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6期
张爱平复职定“三抓”
作者：□东方鹤
动乱了十年的中国，终于趋归安定。
在监牢囚室、破房闲宅及招待所游荡、漂泊了十年的张爱萍全家，于1977年春节前夕，终于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的那个家。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窗前的一片竹林万叶吐翠，郁郁葱葱。“快来看，快来看!这是哪来的一片竹林?”张爱萍惊呼。夫人李又兰笑答：“嗨，那不是你种的吗?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你怕被他们抄走，就把那盆看竹来了个送竹归土。”“噢，怎么长这么多呢!”这对素来喜竹、爱竹的张爱萍来说，无疑是一大意外收获。他辗转欣赏，诗兴大发，遂打起“油”来。李又兰在旁边给以补充、推敲，很快就形成了：
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
新笋破坚土，老干复葱茏。
飒飒凤尾动，翩翩日影中。
爆竹除旧岁，阵阵报春风。
此后，被抄走的东西陆续还了回来。张爱萍和李又兰，平日里就整理整理书籍，挥洒挥洒笔墨，沉静在这种以诗书为伴、竹兰为邻的幽雅生活中了。
1977年3月7日，中央决定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9日，叶剑英便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工作。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诚请，均为张爱萍谢绝。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临时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怎么了你，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说：“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我没法工作。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连续批判，给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开了的意思。叶剑英笑了，为张爱萍的调侃带着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最近就清查他，让他回地方去。中央也准备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拨乱反正，还是很需要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好好地整顿一下的，抓紧建设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他的后一句话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张爱萍。面对老帅的一片挚情及共同的责任，怎么还能再无动于衷呢?于是，张爱萍只好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叶剑英问：“你有什么要求吗?”张爱萍想了想说：回科委工作，需要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说：你挑吧，你挑谁给谁。
张爱萍在记忆的屏幕上搜寻了半天说：把李耀文调来吧。
叶帅说，这好办，马上就落实。
李耀文，原名张锡绅，自幼就伴着渤海的风浪成长。他是背诵着孙中山的遗嘱、受着国耻日的教育参加地下党工作的，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20岁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时，就担任了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教育股长。张爱萍在华东军区任参谋长时，他就是军政委了。张爱萍奉命到抗美援朝战场时，作为26军政委的李耀文，正率领部队进行金城战役。李还担任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点名把他从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位置调到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当时在外交部任副部长级驻外大使，任满回国正等待分配工作。他曾要求回部队工作。
4月13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国防科委党委第二书记。
接着，张爱萍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委会，研究制订了国防科委党委近期工作原则：“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同心协力，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科技工业战线的十六字整顿方针：“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之后，张爱萍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过我、甚至整过我的人，除中央决定对×××审查外，既往不咎，一个不动，原来在什么领导位置现在仍然在什么位置，大家放心放手地工作；以前对我的批判、斗争，不是大家的责任，不少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以后我们在一起，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后来，在不久召开的全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他又表示了这一态度。
尽管这样，在党委成员和司、政、后、科部门领导中，那些曾积极参与批判他、整理他《大字报汇编》、《右倾翻案言论》及提供“炮弹”的同志仍然还有顾虑；在委领导中，有几位甚至见他时总有些不好意思。
“大可不必!”张爱萍在公开场合多次说：“我以前就讲过，反对我没有关系，不算错。以后还可以继续反对嘛!这样，我不拿银子就可以买到批评。我怎么能不欢迎呢?”在做这安抚释疑工作的同时，他建议军委尽快重新宣布命令，以释疑虑，安定军心。在不久重新宣布的命令中，除政治委员易为李耀文外，原班人马一个未动，各居原位。
“复工”伊始，张爱萍又拿起了他一贯的“法宝”：摸准情况，突出重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主战场带动分战场。征得常委们同意后，他把首先摸清情况的点放到了二机部和七机部上，然后再统一规划下一步的工作。
因为这两个部都担负着重点尖端武器的研制任务，这两个部运作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的进展。
