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作者：□茅于兰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六十九年后，新华社在199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说：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文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我作为李文宜亲属的一员，对她长期继承罗亦农的遗志，坚持为我国的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深感敬佩。她的革命事迹，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领导女师学潮参加女权运动
作为武汉人，李文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就在北洋军阀反动的政治高压下，领导和参加了女师学潮和武汉妇女读书会、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等革命活动。
1922年，武昌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当时，革命先驱董必武、包慧僧等人，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陈潭秋发表了《妇女应联合起来争取解放》一文，唤醒了湖北女师等校学生的革命觉悟，她们有的给家长写信，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有一些学生不顾湖北督军兼省长和教育厅长的所谓“为维风化禁止剪发”的禁令，大胆地剪短了头发。有一次为庆祝太平洋国际会议的召开，女师竟有部分学生抛头露面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保守的女师校领导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并且认定是该校教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撰文鼓动的结果，就决定辞退了刘子通老师。
这件事在女师学生中掀了轩然大波，部分同学去质问校长王式玉为何辞退刘老师，并强烈要求校长继续聘请刘老师授课，校长置之不理，这个班的学生就集体罢课。校长想以保送她们上高师为诱饵来制止罢课，但同学并未上当。最后校长竟使出杀手锏，把其中带头闹事的五名同学开除出校。
罢课的事，李文宜因不在这个班上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要开除这五个同学，十分气愤。她立即站出来，领导同学到校长室向校长据理力争，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校长坚决不同意。这时候李文宜当机立断号召同学说：“姐妹们，整队吧，我们找教育厅长说理去，我们一定要为五位姐妹讨回公道!”
教育厅长要袒护校长，不敢和学生辩论，只得采取空城计的办法，整个教育厅找不到一个人。李文宜决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她请大家在大厅里坐以待旦。李文宜的父母知道此事后都表示支持，她母亲和姐姐还买了两屉包子和两大壶开水，送到教育厅请大家吃。第二天，学联代表和其他学校的代表也纷纷前来慰问，送来许多饼干、糖果表示支持，这使女师的同学更加充满信心。
直到第三天，教育厅长才来了，他把带头的李文宜和蓝淑文叫到厅长室去，说经过研究决定，给五位开除学籍的学生发给毕业文凭。但她们还差半年的学习时间和实习时间，校长同意为她们在校外办补习班。同学们讨论以后认为：不让他们返校念书使人反感，但能发给文凭就是恢复了她们的学籍。被开除的五名同学也表示满意，于是，她们高唱凯歌回到了学校。
紧接着，李文宜又积极参加了湖北的女权运动。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就在武昌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由党领导的“妇女读书会”，李文宜和她的女师同学都是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请陈潭秋等人为大家讲解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妇女解放问题》等。
读书会还办了一个《妇女旬刊》杂志，大力宣传妇女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
随后，在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武汉又成立了“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李文宜被推选为同盟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委员。女权运动同盟会提出了十项奋斗目标，其中有争取男女在宪法上有同等权利，要求在宪法上增加条款规定蓄妾者以重婚论罪，禁止买卖妇女，女子与男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组织过多次有革命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在1923年参加武汉各界一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抵制日货”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还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武汉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要平等，而且要通力合作，不要另立门户。当时李文宜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聆听了他的教诲。不久李大钊就英勇就义了。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就被当局查禁，作为“非法团体”予以解散。
1924年李文宜在女师毕业了。她毕业考试的成绩名列第三，但因她带头闹学潮，被扣了“品行”分50分。毕业后别的同学都被武汉各小学聘去当教员，唯独李文宜没人敢请。她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后来她经好友介绍到武昌大学附小任教，并于1926年3月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和她秘密并肩战斗的还有蔡畅和赵君等。
解救妇女 反对缠足
早在二十年代，党中央就很重视开展妇女工作，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解散后，湖北的共产党组织决定重新组建“武汉妇女协会”。妇协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办一个“妇女补习学校”，以便从中发现和培养妇女干部。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文宜。她为完成这项任务，在业余时间东奔西跑，从租房子、买桌椅、置办各种杂物开始，直到招生上课，她都一手包了。
当时，湖北省被军阀吴佩孚占领，直到1927年10月北伐军才把吴佩孚赶走，共产党由地下转为公开，中共武汉区委改成了湖北省委，省妇协的工作也开展起来。李文宜被选为妇协的组织部长。她在全省61个县、市发展了妇协组织，会员总数达到了三十二万多人。妇协会员在农民协会中成为一支有生力量，她们对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
黄梅县有一个土豪姓张，是名族长，竟贩卖了七十多个寡妇。农协和妇协发动群众把他打倒了。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同时，夫权也随之发生动摇。丈夫不敢欺压妻子，否则也会受到惩罚。许多受迫害的妇女，如被迫卖淫的娼妓、小老婆、婢女、童养媳、受丈夫打骂虐待的妻子、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都纷纷逃到省、市妇协去诉苦，要求妇协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妇协都尽可能帮助她们。有一个娶了十个小老婆的富户，其中一个小老婆来妇协诉说她受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妇协的蓝淑文听后十分生气，就学农协的办法，动员了几个女同志到那富户的家去，要抓她的丈夫和大老婆游街，他们听到风声就吓跑了。
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的，妇协也帮助她们到法院起诉。有一个油漆商店店主的女儿叫倪梅英，因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愿出嫁，夫家父子竟带领二十多人到倪家来抢婚，强迫成婚，并禁止倪梅英的一切行动自由，还对倪实行种种迫害。梅英逃到妇协哭诉，夫家竟胆大包天，纠集一些流氓包围妇协，扬言不交出梅英，就要砸烂妇协。妇协的同志不畏强暴，仍帮助梅英到法院起诉，终于离婚成功。类似的在李文宜和她的同志帮助下获救的受苦妇女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二十年代的湖北还残留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陋习，为此，1927年湖北省妇协要求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禁令。禁令有以下条例：“取缔缠足以三个月为劝导期，如在劝导期内仍不放足，将课以罚款，并重新限期放足，如仍不听劝导，将由政府予以严惩。”
李文宜和妇协的其他同志全身心地投入此项运动。她们首先深入社会、家庭、学校、工厂、农村进行宣传和劝导。为了更有效地劝导，她们编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姐妹们，快听着，大家快快来放脚，包了脚，身体弱，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然要靠男人过，自然要受人折磨，怪不得男人打骂我。放了脚，多快活，走得远路，做得重活，自然不靠男人过。你看快活不快活?”有些妇女听到了歌声就暗暗流泪，触动了她们的感情，激发了她们放足的决心。还有一首放足歌是教妇女如何放足的方法，歌词是这样的：“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听我的放足歌。棉花塞足缝，走路要平过，酸醋同水洗，裹时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功夫。夜里赤足睡，血脉好调和。放了一双足，就不怕风波。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足歌。”
宣传队深入民间，看见有裹脚布就没收，看见没有放脚的妇女就劝导，不听劝导就依法罚款，一次罚款仍不放脚，再来劝导，仍不听再罚款。有一次，她们在街上听见一户人家有幼女啼哭，入户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正在给六岁的孙女裹脚。宣传队向她讲道理，禁止她这样做。她却说，“孙女裹脚是终生大事，罚几块钱算什么，你们别多管闲事。”宣传队看她这样顽固，就对她说：“放脚是政府的规定，你不给孙女放脚就拉你出去游街。”老太婆害怕了，不敢再给孙女裹脚了。经过这样宣传动员，放脚逐渐成了当地新的风气，后来许多青年男子也开通了，发出“不是大脚姑娘就不娶”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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