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4期
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
作者：□司徒眉生
(一)
那是1955年4月16日凌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飞机场，漆黑的天空，微风轻拂，远方传来飞机呼啸的声响，一架银色的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人群里一片鼓掌和欢呼，舒缓了原有的忐忑不安，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安全到达了这千岛之国的首都。周恩来英姿勃勃出现在机舱口，向欢迎的人群挥着手走下飞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在这之前几天，载着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另一架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在南中国海纳度那群岛上空突然爆炸，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因而牺牲。后经证实这次空难是台湾当局阴谋策划的。
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盛会——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宣布开幕了。大会安排所有的29个国家代表团的300多名成员在亚非大道一角的广场下车，步行几百米走向会场，以接受夹道群众的欢迎，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阿里、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塞尔等等逐一走来，都受到群众用鲜花、欢呼和掌声表达的热烈欢迎。突然人群里起了阵阵的骚动，大家跳跃着，高声叫嚷“周总理来了”，其中许多华人华侨更是激动不已，挥动着双手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只见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以他独特手势向群众举手致意，那堂堂的仪容，儒雅的风度，透着股股逼人的英气震摄着人心，使我当时心中顿感他是多么的可敬和可亲。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并不理解，普遍还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与会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甚至出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这种环境和情况中，中国代表团所面对的挑战、压力和艰难可想而知。我以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会场高处观察着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只见周恩来和陈毅、廖承志、黄华、乔冠华、叶季壮、章汉夫、杨奇清、陈家康、达浦生、王卓如、浦寿昌等都在聚精会神聆听着每一个代表的发言，并作笔录。告一段落时，彼此聚首商议，在会场内外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和各国代表接触交谈，又进行了许多单边和多边的会见和会谈。在整个亚非会议前后，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
周恩来根据对会议发展情况的观察，决定在4月19日上午先散发了书面发言稿，又在下午的大会讲台上作了影响深远的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是求同存异的，……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进行了部分的讨论，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间达成共同的协议，而且会议也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今后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会议是有成就的。”
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就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局势问题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症结在于美国的粗暴干涉。当时作为《新报》的政治记者，我们以第一时间用整版篇幅对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作了详细而积极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黎巴嫩代表团成员，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在会见周恩来时，似有意为美国“刺探军情”，大谈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阐述了台湾问题的背景，举了朝鲜战争的事例说：“我们曾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超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是不要战争的，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再次严正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马立克最后不得不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甚至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却同你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消失了。在会议上别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成功，但你却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在会场内外，让每一个人都深深感染他迷人的魅力，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既坚持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使对手最终都愿意“存异”而“求同”。
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万隆的华人华侨代表千余人为欢迎周总理和庆祝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种充满激情的热烈场面是令人难忘的。接着周恩来又应邀回到雅加达，对印尼进行了两天正式的国事访问。在万隆和雅加达虽然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当时作为记者，只能在集体访问时问上几句话。4月27日在雅加达参加了午间和晚间都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当有苏加诺总统参加的官方招待会结束时，他把我们一些记者留了下来，简报了4月22日在万隆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的“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他说两国间一个由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他语重心长地要我们多做华侨的工作，劝他们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而抛下历史的思想和感情包袱。那一晚他就各项重要问题和我们谈到夜深，这是他到达印尼后和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翻看搜集回来的相片，参加的中方人士有黄华(原外长)、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彭迪(原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主任)，印尼方面除我之外有国营安塔拉通讯社社长查禾多(后任亚非记者协会书记，印尼驻华大使)、雅加达新报资深记者黎瑞格、生活报编辑郑曼如、记者李宏桂。
