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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
作者：范银怀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最近去世。不少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对禹作敏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80年代曾带领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效益高。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罪行有5条，究其犯罪的直接原因，可以用李占发的一句话来概括：“李凤政暴死，3亿资金说不清，禹作敏急了，私设公堂。”
李占发在这个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他也是中共天津市委指派调查和处理禹作敏案件的工作组副组长。他对事件的原委和应接受的教训有深刻见解，并以此为鉴，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能人”办企业
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和企业结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办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大邱庄有一个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带采访，所到之处都听到农民对大邱庄富足的赞美声，便到天津约笔者到大邱庄采访。那年禹作敏55岁，他具有农村干部的质朴和坦诚，虽是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把一串串记忆准确的数字如数家珍般一口气道来：全村3040口人，737户，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过去穷，土地盐碱，村子破，偷、赌、迷信什么都有。为什么地主兼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现在有带钢、制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力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高过十几倍。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他列举了“选举”产生不出来的几位“能人”：
——党总支副书记李凤政，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们说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势力右一股势力制约着，选不上，是我说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领导班子的。
——建冷轧带钢厂跑业务的刘万民，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几天伪军，农民对他很反感。党总支就我个人用他。别人说“不要让他丢脸”，我也认为他滑，但光老实能行?他把工厂搞起来，我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他，又帮他入了党。
——插队知识青年石家民，大会发言口才不错，嗓门高，给人主持婚礼有一套。当了两年广播员，又让她当了一年妇女主任，解决了组织问题(入了党)，现在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禹作尧，高中毕业，最调皮，调到大队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培养他，现在是制管厂厂长。
——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从“挖社会主义墙角”到“改革功臣”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禹作敏受到非难时，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林沫和笔者谈话，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大家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他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做法成了合法的经验，他本人由“腐蚀干部”的罪人变成了改革功臣。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市委第二书记亲自到大邱庄表态，向禹作敏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说明对大邱庄有个认识过程，表示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995年元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禹作敏对质疑过大邱庄发展方向的静海县、天津市一些领导有意见，中央领导提醒他接受大寨陈永贵的教训，不要惟我独革。为了帮助大邱庄健康发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留下来，就大邱庄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并帮助禹作敏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笔者陪同吴象参加了这次调查和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禹作敏不要把自己划为改革派，把不赞成自己的划为保守派。要他说服河北省电视台在即将播出的反映大邱庄改革的《燕赵悲歌》电视剧中矛头不要对准县委领导。这次谈心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只相信权力和金钱的禹作敏对这些规劝已很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