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费孝通和他的三位兄长
作者：□余广彤
一
1949年三四月间，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从各地云集解放后的北平，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际此大好春光，诗思泉涌的柳亚子先生给费孝通教授的二哥费青写下了一首七律：
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
季子北平同讲学，长君南海早乘槎。
交情远溯追名父，亲谊还应念舅家。
漫笑文人封建习，一诗题赠喜天涯。
原来，柳亚子和费氏一家都是吴江的望族。柳亚子家在黎里，费家原住同里，后迁松陵。两家是姻亲世交。柳亚子的母亲是费孝通的一位远房姑奶奶。柳亚子小时候常到舅家去，与比自己大几岁的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庵是好朋友，情谊笃深。
北平解放前夕，费青和费孝通都住在那里，分别在清华、北大当教授；4月初，大哥费振东作为海外华侨代表也从香港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住在六国饭店。三兄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们一起去拜望了柳亚子先生。费氏三兄弟在各方面均有建树，故柳诗中称赞其“三凤齐飞”。其实，费孝通还有一位三哥在上海，兄弟一共四人，还有一位姐姐，著名的中国蚕丝业先驱费达生在苏州。柳亚子仅称费氏“三凤”，大概是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人吧?
二
大哥费振东生于1902年。据说当时父亲正要到日本留学，所以给他取名为振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费振东已经17岁，正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他最早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和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讲演。他还常把《新青年》等杂志带到家中来看，使三个弟弟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1922年，费振东在河北唐山读完交大预科后，直接升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四年制的铁路管理科。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费振东是交大学生会的活跃分子，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团结救国，抵制日货，支持工人运动。在震惊国内外的“五卅”惨案中，他们的学生队伍在上海南京路英国巡捕房门前游行示威，巡捕房警察向学生开枪，走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学中弹身亡，他自己也险遭枪杀。他们这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所以到1926年毕业时，江苏督军孙传芳下令不准他和另外六位同学(其中包括陆定一)在铁路部门工作。他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了半年英文，便远走南洋。
二哥费青此时已在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书。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他是苏州各校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他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到学校来讲演，创办了平成工人夜校(后来他给儿子取名平成，以纪念此事)，并帮助纱厂工人罢工。1926年暑假，他被选为江苏学生代表，去广州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革命中心的广州，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苏州后，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但他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仍坚持斗争。次年3月，同侯绍裘等一起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进入苏州。在哥哥的影响下，正在东吴大学附中上学的费孝通革命热情也很高，一度担任苏州《民报》的编辑，负责编辑副刊。然而，好景不长，形势逆转，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费青、费孝通兄弟只好逃往吴江农村躲避。此后，费孝通回到苏州继续读高中，费青则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设在上海)攻读法律。
三
费青1929年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同时开办律师业务。当时蒋介石一面加紧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一面镇压各地的革命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那时上海租界当局逮捕的所谓共党嫌疑分子，都要先经过“特区高等法院”过堂，再引渡给南京政府。因为律师们都知道这过堂只是形式，辩护也无用，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所以大多采取回避态度；而费青却以高度正义感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承接这类案件，挺身而出，据理辩护。一次，有一位小学校长和两位教员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证人”自称是一个已经自首的共产党员，说自己曾经和这三人在他们学校里开过秘密会。费青看出“证人”是假的，当庭请求法官令他把学校位置画一张简图。然后，命捕人的巡捕也画一张。果然两张图全不相同。费青当即指出：“证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学校，完全是伪证，要求法庭将三名无辜被告释放。他发言时，旁听席上一片肃静，国民党政府人员怒目而视，法官十分尴尬。尽管如此，最后只释放了其中一人，把另外两人交给了南京政府。
由于办了几件为共产党人辩护的案件，遭到国民党的嫉恨，费青在上海已难以存身，便到北平燕京大学当“特别生”，和费孝通同学。后来又到朝阳学院当教授，兼做《晨报》编辑。他一面工作，一面还坚持学习，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哲学。
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也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于1936年到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这年寒假期间，他从伦敦到柏林去看望二哥。两兄弟漫步柏林街头，心系万里之外濒临危亡的祖国，决心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和人民。
四
费孝通在伦敦完成了学业，于1938年回到祖国大后方，在昆明云南大学讲授社会学，并克服困难，到云南农村进行社区调查，撰写《绿村农田》等书。费青也于这一年自德国东返，经苏门答腊棉兰看望了大哥费振东后，即于年底抵达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并于此时先后结婚成家，在文化巷租了房子，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可是不久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小院房屋炸塌了一角，所幸人们到城外躲避空袭，无人受伤。此后，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室搬到了呈贡城外的古城村。费青因不能适应昆明的潮湿气候，哮喘病时常发作，一发病便无力跑出去防空，所以一 度回到上海租界内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系主任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全力准备内战，扼杀一切民主力量。昆明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几个大学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许多教授成了著名的“民主教授”。费孝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经常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激情的讲演，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主编的《时代评论》则鼓吹民主进步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费青也是一位“民主教授”，经常在《时代评论》、《民主周刊》发表文章，推进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袭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师生员工，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四名学生，数十人受伤，这就是举国震惊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费氏兄弟和许多教授一起签名发表“联合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费孝通置当局的压力于不顾，编辑出版了《时代评论》悼念专辑。费青起草了一副挽联，刊印在这期专辑的封面上：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4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惨案发生第二天，西南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当场推选钱端升、费青等5位教授组成法律委员会，调查惨案经过，搜集证据，控告罪犯。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相继复员。费青、费孝通也随校回到北京，继续并肩投身民主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弟兄俩多次同其他教授联合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费青还以律师身份，出庭为被捕学生邓特、孟宪功等辩护，并帮助、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学生去解放区。他还与吴晗、袁翰青等教授创办《中建》月刊，自任主编。刊物因鼓吹民主，很快就被北平当局查封；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恢复出版，改名为《新建设》，费青仍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