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3期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作者：□欧远方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50年，其中“左”的路线政策推行达二十多年，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置国家于崩溃之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有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叶剑英等一批老革命家反思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订中兴之策，乃有改革开放之举，再造共和，二十年于兹，业绩卓著。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同样由于触及利益之得失、转换、消长，因而产生许多磨擦、撞击、曲折，甚至弯路，这是符合规律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世界充满矛盾。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充满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充满矛盾。矛盾不可怕，就怕回避矛盾，不敢认真处理矛盾。我们亟需继承发扬邓、胡、陈、叶诸先行者之远见卓识、雄伟魅力，务求揭露矛盾，剖析矛盾，寻求解决之法。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谈起
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从中国情况出发，忆及二十年前改革从农村首先兴起，从而推动全面改革，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发展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在当前，当改革已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之际，改革既有新的成就，又有新的矛盾。就农村而言，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步步改善。到1985年以后，农村新矛盾越来越多，主要矛盾表现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对农业投入远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的需要，对农业的服务体系未能加强(有的还削弱了)，在农民中引起不满，关心农村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界人士也为之担忧，且不断呼吁，虽采取若干措施，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方面国营企业改革措施不断出台，但仍然步履维艰。
解决这些矛盾不是没有办法的，若干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改革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突破口，以求得新矛盾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虽不只一端，而培育农村大市场则为重中之重。对培育大市场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增加农业投入，二为减轻农民负担，三为健全服务体系，四为给农产品保护价格。这四条，目的都在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购买力。八亿农村人口(除农民外，还有工商学各界)购买力的提高，将为工业品找到广阔市场，商业也会活起来。农村活了，城市也活了，这岂不是又一轮工农互助、城乡互助的良性循环吗?
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与此同时及以后，类似观点的文章、讲话屡见于报端。海外企业家也已看到，他们对中国农村这块广阔大市场早已垂涎三尺。
然而两年过去了，为“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呼吁者虽多，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即以农民负担一项来说，叫了十几年，国务院出面压下了一批，但农民负担仍未根本减轻，且有的地方有加大之势。从许多农村调查材料和从报刊上登载的资料来看，现在农民负担名目之繁，之怪，之重，皆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上边下来的“达标”负担层层加码，某县农民负担县级下达任务每亩206元，乡里250元，村里300元。农民说村里的负担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农民卖粮时，粮站代扣各种费用，把钱都扣得差不多了。只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很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现在不仅谷贱伤农，猪贱也伤农，近一年来，猪价暴跌，猪仔也大掉价。皖南山区黟县某些农民小猪卖不出去，又养不起，干脆把小猪仔放到山上变成野猪，自寻生路去了。这两年，粮价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谷贱已经伤农，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所养的猪，也大幅度掉价，真是雪上加霜，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购买力如何提高?
农民负担如此之重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为创造政绩，下达各种建设指标，但却不给经费，基层政权为了“达标”，只有向农民摊派，否则对上级不好交待。二是来自某些基层干部，手中有权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利用这个权为个人谋利益，现在某些地方小恶霸厉害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农民，安徽1999年即有两三起。至于因强迫交费逼死人命的也非个别。三是脱产干部队伍无限地扩张。淮北某村，经中央某单位调查列出详细表格，脱产半脱产干部、人员达46人之多。《半月谈》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同心县，人口仅33万，但吃‘皇粮’者为数11万人，超编人员达2800人，这支超编大军中，有大批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9岁、10岁的娃娃干部，甚至个别转干者居然是劳改释放人员。”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农民如何负担得起?!基层组织和农民关系如何不紧张?!干部大多是先农民而富，许多乡镇干部在县城有住房，生活在城内，坐小汽车到农村上班。这种以城市生活方式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作风，能了解民情吗?能密切联系群众吗?能关心群众疾苦吗?能为人民服务吗?
