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作者：□汪东林
抱病诉衷肠
全国政协机关办公的那个大院，原是清朝顺承王府，是张作霖的公馆，真正在这里办公、生活过的是张学良先生。我初到政协机关工作时，一位老同志曾领我参观了一遍。张学良先生现在在大陆还有一个姐姐，七个弟弟，五个妹妹。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张学思，行四，我人民海军少将；一位是张学铭，行二，与张学良一母所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长。张学铭平时也常来政协礼堂开会、吃饭。
“文革”十年，张学铭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的遭遇，我仅事后有所闻。只知道“文革”后期他一直患病，日子过得很艰难。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张学铭是特邀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是以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委员为主体的，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历尽劫难，见面都有隔世之感。组内不少委员向我询问张学铭来不来?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张学铭委员患肝硬变，有腹水，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这么说，张学铭真的参加不了这次会议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大会总务组负责人赶来劝说，张学铭一口拒绝，最后他站起来十分坚决地说：
“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对我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会会那些同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魔爪下死里逃生的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斩钉截铁，大家只得作罢。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大会的气氛十分特别。无论是大会会场的间隙，还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常常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笔者所在的这个小组，这种气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兴处，当场吟诗歌唱；伤心处，则出现一人痛哭失声，许多人落泪奉陪的场面。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对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因此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关照他控制自己。张学铭每次只是频频向组长拱手点头，并不直接答话。等轮到他发言时，却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诉家常，平心静气。但到了发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张学铭终于哽咽起来。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不少委员也随着劝阻，但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一会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话不讲完，更憋得难受。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至今，已经是第42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林彪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今儿个我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一个人孤零零在台湾，与我们一大家子隔绝，苦度晚年，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蒋介石这老东西死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仍没有给我大哥自由。岁月不饶人呵，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我张家弟兄，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破碎的家庭要团圆!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我立即请来了驻会的医生，把张学铭送回了卧室。
旅途话往事
一年后张学铭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全国政协组织委员们就近到任丘、大港两个油田和天津市参观，他执意报名参加。参观团允许他带人陪同，乘坐一辆小卧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参观考察中，笔者作为工作人员，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有时则与他同车，在旅途中东南西北地自由交谈。
“张老，有位委员聊天时曾告诉我，说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常对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属实?”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扫了我一眼，反问道：
“告诉你这话的委员是谁?能通报他的尊姓大名吗?”
我愣了一下，考虑话已说出，索性再具体一些，便接着说：
“这位委员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认识多年的，但我不便点出他的名字。他还具体告诉我这样的事，说您在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不少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说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听途说，你就信他的?”张学铭一语道破，但他并没有生气，又接着说：“告诉你吧，年轻人。像我这样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的人，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奇的。他唐胖子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脸说我，真是岂有此理!但说到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特别是下大决心戒除了吸毒的恶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也为我们兄弟树立了榜样。他自然注意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严加管教，尤其是对我。要细讲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讲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两次戒毒，一是张学良对张学铭的亲切关怀和管教。
原来，在20年代中叶，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就染上了毒瘾。抽鸦片，在旧军阀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戒就十分困难，没有极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丧生，张学良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承父业，深感责任重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张学良有了这个想法，又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规劝下，下决心戒毒。没有想到才两三天，就难受得满地打滚。甚至用头撞墙，不省人事。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既心痛又着急，便派人去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医生二话不说给张学良打了一针。这一针立即见效，张学良自此每天打两针，鸦片烟戒掉了，精神也恢复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赏这位日本医生。但都不知道这针剂药水是比鸦片更凶的毒品——吗啡。不到一个月，张学良的身体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针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医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张学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败，只得每天靠打吗啡维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3年3月，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去总司令之职，同时郑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国。3月1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住张群公馆。当晚，在为他洗尘的宴席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为了能健康地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要借张群先生这块宝地戒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天早餐后，张学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下达“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命令。整整一个白天，张学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喝茶，嗑瓜子，没有动静。入夜，毒瘾大发，自己在地上打滚，于凤至、赵四小姐想进去，他都坚持不允许。直到用头撞墙，响声“咚咚”，随即听不见动静，于凤至等在门外呼喊，也不见回音。待打开房门，只见张学良躺在地上，额头红肿，鲜血淋淋，面无血色。赵四小姐打电话请来美国医生，检查了张学良的心脏和血压后，给张学良注射了针剂安眠药，并对于凤至、赵四小姐说，药物对戒毒只能起辅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张将军的意志和毅力了。张学良就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强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瘾的发作逐渐减轻，直至基本控制，开始能吃能睡，体力慢慢恢复，最后戒毒成功。
张学铭在叙述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后，深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说我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确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我这个做弟弟的，就差得远了。几十年来，我思念他，对他后半生遭蒋介石软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场……”
至于张学良对张学铭的关心，也是从张学铭年少时就开始的。张学铭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张学良乃一母所生，张学铭6岁即丧母，父亲忙于政务军务，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没有时间管他，直接管教他、关心他的就是大哥张学良。后来大哥成亲，军务政务也忙了，便特别关照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照料。张学铭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张学铭谈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却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要我辨其真伪。我读后确认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这信我还带在身边呢，你先看看吧。”
张学铭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民国16年(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应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这封充满同胞手足情谊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多年来对胞兄张学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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