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一早凯瑟琳就来敲门,说昨夜艾先生叫人送了一些钱来,还有一张小纸条给我。她把小纸条和钞票都从门缝下面塞进来。我赤脚跳下床,捡起纸条,把钞票又推出去,大声说钱就用在家里的开销上好了。
  杰克布说他一时不能回来看我,如果我想见他的话,今天晚上可以乘轮渡到浦东去。他会接七点半那班船,不要打电话给他,因为他不会在办公室。
  我匆匆起了床,七点多我就走出门去。
  我穿着白帆布力士鞋,步行到了十六铺。我找到了菲利浦介绍给我的一位老板,他在澳门、南洋以及中国大陆之间走私烟土、妓女、劳工、猴子,还有就是马戏团用的驼背和侏儒。此人有个嗜好,再忙都会到粤剧团票戏。所以我按照菲利浦的建议,背熟了粤剧名角们的身世和唱腔特色,跟他聊了十多分钟。菲利浦告诉我,粤剧对于这位老板就像老酒,十分钟就把他聊醉了,然后什么都好说。我厚了厚脸皮,问他能否在把彼得和我走私到澳门去的价钱上给个折扣。他果真醉了,手指头捻了捻我的脸蛋,说可惜我不上台,否则他可以把我捧成个角儿。
  那一阵我随身带有一张备忘录,上面记着逃离上海前必办的事务。当我从人口走私贩的办公室出来,成功地把价钱杀下去三成,我用笔在备忘录上又画了一道。太阳把白纸照得晃眼,最后一项该办的事是给彼得染头发。一个自称法国混血的俄国犹太女人在南京东路开了个理发沙龙,她会把什么颜色的头发都染成金色。把彼得的一头黑染发成杰克布的深栗色,太不在她的话下了。
  快离开董家渡时,我突然觉得肚子饿得作痛,昨天夜里溜冰,彼得和我都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心照不宣,我们要为未知的彼岸生活做准备,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我走到一个卖水果的摊子边,买了几个浑身创伤的桃子当午饭,然后借了果贩的刀,打算剜下溃烂的桃肉。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一扭头,看见一个穿油污工装的男人。
  至少花了几十秒钟,我才认出眼前的人是谁。日本人的桥头大厦几乎给罗恩伯格造了另一张脸:额头到鼻梁再到颧骨,一道大疤斜劈过来,疤痂刚刚脱落,露出鲜嫩粉红的新皮。
  我跟他握手时说,要是在晚上,我恐怕得花十分钟才能认出他来。
  花了我母亲十五分钟!他笑呵呵地说。
  他那脸一笑更烂。
  他跟我说杰克布刚刚走,假如我不是弯着腰挑水果的话,说不定杰克布会看见我。我问杰克布来这里做什么。罗恩伯格说是来他们公司谈生意的。菲利浦投资的燃气基本上可以投产了。
  罗恩伯格说他要去吃午饭,问我愿不愿意带他去个好吃而便宜的中国餐馆。我说我很乐意做饮食向导。说着我悄悄地把千疮百孔的桃子丢在水果车下面的地上。我跟我的小继母学得很好,吃一肚皮糠,面子还是光溜的。我的白力士鞋底子磨得纸一样薄,面子却给鞋粉涂得雪白无瑕。顾妈涂的鞋粉比老日本歌伎脸上涂的妆粉还厚,脚步重一点,粉白的表层就龟裂出旱田般的口子。
  我们吃的是上海最便宜的馆子,罗恩伯格也不讲究了,鸡也好,鸭也好,不按犹太教规宰法,他都只管吃。食物的紧缺在哪里都看得到,馆子的小二端来的米饭全是碎米粒,用硫磺熏过,白得瘆人。
  我们就着两个菜和两碗碎米饭谈罗恩伯格的第二百零九项发明。因为燃气公司涉及的技术程度很高,菲利浦又在犹太难民中招聘了二十名化工学科的大学生。现在温家的产业亏空是休想堵上,菲利浦索性撒开手让罗恩伯格去经营。盈也好,亏也好,就是挣扎不好,菲利浦停止了力扳亏局的挣扎,反而舒服了。
  杰克布要买的,是他的另一项发明,一种膏状燃烧剂。
  跟罗恩伯格谈到杰克布时,我觉得那是个不同的杰克布·艾得勒。我根本不认识罗恩伯格嘴里的杰克布·艾得勒。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讲起来比较抽象,比较造作,但实际上他确实是有一层抽象人格的。那个杰克布渴望大动作,不放在大动作中他反而是假象。他的父母、两个哥哥、我、他自己,看到他足够的假象。你必须给他行动,否则他那种攻击力和毁坏力,他那躁动不安、神经质的能量就会毁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所谓大动作,就是硬碰硬的对抗冲突:生对死、善对恶、我对敌。他的家庭带着他在一九三三年离开德国,错过了“水晶之夜”那样硬碰硬的对抗冲突,而在上海,他心里一定常常呐喊:啊哈,我可没白来,我可终于没白活!