通过对上述种种情况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培育农村大市场，光从经济角度去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经济改革才能深入有效，已得到的经济改革成果才能保得住。
再看城市企业改革
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探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试验，结果是有一批企业搞得很好，但多数未见效果，或效果不大。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大胆的突破，如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特区，引进资金、技术，最后决定推行股份制。就是说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方法，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尤其以实行股份制代替国家(政府)所有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突破。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那样简单，某些领导人把这个改革看得太容易，未认真对待。有一些干部，有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口头上说和中央保持一致，但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中央说应当党政分开，他偏要党政合一。中央要他政企分开，他偏要政企合一，甚至把党、政职务当作奖品，奖给那些厂长、经理。中央要推行股份制，他们表示积极拥护，积极响应，其实他们并未认真学习，了解其精神，甚至也不懂什么叫做股份制，什么股权啦，董事会如何产生啦，董事会的性质啦，经理如何产生啦，都不甚了了。有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宣布股份化实现了，实质上哪里是什么股份制，换汤不换药而已。淮北工人概括得很形象：“出票子，换牌子，还是那几个×孩子。”因为这种所谓股份制，并未按股份制的规范进行工作，关键性的董事会并不是股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原来把企业搞垮的领导人仍稳坐领导岗位，不过换个职务名称罢了。结果呢?企业经营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股份公司，究竟占多大比例，谁能说得清楚?每一次这样的假改革，都给企业添乱，亏损没有解决，却给蛀虫们增加一次发财的机会，“富了和尚穷了庙”，国家资产在大量流失!
请看1999年6月14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潘峰的一则报道：“1997年前后，池州地区对地直企业进行了大面积改制，25户地直骨干企业中，有22户实施了公司制改造，改制面达88％。然而该地区近期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改制后的企业运行状况并不理想，部分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从总体上看，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债务负担沉重 ，1998年底入户骨干企业资产总额为98605万元，负债总额为80786万元，资产负债率达819％，有7户已严重资不抵债；二是经营全面萎缩，1998年25户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3304万元，比上年下降144％；三是经济效益低下，1998年这25户企业累计实现税利1509万元，比上年下降13％，奖金利税率仅为153％。25户骨干企业11户盈利，14户亏损，盈亏相抵后，净亏738万元。今年头5个月，企业总体运行状况仍走下坡路。”报道分析了原因：“池州的决策者们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从形式上看，改制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当时要求必须达到70％以上)。”在改革实施中，采取了‘刮风式’的方法，一些企业不是‘我要改’，而是被动应付。”
像股份制这样复杂的改革，居然沿袭了老毛病“一刀切”，“刮风式”。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待改革，怎能产生效果?这样的“改革”还带来了副作用，人们会怀疑股份制是不是灵丹妙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三十年才实行的股份制，并在经营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为什么我们有本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魔术般地实现了“股份化”?这不是股份制本身不优越，而是一本好经被歪嘴和尚念糟了。人们把推行股份制看得太简单。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处提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高级经济活动，是经营方式和经营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利于资金的高度集中，加速资金的流通，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也有其作用。说它是经营管理的民主化也可以。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如列宁所说走向“垂死”，且增加了活力，二十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发展，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股份制之实施均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国营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在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一种重大的举措，但落实很难啊!
对于这项复杂的改革，应精心指导，努力学习，以掌握其精神。首先，首长负责，亲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分批分期完成，期以一年、两年、三年，按股份制规范加以改造，这是我们共产党长期在实践中创造的有效方法。而计不出此，摇身一变，像点石成金一样，宣布股份制改革一举成功，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个中原因，不在“工作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这些成份固然有，根本的问题在于某些掌权干部，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权力过份集中”的痼疾不从根本上改革，推行股份制肯定是搞不好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任何改革都涉及权力的再分配，真正的股份制也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改革，掌权者抓住权力不放(核心是人权、财权)，这种情况不改，要想把股份制建立好，无异缘木求鱼。可见，经济改革不管有多少妙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证，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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