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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等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
作者：叶笃庄
1957年是知识分子遭难的一年。先是《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得非常明白：“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别强调，要党外人士多发表“批评意见”。
但是，有谁知道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乃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其真实目的是，“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
到了“文化大革命”，李维汉也在浩劫中落马沦为阶下囚。他经过认真而冷静的反思，于耄耋之年，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其中这样谈到1957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这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陆钦范同志。
陆钦范何许人也
陆钦范，苏州人，其父是民族资产阶级，苏州振亚丝织厂老板。陆钦范193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优等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美当过产业工人，参与过制酒、合成橡胶以及加速发酵、贮藏和制酒副产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届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5年12月回国。
回国后，任中农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研究员，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从回国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说，“搞了一些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农产品化学利用的研制”。解放以后，他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制成DDT之后，他又大力支持该系助理研究员陈昌柏，研制生产六六六农药的设备，获得成功。据说，在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国卜内门公司进口，他们得到我国研制六六六消息后，马上降价；按当时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水平，其产品价格要远远超出美国货。但我国农业部不理会这种阴谋，拨出巨款，花了约一百万斤小米的经费，试制六六六，所出产品一下子占领了市场。当时还传说，在抗美援朝中美国实行细菌战时，“六六六”起了极大的杀害带菌昆虫的作用。
六六六制造成功后，陆钦范又着手研制当时最新、最有效的农药一六○五。制造一六○五要比制造六六六的工序复杂，而且毒性也比较大。即使在反右斗争大事批判陆钦范时，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制工作，群众到实验室批判他时，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经常夜以继日地从事一六○五的试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头部被火焰燃烧，头发被烧光，脸部皮肤全部脱落，但他休息几天之后，又上班了。这种敬业精神，就连他的专案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一六○五的研制工作完成之后，把小批量产品送往农村试用，颇受欢迎；其后又把工作中采用的生产雏形介绍给两个农药厂，投入大量生产。这对农业增产和化学工业的农药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然而，有谁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制工作，理应受到褒奖的时候，被无情地踢出农药研制领域，先下放到甘肃，后又发往新疆劳动改造。
三十余年后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陆钦范，才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专家荣誉证书”。
化学家偏爱了人口论
学化学的陆钦范，却一生关注人口论的研究。早在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观点是：人口无限制增长，一定会引起就业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资源相对减少。
1957年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陈达、吴景超等，为我国人口猛增(1953年达到6亿)表示忧虑，并为此发表意见。这时陆钦范也来劲了，花了三百余元，印刷一万册名为《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准备送给有关部门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节育指标的人。他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六亿人口(1953年统计)已是太多，绝对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
因为当时学生突增，学校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学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无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还把这几句话刻了一个图章，打在发出的信封上。如何实现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岁结婚，节育两年，怀孕一年，节育三年，怀孕一年，再节育三年，这时已35岁，或则继续节育，或则由男方施行绝育。”
他曾把《抛砖集》送给马寅初一册，马建议他送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份，请代表们讨论。第一次陆钦范是坐三轮车去的，卫兵挡驾，连大门都未能进去；第二次，他换上了笔挺西服，雇了一辆出租车，进是进去了，但秘书处拒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结合他日常的表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陆大傻子”，说他花了三百余元买来一个“大右派”。
陆钦范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个“极右分子”揪出来以后，这位“陆大傻子”在全院开他批判大会的头一天，还向五人小组提出，开会时要配备一台录音机，以免说了不算数。那时录音机并不普遍，还是从外面借来的。他真的以为是开辩论会，手提一个玻璃瓶，装满白开水，满脸笑嘻嘻地缓步走入大会场。一进门，就来了一阵“碰头好”，“打倒右派分子陆钦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就是轮流念写好的大批判稿，说陆钦范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说他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诬蔑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
他在《抛砖集》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其精神迥异，他的原话是：“解放以后，估计人口长了一亿，对国家人民都是一个极重的、极困难的负担。以一个家庭来说，那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个人的饭，但是成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原话的前提显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会导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陆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生产也会大踏步增长，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说他的这个论点是为了攻击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也确实是断章取义，瞎扣帽子。
在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气氛中，当然是不容陆钦范辩解的。整个运动中陆不能开口，耳朵里听到的则是革命群众对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揭发。说他阴谋复辟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制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夺取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真不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陆钦范除了农业化学外，还会玩这一套政治把戏；但这个捏造出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终于套在了这位外号“陆大傻子”的头上，他成了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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