死刑；多少人由于屁大的一点历史问题，交待了无数次，调查了十几年；多少人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影响了升学或就业；至于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帽子棍子满天飞，到处都搞逼供信， “黑材料”堆得比山高，许许多多的老革命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折磨致死，株连九族……
　　看来，还是曹孟德高明。他对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没有采取装袋子查处的下策，没有成立什么“肃反委员会”或“除奸办公室”。当有的人建议，把那些写密信的人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的时候，曹慨然自语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他以情恕人，很理解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的心态。试问，这一着与那“得而收杀之”或立案追查的招数相比，孰优孰劣?
　　不念旧恶，能容乃大。凡事向前看，不多纠缠既往，曹操就是这样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军事家，无怪乎他能吸引了那么多人才。连为袁绍写了讨曹檄文、骂过他祖宗的陈琳也能容得下，还有什么容不下呢?
　　曹操焚书的故事，知之者颇众，其原因当然是靠了罗贯中那部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其实，这类以焚书而安定人心的故事，并不自曹操始，曹之前已有之。
　　《后汉书·光武纪》载：更始2年5月，刘秀攻下了邯郸，“诛王朗，收文书，得吏人与朗交往毁谤书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照此看来，曹操焚书很可能是效法刘秀的。但我们也不敢说刘秀是焚书的首创者，更不能说曹操之后就再没有焚书的事了。
　　《资治通鉴》(卷288)载，五代时的郭威于乾盇二年(949年)攻克河中后，反复无常的李守贞自焚而死，“威阅守贞文书，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榆次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得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威从之。”看来郭威也是一个虚心听取建议并具慧眼的英才，如胡三省所评：“此岂一时倔强武人之所能及哉!”(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批注)
　　《明通鉴》(卷49)又载，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擒获了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得濠簿籍，所记平日馈送姓名，遍于中外，多者累数万，少亦以千计……王守仁以簿籍连及者众，令焚之。”这一焚，又不知保护了多少人!
　　最有意思的是南朝刘宋时萧道成烧名片的故事。元徵二年(474)五月，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叛乱，时任右卫将军的萧道成出兵至新亭平叛。萧设计杀死了刘休范，然叛军一时尚不知此事，故继续冲破官军防线，往都城建康进军，加之宫中有人造出了桂阳王已攻取新亭的谣言，更使市民惶惑不安。此时，许多投机者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天下很快就是刘休范的了，便纷纷跑到新亭营垒，匆匆递上自己的名片，按《资治通鉴》(卷133)所记，“诣垒投刺者以千数”。谁知这帮人弄巧成拙，竟把名片投到了官军萧道成的营垒，风风火火表演了一场滑稽剧。值此混乱时刻，洞悉人心的萧道成当机立断，烧毁名片，登上城楼，安抚那伙“投刺者”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已被我杀死，尸首埋在南岗下，我是萧平南(萧出守新亭时，加平南将军衔，故自称萧平南——笔者)，不是刘休范……你们的名片我全都烧了，诸位尽管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总算没有出现骚乱。
　　从刘秀到曹操，从曹操到萧道成，再到郭威、王守仁，世虽相远，其谋略却若合符节，此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惟其如此，才不屑于追究那些书信、簿籍、名刺等等东西，而把它们一烧了之。这一烧，究竟烧掉了什么，烧出了什么，则是那鼠肚鸡肠睚眦必报之辈想象不到的。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失势时，故客尽去；乃复为将，客又复来。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位食客的话也实在够赤裸裸的，够不知廉耻的了，他非但毫不掩饰自己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的丑行，还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通“天下以市道交”的“宏论”，果如其论，世间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天下还有什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食客的话，还是值得人们深思，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因为“以市道交”者代不乏人，或者说大有人在，食客也罢，上述那些写密信、送厚礼、投名刺的人也罢，就说明了这一点。谙练这种世态人心，面对这种现实，能够泰然自若，才称得上是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刘秀、曹操等人的过人处也就在这里，而廉颇老将就有点差了。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复杂的。谁想到，连军阀吴佩孚还有一段焚书的故事呢。那是吴佩孚与张学良、阎锡山联合攻打冯玉祥的1926年，吴的将领靳云鹏正当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停战不前。原来靳受了冯的利诱，企图脱离吴而自领直系，而靳的几个部将也怀着得到地盘各霸一方的美梦，故亦竭力怂恿之。吴侦知这一情况后，采用其秘书长的计策，在保定软禁了靳云鹏。靳一被软禁，其部将便纷纷与吴写信，揭发靳的勾结反叛阴谋，以洗刷自己，诿过靳云鹏。面对雪片似的揭密信件，吴的秘书长成竹在胸，他召集全体官佐，传达吴的旨意说：“此次事变，大帅认为其责任不尽在有关各将领。主要的原因，是他远在汉口，北方情形复杂，又有人加以诱惑，才几乎铸成大错。现在已经矫正，靳总指挥亦正在反省，前事再不提了，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所有收到的揭发文件，大帅令悉数焚毁。”随即把那些揭密信件当场烧掉(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所载梁航标写的《阎锡山联合张冯倒曹吴和联吴倒冯》一文)。吴佩孚其人，历史早有定论，但古人不以人废言，我们也不应因人而否定其某些谋略。这位吴大帅在危急之际接受高参的建议，借鉴古人的经验，安定军心，挽救了一场危局，也不失为高明的一着。
　　(责任编辑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