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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居野人” 三赴日本索赔记
作者：□肖 石
当年因不堪忍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只身逃到北海道深山里当了13年“穴居野人”的著名难胞刘连仁，近年来在中日朋友的帮助下，先后三次赴东瀛，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索赔偿。刘连仁出国打官司的经过怎样，最近，听说86岁的刘老刚刚从日本归来，笔者专程采访了他。
一
在日本，刘连仁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传奇式人物。许多中学在编演着有关“野人”刘连仁的故事戏。北海道知事横道孝弘在接见刘连仁时，称刘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谢罪”。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友人建议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但刘连仁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
1995年8月12日，刘连仁应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立孝的邀请，在儿子刘焕新陪同下，从北京飞赴东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并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偿。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午，刘连仁出席了在东京最高法院特别裁判厅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刘连仁慷慨陈词：“日本政府必须公开向我谢罪，必须给予经济赔偿；我永远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我将继续广交日本朋友，为中日世代友好作出贡献。”下午二时，东京市民在中心广场隆重集会，会议主题是“终战50年，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受害者参加了集会。刘连仁被邀请坐在了主席台上。二时十分，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新党魁武村正义、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等政界要人出现在会场上。村山首相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原来天皇决策的错误，他任期内争取把二战遗留问题解决好，并在讲话最后再次表示谢罪。土井多贺子在讲话中，用自己的身世讲述了战争的苦难，并呼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中国留学生代表韩光及韩国、菲律宾等国代表，也在发言中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在中国及亚洲犯下的罪行。
会议中间，刘连仁把写有叙述自己野人生活、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损失的一封公开信，亲手交给了村山首相。村山首相握着刘连仁的手说：“没有想到刘先生80多岁了还能来日本，对过去的战争及您在日本遭受的不幸，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8月18日，刘连仁在小野寺立孝陪同下会见了“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该团由南京大屠杀、异地空爆、“七三一细菌工程”、中国劳工等四部分组成，专门负责落实战争期间中国受害者人数及情况，进行正义声援与赔偿。调查团根据事实，对经济实力较强的8家迫害过中国劳工的公司进行起诉，提出战争赔偿要求。许多人担心，根据日本法律案件有效期是20年，劳工事件已经过去50多年，法院能受理吗?对此，刘连仁据理力争，他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根据日本法律吗?日军到中国杀害普通老百姓也是根据日本法律吗?在日本国内杀了人可以用日本法律，但日军到国外杀人，日本法律还能干涉吗?”他的一席话，使小野寺立孝律师很受启发，连声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对!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日本法律的约束，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官司了。”
刘连仁回国前夕，碰到了当年曾在山东抓劳工的矢琦隆夫。年愈古稀的矢琦隆夫曾执行了日本鬼子对高密一带的“三光”政策，反思当年战争，他痛哭流涕，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他对刘连仁说：“今天我们无论怎样谢罪，也不能原谅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无论怎样赔偿，也不能弥补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伤。”他表示坚决支持刘连仁的索赔要求，并将为此奔走呼吁。面对再三谢罪的矢琦隆夫，刘连仁大度地说：“你虽是加害者，但也是受害者，发动战争的仅是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饱受了战争的苦难，我不怪你!”
二
1996年秋，日本“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正式通知刘连仁：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著名律师小野寺立孝来中国取证，他问刘连仁：“你敢不敢再去日本打官司?”刘连仁坚决地说：“当年是日本兵用绳子绑着我去的，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岂能轻易说算了?!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老了还有孙子，不讨取公道说法决不罢休!”小野寺立孝先生被刘连仁老人那不可侵犯的人格力量所折服，立即回答：“我一定帮你把官司打到底!”
小野寺立孝先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在这艰难的跨国诉讼中，刘连仁无力承担巨额旅费，一切费用均由他来掏腰包。1995年，小野寺立孝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当年只身逃进深山过了13年野人生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他同情刘连仁的遭遇，敬佩刘连仁的为人。刘连仁不计较个人恩怨，向日本政府索赔只是想讨回民族尊严，提醒和警告那些历史的健忘者牢记当年战争的教训，更令他敬佩和感动。于是，小野寺立孝先生义务地为刘连仁联系“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仔细研究诉讼方案。为搜集证据，他一年几次飞往中国，随着对中国劳工问题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问题。他把替刘连仁讨回公道，让日本政府向这位劳工谢罪，让中日人民真正友好起来，看作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1997年9月，在小野寺立孝等友人的支持帮助下，刘连仁携儿子刘焕新又一次飞往日本，向东京高等法院正式提出诉讼。法院只给半个小时的时间，律师和原告根本没有辩论的机会。令小野寺立孝和刘连仁感到愤怒的是，真理明明在原告手里，法官居然连原告的材料都不看，连原告的申辩理由都不听，就宣布时间已到，终止审判。小野寺立孝从来没有遇到如此难打的官司，政治与法律搅在一起，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发现日本司法界竟然有如此黑暗的一面。
三
1998年6月，应小野寺立孝先生的邀请，刘连仁再次赴日本讨公道索赔偿。
6月6日上午，东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刘连仁向日本政府索赔一案。法官从刘连仁当年所在的煤矿弄来一份材料，说什么当年煤矿对刘连仁这批中国劳工待遇不错，每星期有一个休假日，劳工每月发一双鞋和两双手套，每周两盒香烟，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顿四个菜，窝窝头管够等等。法官质问：“当年日方企业如此厚待中国劳工，你还来打什么官司?”
