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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
作者：□王景山
谈到五四新文化精神，我以为和爱国、民主、科学三者同时展现的，还应有改革、开放和批判精神。这在“五四”前后鲁迅身上也是非常明确而突出的。
鲁迅的改革思想，源于他早年坚信的进化论，源于他对外国的识见，特别是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和对现状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鲁迅坚信中国若求前进、发展，必须改革。在鲁迅看来，改革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前进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社会进化是希望所在，是从“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就开始了的。“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因为“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着物不止”。如果“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零落”，所谓“发展既央，隳败随起”。1927年他作《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复指出“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因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中仍然坚持他的“从古迄今，什么都在改革”的看法，认为“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
鲁迅一生身处的社会现实，更使他深感改革的极端迫切性。1925年他一再指出：读历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看现状，更感到“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同年他尖锐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934年他又作重要补充：“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他从来认为：“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精华部分足以自豪，亦为世界各国所钦佩。但正因为它古老，留存的糟粕也不少，历史的积淀也厚，因袭的担子也重，因此惰性也就较多，改革也就更困难一些。鲁迅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他在《两地书·四》中指出：“中国大概是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暗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在《华盖集·补白》中进一步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他在1934年发表的《偶感》一文中再次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入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说到“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是感慨系之的。
鲁迅深感改革之不易，他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五》、《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华盖集·北京通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等文中深刻批判了阻挠改革的种种论调 ，但他认为最不易的则是“国民性的改革”。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较之表层的改革当然更重要，但也更困难。他在《两地书·八》中指出：“最初的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而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为进行改革，他在著作中大声呼唤“闯将”，主张革新者内心应有“理想的光”，提出“认真，热心”，“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等项要求，推崇“一往无前”而又“不耻最后”的“韧性”精神。于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改革者的形象。
纵观鲁迅一生，从学海军，学开矿，求兵强国富；到改治医学，寻求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到从事文学运动，以便改变人们的精神；再经过主张个性解放，进行思想革命，直到确认“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一不说明他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改革主张。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两面大旗，那么“改革”和“开放”就不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求中国之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一个闭目塞听的个人，是谈不到改革、进步的，因为他没有比较物、参照系。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正是为此，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一再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先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更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指出：如不睁了眼看世界，“这闭着的眼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鲁迅看来，开放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度量，是一种魄力，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他在1925年写成的《坟·看镜有感》中，热情赞美了汉人的“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因此他们“取用外来实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有些朝代，“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能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乃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同文中又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基于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广阔的开放胸怀，鲁迅一向强调向外国学习。他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主义者。他主张追本求源，而不可舍本求末。鲁迅所重视的是“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因此鲁迅的“开放”和“全盘西化” 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早在1907年所作《坟·文化偏至论》中，他就反对在向外国学习时的“偏至”，亦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绝对化。开放，向外国学习，自然首先是为了“洞达世界之大势”，但何取何舍，何去何从，却须经过仔细的“权衡较量”，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这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意”，我们的国家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而在1934年所作《拿来主义》一文则可以说是集中而精确地表述了他对“开放”的看法。他强调：“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因此，首先是要“拿来”!但他同时强调的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之后，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的这一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收。
批判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十足显示着的。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先驱没有学过辩证法，存在极端片面性，所谓“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不会区别对待。更有甚者认为十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性发展，再次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我以为，把假民主、毁科学、倡愚昧的“文革”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实在是最荒谬不过的了。单看鲁迅，就可发现他当时所进行的批判，决不是怀疑一切，更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不迷信偶像，不盲从权威，不唯上，不唯书，对在上者和世俗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可改变的所谓传统，通通要问个“为什么”，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
勿庸讳言，鲁迅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及作为其代表的所谓“孔孟之道”，是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批判态度的。但也不是“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即使对我们山东同乡孔二先生，他还是把真正的孔夫子和被当做“敲门砖”的孔夫子区别开来，同时肯定了孔子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孔子对鬼神的看法、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干精神等等。又如对于所谓“孝道”，我以为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他认为“二十四孝”的孝子事迹中，有的“可疑”，有的“甚至于发生反感”，因而予以嘲笑和谴责，但有的却是可以“勉力仿效”的。而鲁迅自己对待母亲，实在堪称一大孝子。至于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他整理、编辑的《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肯定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和他因反对将青年脱离现实的道路而批判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鲁迅一生大力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糟粕部分，而对其中的积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鲁迅不但不予否定，甚至是身体力行的。五四新文化和鲁迅共同具有的这种批判精神，和“文革”奉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信条，毫无共同之处。说五四先驱们没有学过辩证法，必然存在片面性，这样的逻辑我看不一定符合事实。没有正式从书本上学过辩证法的，未必不能从实践中学会并掌握和运用辩证法；而自以为娴熟辩证法理论的，办起事来有时竟难免也会陷入片面性的泥坑。这样的例子，有目应可共睹。
五四运动距今80年了。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和鲁迅精神，毫不例外地同样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之后，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留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批判这三个方面的精神，也都未过时，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洛 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