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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阔少到革命家的刘锡五
作者：□ 薛德安 李桂荣
孟州在弯弯黄河与连绵太行的拱抱中，1904年7月12日，刘锡五就出生在这里，其父刘肃堂深谙商道，在江苏、安徽、北平办有盐场、商号及药铺，并拥有土地30亩、房舍70间。
1924年6月，在表叔武怀让的影响下，刘锡五赴北平考学，下榻在武怀让住处。叔侄两人谈得甚是投机，从表叔那里，他对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了解。
7月中旬，武怀让赴苏深造。在北平火车站分手之时，武怀让向北平党的组织介绍表侄入团，并指定专人办理。
1925年初春，经何孟雄推荐，刘锡五进入上海大学读书。金秋10月，刘锡五加入共产党。
次年10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后，许多人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身为上海大学党支部干事的刘锡五，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撰写了题为《不革命可以吗》的文章，刊于1926年12月10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文章号召“同胞们!努力吧!要想得到真正自由与解放，应当实心实意的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去与军阀争个你死我活”。这篇文章犹如嘹亮的号角，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爱国青年的战斗信念。
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中，刘锡五迅速成长。1929年，他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这年10月，上海反日大同盟会议在南京路的宁波会馆召开，党组织安排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长刘锡五及朱镜我前去主持会议。刘锡五在会上以泰东印刷厂校对工的身份，公开抨击国民政府惨无人道。他被特务盯上了，散会回返时，被特务抓住，他一边同特务反抗，一边机智地大喊：“强盗敲诈。”巡捕闻声赶来，将他与便衣特务一起带进巡捕房。这个便衣掏出国民党党员证朝巡捕官一晃，转手指着刘锡五：“这个人是共党。”
捕房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因此巡捕官并未理睬特务的指控，反斥责道：“没有经过值班巡捕批准，又无引渡证，你怎能越界抓人。”当巡捕探问刘锡五的身份时，刘说：“我是泰东印刷厂的校对工。”在他身上搜索一遍后，见无可疑之物，巡捕当即将他释放了。
1931年春，由于郭亚光、李国玉等人叛变革命，河北省委、省军委、省团委及北平市委先后遭敌破坏，薄一波、安子文等党的干部和众多爱国青年相继被捕。
7月中旬，已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锡五，头戴博士帽，身着淡蓝色大褂，脚蹬白鸡皮鞋，装着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到北平绒线胡同“刘少白公馆”(系北方局联络点)谈工作。谁知，这里已被敌监视。他不知情况有变，刚进院里，即被“蹲坑”的便衣特务抓住，押入草岚子监狱。在此，先期入狱的有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近百名党员干部。
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薄一波、刘锡五等50多个政治犯开展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最终，敌人被迫接受了“改善伙食、增加火炉取暖、允许购买书报、每天放风三次”的复食条件。
刘锡五家里每月给他寄10元钱，他刚入狱时，家里一次就寄来数百元。但他把钱全部交给了狱中党支部，用作革命经费，不但改善了难友们的生活，而且，狱中党支部还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等大量的原文马列著作与进步报刊，由懂外语的同志翻译出来，供大家传阅学习。刘锡五学得很认真，被难友们戏谑地称为“老学究”。
1935年，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达6年时间的52名党员干部履行“签字”手续，出狱工作。
刘锡五出狱后，协助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1949年5月，东北全境解放，刘锡五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高饶事件发生后，刘锡五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与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四个副书记一起，协助董必武工作。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的文件，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签字”手续出狱的薄一波等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刘锡五当然也难逃厄运。
刘锡五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批斗会上，对于造反派的百般摧残、折磨，他无所畏惧，常常是冷笑一声，昂首望天。他满有信心地对人说：“要相信党，61人问题总会有正确结论。”
1969年3月，他被下放到吉林双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环境十分恶劣。虽然他患多种疾病，但干校仍勒令他参加劳动，不许他用连队的草烧炕，下地干活连板凳也不让坐，夫人何真来双岗照料他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
1969年12月，他被转往河南长葛中组部“五·七”干校，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大小便失禁，在无奈中，他妻子何真用架子车拉他到一个公社医院进行针疗，到第二次去治病时，医生说啥也不敢给他治病了。因干校下了命令，不准给“叛徒”治疗。
后来，何真将丈夫送往许昌医院，人家说：病太重，没法治。刘锡五再次被拒绝在医院门外。
何真多次要求干校的头头安排车辆送丈夫去郑州治疗，都被各种借口挡了回来。
又拖了一些时日，刘锡五才被送入郑州医院，这里的医生根本不关心病人，只开些降压药应付，何真去找了，去求了，去吵了，依然无济于事。看到这些，刘锡五终于明白了：有人在千方百计让自己早死。他不怕死，但为自己看不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而深深遗憾。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天傍晚，他抓住妻子的手说：“我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党，将来‘61人’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死后，你要振作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后，第二天他就不会说话了。1970年2月28日，追求革命50年的刘锡五在郑州含冤告别人世。
在太平间，何真独自为他洗脸穿衣。他是“叛徒”身份，医院和干校自然不会派车送他去火葬场。刘锡五在吉林任书记时的一个下属，这时已调郑州工作，听说老书记死在医院无人过问的事情后，冒着风险，自己掏钱雇车将老书记送去火化。不久，刘锡五的骨灰被侄儿刘载忠抱回老家埋进刘家祖莹。
1979年1月，河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处长刘德厚陪同中央的工作人员到孟州寻找刘锡五的骨灰，以便尽早送归八宝山革命公墓。当他听说刘锡五的坟压在一个厂子下面时，刘处长火了：“就是把厂子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刘书记的骨灰找到。”
在知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家化肥厂的围墙处找到刘锡五的坟，遂将他的骨灰送往北京的八宝山。
1979年1月25日上午9时左右，1200多人聚集在首都八宝山，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锡五、胡锡奎等5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中组部长胡耀邦代表中央致悼词，胡耀邦在悼词中对刘锡五的一生做了这样的评价：
“刘锡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责任编辑 刘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