  这个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的晚上,当我见到杰克布的时候,我就试图把罗恩伯格描述的杰克布和我认识的他交叠。但是办不到。他这人和我有同样的毛病,自我厌恶。谈着谈着,他就嬉皮笑脸,恶嘲那个庄重的自己;他对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那个杰克布是自我厌恶的,而他对嬉皮笑脸、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的那个杰克布也是自我厌恶的,因此他在说“我太想你”的时候,一个哂笑马上冒出来,表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呢,信不信都行。
  我从渡船上走下来,他迎着我站着,早就等烦了的样子。我想他千万别动,别当着挑菜担子或者独轮车上装满鸡笼子的人群冲上来,把我一抱什么的。这件尴尬事总算没出现,看来杰克布挺尊重中国国情。他现在学会悄悄把你的手一捏,或在你脸蛋上飞快拍下之类的偷袭式亲昵。偷袭式亲昵适合这个人口密集的国家,尤其上海。
  他的伤还没有痊愈,脸上的血肿褪了,但还有些柠檬黄和淡紫的淤块,看上去还是斑斓无比。
  他告诉我,从此他不能再回我家了,因为他在从事的活动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他那危险人物的目光雪亮地照射我一下,又照射一下前后左右。上海浦东的傍晚已是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不久我们就坐在渡口的一个小吃铺里,等着大锅里的阳春面。
  我情不自禁看一眼他的衣服。他穿着不太干净的衬衫,裤子的大腿上两摊油亮,是磨损和污垢造成的。就这样一身,那把银行保险箱的钥匙藏在哪里……
  杰克布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是否参加过舞会或酒会。还问我是否碰到了犹太难民中的熟人。他担心那些熟人们是否还活着。自从太平洋战争打起来,难民们虽然每天仍旧得到一顿救济餐,但分量和油水减了许多。
  我随口应答着他,心里有九只猫在抓搔,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取出那把钥匙。我得像身手不凡的扒手那样两根手指一钳,从他深深的裤子口袋里钳出那一整串钥匙。
  ……我想,你还是回美国吧。他说。你有美国护照,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很麻烦。
  我没有听见他在此之前的话,所以朝他笑了一下。我的笑在他看是相当纯情的。
  想法先去澳门。我可以给你找到路子。到了澳门再去葡萄牙。葡萄牙现在成了欧洲去美国的唯一后门了。别担心钱。
  那你呢?我说。
  我必须在这里。他说。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问他。
  他看着我,把我的手捏紧。他眼睛大了,又大又黑。成了彼得的眼睛。我撬不开他的嘴,正如日本人的刑具也撬不开。但那眼睛里的恐怖是足够的,足够让他突然崩溃,秘密像血一样被吐出来。
  小吃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看就是几年前从浙江跑反来的难民。他们照应着十几个顾客,但还是给我们额外款待。老板娘从后面拿来长长一条蛇形蚊香,放在桌下。后面一定是他们的住房,大概孩子们刚才还借蚊烟屏障在温习功课。
  我跟老板娘说:请烫半斤加饭酒。
  杰克布加了一句:煮花生和茴香豆!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他的上海话土头土脑,浦东味十足,并且吃懂了土头土脑的小菜。
  其实烫酒是我的计谋。杰克布喝不惯黄酒,半斤酒就能醉倒他。然后我将闪电似的朝他口袋里的钥匙下手。
  一杯黄酒喝下去,杰克布用手掌横抹额头和脖子上的汗。他受不了黄酒的味道,喝得龇牙咧嘴,我不住地笑。
  我说:热的话就把衬衫脱了吧。
  他站起来脱衬衫,短汗衫的袖口露出他胳膊上的淤血,颜色也正是青黄不接。我朝他的两个裤兜扫一眼,初步的侦察完成了。右边那个口袋看起来沉些,钥匙一定装在那里面。我从鞋匠补好的小包里拿出手绢,站起身,走到他旁边。做扒手是要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否则就不可能在一秒钟里做完一整套动作。你得把钥匙掏出来,再把它藏进小皮包。在我的手指向杰克布的右边裤兜伸手时,馆子里七八个人同时停止了“呼啦呼啦”吸面条、喝汤、抽鼻涕的声音,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跳像是一座巨大的老爷钟,所有人都听得见。
  当然,你肯定猜到了,我什么也没做。一切都是错觉。
  我刚张口想说什么,喘乱了的气息让我喉咙一阵痉挛。扒手是令人恶心的行当。自我厌恶使我一杯杯地猛喝酒。这也是我重复干的蠢事:为了舒缓自我厌恶而灌自己酒,又因为酒醉而加倍地厌恶自己。
  杰克布笑着说:上海是个好地方,容纳了多少像你这样看起来不到二十一岁的酒鬼。(美国法律禁止年轻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喝酒)。
  脸上的伤疤使他成了个丑汉。他端起酒盅,传递着丑汉的风情目光。
  我举起杯子说:为我远行美国,为我们在美国重逢!
  他端起豁了口子的土瓷酒盅说:这就好,你是听话的好孩子。
  黄酒有一股泥腥味,喝到嘴里就满口混浊。杰克布一口干了他的酒。他酒醉的第一个迹象是不再喝得出酒好酒歹,什么酒他都喝得兴高采烈。
  我说:亲爱的,我在旧金山等你。
  喝了酒扯谎一点都不难受。
  又一壶热酒上来了。我和杰克布瞪着对方,却不记得谁又点了半斤污泥浊水般的酒。
  我脑子只有一条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等酒把杰克布放倒,我可以从容行窃。等我拿到杰克布的护照后,马上带彼得去染头发。最迟三天,我们就在驶往澳门的船上了。
  杰克布现在是七分醉,正是醉得花好月圆。泥汤般的黄酒盛在豁一块瓷的酒盅里,跟“Remy Martin”白兰地毫无区别。酒盅上烧了青花图案:三根兰草叶片,一枝兰花。乡村粗工匠描画同样的三叶一花,描了一辈子,企图把几十万只杯子描得一模一样,而正因为他失败的复制,酒杯才有了一点偶然性,才有了一点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