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作者：刘晋峰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1月14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会上，市委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阐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四清”首批试点单位。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小站镇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任民国总统而闻名。
“四清”工作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即来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陈伯达到天津达23次之多，亲手策划、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把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的工作搞得一团糟，使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下车伊始 妄诬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书记万晓塘通知我：陈伯达要在天津抓一个“四清”工作试点，现在人已到了睦南道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并陪他到南郊区去视察。当时在我心目中，陈伯达是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央首长。这样的人物亲自下基层抓试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立即赶到市委招待所，在市委领导的引荐下与陈伯达见了面。初次见面，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很有些中央首长的架子和派头。慑于他的威严，加上他满口的福建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然后便驱车奔南郊西右营村。
进了村，先一起听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然后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家里。
张凤琴贫农出身，是50年代初期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由于她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一位很能干的基层干部。在张凤琴家，陈伯达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
张凤琴家当时新盖了三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这本来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村里绝大多数社员家庭经济情况都是这样，丝毫不足为奇。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敌人，你们搞吧，这不会错的!”于是，在陈伯达这一番讲话之后，驻西右营村的“四清”工作队立即行动起来，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张凤琴的“十大罪状”，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过了几天，陈伯达又要从天津市区到南郊区的坨子地村去视察。我和区委的几个同志专程去迎接并陪同视察。
进村后，我给他引见了幸福之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智，并介绍了一下坨子地村(该村为幸福之路大队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的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在坨子地村吃完了“忆苦饭”，陈伯达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前任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陈伯达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凭什么对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搞这样的诬蔑?当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说陈伯达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谁是坏人?可是我就算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陈伯达，但我毕竟是在南郊区当了十来年的书记(我自1953年起即担任中共南郊区委书记)，这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都是在公社和区一级党委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平时与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们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呢?这种疑问，当时自然是不能讲出来的，只是在心里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来。
陈伯达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讲话，被“四清”工作队奉为圭臬，姜德玉立即被确定为“四清”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3月31日，陈伯达又来到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驻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这个张玉仑(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玉仑所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
这种语言，这种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霸道行径与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语言如出一辙。“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随便给某位干部扣上几顶帽子，然后组织专案人员“量”着帽子的大小给人家罗织罪名。这叫“先定罪，后找证据”。陈伯达的这种恶劣作风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广。经陈伯达一手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处理过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凑出“材料”，强行定案。
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就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编造历史，进行了残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