七机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单位，“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它雪上加霜。造反派头头舒某，死灰复燃，在“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一边对张爱萍大打出手，一边对拥护张爱萍搞整顿的干部群众大下毒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迫害七机部干部、专家、职工16000多人，其中303人被非法关押，两人被迫害致死。刚进入正轨的科研、生产，又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粉碎“四人帮”后，舒某负隅顽抗，密谋上山打游击，后被收审。1977年3月7日，中央派出了由地方、军队干部组成的600多人的中央工作队，进驻七机部，进行二次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原来确定的项目未能正常进行，有的还遭到了破坏。如研制通信卫星的三三一工程，仍停留在原来的决定上。但有的人却把它捅到国际无线电联盟进行登记，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五年内发射成功。如果不能如期发射，必然影响国家的形象。张爱萍初步决定科委近年的工作规划就在原来确定的项目上进行调整，然后召集常委们进行研究、讨论。有的同志提出，张爱萍在整顿七机部时曾提出“一个目标”、“三年三步”的计划，已经被“风”吹到一边去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个规划。这正与张爱萍的设想不谋而合。一经酝酿，很快统一了意见。当即决定：80年代前期要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这三项重点任务，实质是解决远射程、大当量、广机动、高轨道的问题，使战略武器形成配套体系，航天技术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奋斗目标一旦实现，必然大大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打破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并能带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鼓舞中华民族的斗志和勇气。
会上，张爱萍再三强调：对这三大任务要抓住不放，抓住时机，抓紧时间，一抓到底!马捷兴奋地一拍大腿说：“干脆把这三大任务叫‘三抓’吧!”大家一致赞同。自此，“三抓”带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神圣感，很快流传开来。后来有人说这是国防高科技的“三大战役”。
如何打好这“三大战役”呢?本着“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既定方针，张爱萍又率领他的一班人及有关专家进行了整体规划。一是确保重点，适当停缓。对不具备条件的工程，坚决停止或缓建。二是抓住重点，带动一般。三是重中有急，梯次进行。一个时期只能突出一个重点，从时间和力量的安排上，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梯次渐进。四是坚持高、严标准，为自己施加压力。
有了这整体的规划和布局后，很快就上报中央专门委员会。
这时的中专委已经作了调整。华国锋为主任，叶剑英、李先念为副主任。成员由中央军委常委和国务院主管计划、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总参谋部一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主任等21人组成。办公室仍设在国防科委，由国防科委主任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由国防科委一名分管业务的副主任和二、七机部的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中央专委就下发了个文件，文件称：“12月24日中央专委批准，张爱萍兼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李耀文、刘伟、宋任穷、马捷兼副主任。由国防科委科技部承办日常工作。”
七机部部长，张爱萍推荐宋任穷担任。
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9月16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恢复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三抓”的请示报告。也就是说张爱萍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在80年代前半期保证拿出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
前三次的核试验实践和三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使张爱萍清楚地认识到：“三抓”任务，技术新，难度大，周期长，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设备密集，组织协调复杂，安全要求严格，是现代化合成兵团的科学会战，是规模宏大的空中、地面、水下联合立体战。远不像他当年组织指挥的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战。数以亿计的零部件组合，有一个镙丝的松动、一个焊口的开裂、一毫衔接的错位，都会导致国家巨大财产的损失、众多人员的伤亡，直至国际政治上的严重影响。因此，他的“战役想定”考虑得全而又全、细而又细。
在这科学大会战中，科学家是当然将领，没有他们为主体的指挥和攻坚，就没有科学会战的胜利。他断然决定：建立一个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坚强指挥部，形成高度集中统一、严密精确的指挥体系。
在研制工作方面，组成了技术和行政两条指挥线，建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调度指挥制度。总设计师系统，是一个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按任务的总体、分系统、单项设备的序列，分别任命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和主管设计师，负责研制设计技术工作；调度指挥系统，则是由研制抓总单位、承制单位的行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组成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调度、组织指挥和财务物资保障工作。总设计师系统是由科学家组成，全力投入科研项目的攻坚；总调动指挥系统则是由行政管理干部组成，全力保障总设计师系统，而且绝不允许动摇、干涉总设计师系统的意志、计划和行动。
应该说这两条指挥线制度，是张爱萍的又一大创造。这科学管理行之有效、完整系统的规章制度，使许多科学家至今对此制度还赞不绝口并深深地怀念他。
在“三抓”任务中，这两个指挥系统在国防科委和有关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互相渗透，互相支持，有机地联结为集中统一的、畅通灵敏的研制生产指挥体系。
进入试验准备实施阶段后，又在北京开设试验任务指挥部，由张爱萍统管全局，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整个试验活动的进行。各参试单位均纳入试验组织序列，建立分层分级的岗位责任制。研制单位提供试验产品、技术资料和地面设备，提出试验大纲，派出试验队进驻试验场区处理产品的技术问题，协助试验部队共同完成任务。试验部队根据试验大纲的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和各项规则，组织实施导弹、卫星的飞行试验，完成测试、发射、跟踪、测控通信、气象水文、数据处理和其他勤务保障任务。使用单位也派出人员参加试验任务，参与试验方案的论证和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工作。在试验现场组成以试验部队为主，有研制、使用单位参加的发射场指挥部，实施现场组织协调。国防科委派驻工作组进行指导。
而张爱萍本人及他领导的一班人，经常穿行在各研制单位、试验基地、训练现场。依然采取他贯用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敌’则杀、碰难就帮的原则，为“三抓”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提供营养。他要求他的一班人并多次向科学家们表示：“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科学家的服务员，我们是做服务保障工作的。成功了，是科学家的功劳；失败了，则是我们的责任。”
这样，真正形成了万里连营布阵，千军万马协同，空中陆上水下，争当科研尖兵，“三抓”争分夺秒，齐铸钢铁长城的壮观局面。
(责任编辑 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