刘连仁气愤地说：“如果煤矿像法官先生说的那样，我刘连仁冒着被杀害的危险跑到深山里受那老鼻子罪干什么?果真生活那样好，赶我都赶不跑哩!”接着，刘连仁在法庭上揭露出当年在日本煤矿遭受的非人待遇。
1944年10月24日，刘连仁和200名中国劳工被押运到日本北海道昭和煤矿。在青岛上船前每人发了一身黄衣服，一双露着指头的旧手套，来到煤矿后，每天在日本工头刺刀和皮鞭监视下，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早晨喝粥，每人一碗，中午和晚上每人分一个鹅蛋大的窝窝头，没有咸菜，更谈不上所谓的四个菜，许多劳工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劳累，倒在了矿井下。有一个大雪天，刘连仁和几个老乡实在饿极了，就把矿方喂猪的猪食偷吃了，结果被工头发现后打得躺在地上。从押进煤矿那天起，劳工们就没有一天休息日，有时生病起不来床，日本工头直用皮鞭把劳工抽打得下了井才算完。
刘连仁所在的矿井安全措施十分差，塌方事故频频发生，加上饥饿、劳累和毒打，许多劳工被砸死或折磨死了。到刘连仁逃走前夕，原来的200人活着的不足100人，刘连仁班原来的10人也只剩下5人了。一次，一位劳工被工头打急了，顺手还了那位工头一锨头，这下可惹了大祸，日本人把他绑在大树上用冷水泼，一会儿他就成了冰人。
法官问刘连仁：“当年日本工头骂你了吗?打你了吗?”刘连仁回答：“中国劳工都挨打，难道惟独我特殊吗?”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来了三个日本工头，带他们到矿井去，旁边放着锨、镢头和钻机之类的工具，三个工头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刘连仁几个人不知他们说的什么意思，就站着没有动。三个工头抄起铁棍劈头挨个打，像打驴一样，刘连仁被打昏了才让难友抬进屋去。刘连仁说：“有个监工绰号叫大鼻子，他打人最凶，我遭他打骂最多。”法官问：“他怎么打你，又怎么骂你!”刘连仁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后，请求法官传大鼻子到庭，和他当面对质。法官急忙说：“此人已经死去多年了。”
距法庭许诺的两个半小时的答辩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法官突然宣布，吃饭时间到了，休庭，让刘连仁下午再来。小野寺立孝律师不同意休庭，刘连仁也表示，只剩下十几分钟了，为何不能开完庭?法官说这是规定，不能违反。
下午，小野寺立孝和刘连仁等人按规定时间来到东京高等法院。辩论继续开始，法官在问完问题后，问刘连仁还有什么要求?刘连仁说：“我今年86岁了，来趟日本不容易，请问日本有公理吗?有法律吗?如果有的话，判决嘛!”小野寺立孝说：“刘连仁先生是重要的中日历史见证人，这件事处理好了，对中日两国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法庭尽快判决，还刘先生一个公道!”法官表示，按日本法律判决要等一两年。
走出东京高等法院，小野寺立孝兴奋地对刘连仁说：“这次开庭比上次有了一个大的进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辩论，最后好歹有了个说法。弄不好，你还要来一次。”
当记者问及刘连仁对这场跨国诉讼的真正目的时，他坚定地说：“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针对国家政府之间而言，并不代表民间或个人。日本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向中国勒索和掠夺了以数百亿计的巨额钱财，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索赔一分一文，但日本政界一部分人以冤报德，至今否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三次赴日索赔，就是为了提醒和警告那些历史的健忘者，侵略的责任不能轻易算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人民今天的友谊来之不易!”
谈及老人的健康状况，刘连仁的老伴满脸忧虑地说：“老刘在日本深山里留下的肠胃炎、气管炎、关节炎等疾病，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看到老伴忧心忡忡，刘连仁插话说：“我在日本听说，一家日本公司研究我在深山中13年能活下来的秘密，发现我能生存下来得益于常吃生海带，并据此从海带中提炼出一种药品，赚了不少钱。”
(责任编辑 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