在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和在印尼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周恩来表现了无比的魅力和高超的谋略，他把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扬光大，这些原则直到现在都是国与国交往和其他领域交流中的不朽基础。
和印尼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则为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聚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群，为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在当地生存、生根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二)
一年以后，为筹备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的历史性大事，我应苏加诺之邀到他身边工作，暂时离开了新闻记者的岗位。从此，自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国际交往、会议、会谈等外交活动中，和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有了很多直接的接触。
1956年9月30日的北京，正值秋高气爽的好时光，作为印尼总统访华团的先遣人员，我已先期到了北京，参与正式访问的准备。中午当专机在西苑机场降落时，我走向停机坪，只见人群、鲜花和彩旗像潮水般汇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敲锣打鼓，天真无邪的儿童跳跃着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时人群突起轰动，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都来了，后边还跟了不少穿着崭新制服的将军们，周恩来看到了我们就急步走过来和我紧紧握手，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且告诉几位手持束束鲜花的小姑娘们说：“这些都是印尼贵宾。”漂亮的小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纷纷上前来向我们献花，接着他又把我们向站在近处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逐一介绍。他对毛泽东说：“他们都是我们在万隆会议时认识的朋友，在会议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切微笑，和我们紧紧握手说：“那要谢谢你们*$!”接着大家就闲话家常，既问问我们个人、也问问印尼的情况，直到苏加诺总统到达后，大家又奔向前方，海啸一样的欢呼和鲜花的巨浪淹没了一切。我作为随员，陪同苏加诺开始了他长达两星期的国事访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像钓鱼台那样的国宾馆，印尼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勤政殿和北京饭店。我原希望住饭店可以自由些，但却被指定住进勤政殿，对面就是清朝末年历史上有名的瀛台。苏加诺到达那天下午就开始了紧凑的活动，先是在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又立即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丰泽园举行的家宴。席设两桌，主座上的是两国的少数领导人，我们被安排在次席，依稀记得主方有汪东兴、田家英、杨德中、徐涛医生等人，客方只有总统副官长苏于地和我两个人。周恩来在席上劝饮，原本苏加诺不喝酒，只见他兴高采烈地把酒喝干了。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高高兴兴地过来和我们作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还从书房里用毛笔在绫纸上签了名送给我。
作为访华的总统随员，我原来只担任私人秘书的工作，有一天，苏加诺突然在勤政殿早餐桌上提出要求更换演讲时的翻译人员，并且指定要由我担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口译工作的经验，而众所周知，苏加诺讲话全无讲稿，但可以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他博学多才又博闻强记，讲话时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是世界公认的演说家，作他的即场口译的确是难度很高的。
第一场由我现场翻译的演讲是在清华大学体育场举行的两万多师生参加的大会上，翻译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便向苏加诺请辞，请他另选贤能取代我当翻译，苏加诺听后和霭地凝视我片刻说：“你看看台下群众的热烈反应，就知道他们不但听懂了我的讲话，并受到了鼓舞，你这第一次已经算是合格了，连陈毅都说你翻得不错。”苏加诺的赞扬和肯定使我从此多了一个衔头——总统私人中文翻译，以后凡是他在与中国有关的演讲和会议会谈上，我都是他的专用翻译。
就在清华讲完的当天下午，苏加诺又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在刘少奇委员长讲话完毕，苏加诺应邀讲话时又不得不披甲上阵，由于这是一次政治性较高较强的聚会，他大篇的叙述了亚非各国被压迫，引致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和看法，并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和涉及了许多的事件和人物，当他讲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匆忙间我却翻译成日苏战争，这时台下一个尖锐的声音高呼是日俄战争，不是日苏战争，我停下来向台下望去，原来是周恩来纠正我的错误，我即刻意识到失误，连忙将此段话重译一次。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向我走来，在苏加诺身旁拍拍我的肩膀安慰地说：“你今天翻译得还算不错，但刚才那次可是原则性的错误，当时苏联还没有建立，日本是在和俄罗斯开战。”我说：“谢谢总理的指正，以后我会力求准确。”此事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从此养成了严谨、谦虚和务求准确的工作作风。在北京的七天访问中，我们有和周恩来相聚和谈话的许多机会，使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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