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鼓励记者讲真话

作者：杜导正

　　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的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新闻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作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竞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现在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我也是很卖力的一个，广东省北部山区连县星子公社亩产水稻3.6万斤的新闻是我批准发往北京的，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名口号名新闻，是我撰写的。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海水般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成万人饿死了饿肿了，而新闻机关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机关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了太深刻了。
　　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的。当时，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好。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就是直接领导《光明日报》的邓力群同志，那时也是很保护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下情的。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作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这烟厂成十条成百条的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人为讨好上级，成十条成百条的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以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三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都引起小平同志注意，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跟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礼拜不行，两礼拜。我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历中，包括《光明日报》那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完全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干部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样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胡耀邦、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还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原载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报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