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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作者：□ 邱 健
前十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久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久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
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久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恢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久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再次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久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久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嗽口再品。年广久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久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
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十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
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年广久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久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四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久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久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久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久在公众面前的形像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久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久的后尘的，年广久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四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一百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五千六百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交国家税利达五百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一千人。
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久趟出来之后，给年广久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久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捣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久，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久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久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密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十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崩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定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久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久只想先应付定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久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久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久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久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胡耀邦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久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久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久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吧!……”
年广久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盈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做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久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三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久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久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久“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久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久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三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久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久出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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