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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
作者：□廖盖隆
全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十周年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包括我所在的中央宣传部)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前往北平(北平不久后即改名为北京)。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遭到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和明朝；但这些胜利的起义终于也挣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它们做到的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统治的改朝换代，这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农民起义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至于前面讲的毛泽东所提到的李自成，他率领的农民革命军虽然迅速地攻占了北京，宣布了建立大顺朝，自称大顺皇帝，但是实际上他连改朝换代也没有做到，就像一颗流星一样转瞬间消失了。他在山海关战败后退出了北京，很快就兵败被杀。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个失败得很快的悲剧性的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样快呢?毛泽东断然指出，这是他因为胜利时骄傲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包括他对形势的认识和作出的决策等各种错误，也包括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指出的，李自成一进北京就改变了他“能纳人”(即能听取不同意见和批评)，“采取民主的合议制来解决重大问题”等良好作风和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不容怀疑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更不用说像革命，夺取政权这样的大事，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取得成就和胜利，骄傲自大必然招致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20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接着讲了大革命后期(指1927年上半年)的骄傲，导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1930年一些同志因为红军打了一些胜仗而骄傲，结果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也使革命力量受到一些损失；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些同志又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与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指抗战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使部分地区的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他说：“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表示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毛泽东所讲“写太平军的经验”，很明显地指的是，我们要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洪秀全等因为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作为鉴戒。可惜郭沫若后来没有写太平天国的史论。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前的1949年3月23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一点他做到了没有呢?
总起来说，在建国后的最初8年，他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是兢兢业业地遵循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去想问题办事情的，因此他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迅速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地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和收回了外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迅速地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迅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以后，又创造性地基本上完成了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2月起，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的教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探索的成效表现在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党的许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正确意见、以及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到4月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上面。
但是从1957年中期起，毛泽东还是因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骄傲了。他在他长达39年的革命活动的晚期犯了“左”的错误，包括3年“大跃进”，10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不幸的错误。虽然他的错误没有使革命失败，但造成的沉重损失还是很大和很令人痛心的。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顶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种历史原因也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笔者认为上面引述的中共中央1981年6月历史决议的这一大段话，是分析得很深刻、很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李自成的因胜利时骄傲而招致挫折和失败的悲剧，特别是重演了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悲剧。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以他为集中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3年严重困难(据统计在这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文革”浩劫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没有统计，但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被毁灭，这是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在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的中国人民中扎下了深根，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了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生命力。1967年得到周恩来支持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二月抗争，1972年到1974年周恩来的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1976年千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和同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自己纠正过来，自己医治好创伤的。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这些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所作《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所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36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总结历史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可以满怀自豪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健康道路的开辟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的一项新事业。
我们从“文革”10年浩劫中走出来，经过两年徘徊，就在邓小平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无限光明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我们要怎样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本质呢?我认为首先要把握住邓小平所说的从毛泽东晚年错误到新时期的三大转变。他在1988年6月22日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10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同时固守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成规——引者)，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就对内政策而言，就是全面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改革是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的。这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法治；进行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建设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对外政策而言，就是对一切类型的国家开放和交往，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中国有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1949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1978年以来，(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1986年4月4日所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的谈话中精辟地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他在1987年4月26日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假设那时我们有15亿人口，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1991年8月20日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搞清楚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崭新的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谈到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们应持的态度时又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按：指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引用者)，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时起，用一百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从1949年3月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以来，时间已经流逝了50年。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是，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取代的过程是曲折的。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同样，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也是不奇怪的。但社会主义在东欧、苏联的失败，这只是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的旧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同它们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对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进行了坚决改革的新模式的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进京赶考”取得了“好成绩”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新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土地上，不但取代了资本主义和旧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定将战胜企图在中国复辟的阴谋，并且成为人类解放和幸福的伟大旗帜。
(责任编辑 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