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舒茨在我把完整的修改稿随意放在桌面上时,一阵衰竭似的,从椅子上略往下一陷。我说,完成了。是件重要的事,但不是了不起的事。这样的事我还做得起几件,或几十件,随意跟他讲到我在其中的增补;那段中国抗战时期的说唱文学,其中一个作者叫贺一骑。
  教授看着我,讲英文的我手势很大。
  我说,你读的时候,可以把不同意的地方写在稿面上。
  他说那怎么行呢?该尊重合著者,虽然资历浅,年轻。老师也不该在学生稿面上改错。
  我笑,说:改了的又不一定是错!你改吧,我不在乎。电脑里有完整的稿子。
  他说:我恨那种人——不拿下属当回事。痛恨。
  我笑,你用那么大个词“痛恨”,他痛恨所有仅仅由于年轻而优越的人。他痛恨这优越感发作时对老年人生出的特有的宽容。不认真的,大而化之的,浅浅敷衍,宽容的微笑中含着一个鬼脸。就是我训才的笑,他痛恨。
  我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有过那种笑容,之前,之后,都没有。至少我没意识到。在我们都最落魄的时候,我诚恳地走到他的瓜棚前。一直想到要去,却是一念之差中成行了。
  挨了我爸爸一记耳光之后,他坐了三年正式监狱。我爸爸那记耳光造成了他处境的奇怪恶化。所有的控诉在那之前都是虚设,而我爸爸的举动使人看到愤怒有它真正的资格。出狱时他少了一根手指,额角一块伤疤潜入发际。
  他回到他母亲打槐花的地带。他落生的那个村早就沉入一场非常生态的淹没中。三年大饥俄,村舍空了,窗门过往着黑洞洞的风。他跨着麦克·杰克逊的月球步伐,失重地遥遥朝它走。
  逃荒的人多半没回来,或变成城里的浮游生物,或客死在郊外路上。贺叔叔和某个逃奔出去的人对换了一个位置,漂浮归来。他背着一个棉被包袱,还像军人打的被包一样方正,拄着根木棍回到这里。他很瘦,很瘦。是他自己要求回到老家去接受看管,改造的。他要求得非常暴烈,得到了同意。适逢造反派夺了省委的权,改叫“革命委员会”,与“军管会”一同做皇天后土,他们想到贺叔叔母亲曾经讨饭的地方,也就是贺叔叔参加八路军的地方。那地方穷得著名。著名的盐碱地,著名的乞丐。那地方比哪个地方都能让著名的贺一骑脱胎换骨地改造,吃苦是可以尽他吃的。
  我在看着他。
  现在我看着贺叔叔从小火车站走出来,颠动一下背上的被包。走过那片治风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树撑开肥大的嫩叶。他拄着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黄乎乎的农宅看去,感觉自己再次给投生到一模一样的天地之间。
  他走进一个叫“大队党支部”的地方,又从那个地方走出来。最后走到一个邻倚于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
  其实贺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杂。瓜棚的小窗糊着纸,小火车站偶尔过火车,窗纸沙沙响。小火车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车往来,只有两趟在站上停一分钟。
  一个干瘪的大爷往洞开的车窗里递西瓜,瓜瓤龟裂,纤维像絮一样。没等车上的人付给他瓜钱,车已开出了站台。
  大叔给牵着跑了一截,看见煤渣子站台上走来的我。
  我在一分钟的小站上找东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顺道来看我叔叔的。我这样对领我往瓜田走的大爷说。我们碰见的每个人都知道“反党老贺”。他们不知道其余,知道“反党老贺”享过福,坐过卧车。
  贺叔叔给叫出来。天色在瓜棚里早黑尽了。他勾头钻出棚门,身上残存着那个钻的动作,就那样看着我。太阳在沉淀中形成紫灰的烟。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谁。不记得认识一个十八岁的少女,黑皮肤,挽起的裤脚露出细长的小腿。他只记得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穿白泡泡纱露臂的裙子,连同一只藤箱子一块交到他手里。女孩落到他手里,整整一夜。而十八岁的少女,他不记得他认识。从那样的十一岁该长成完全不同的于十八岁:洁白的,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丝儿羞耻。
  记得很清楚。但我的记忆末必可靠。
  贺叔叔说:这是谁呀?他声音里已有笑声了。
  我说:是我。
  我又说:“大爷谢谢啦,我和我叔叔见着啦。
  贺叔叔看我,多么轻易地同老农人打交道,把他哄来,把他哄走。小时的一点点厌世,为着其他人和自已感到的那一点点羞耻,早没啦。
  只剩下她和他。
  贺叔叔马上用成年人对成年人的同谋声气问我:你爸爸知道你跑这来吗?
  我说,不知道。他到“五七”干校一年,我妈妈没他消息了。
  “五七”干校,你们可能会叫它集中营。几十条人体躺在几十条窄铺上,一声哨,全站立起来。然后走出去,一队一队,缓缓移向工场或田野。
  进屋,两人的寒暄,问我问他的情形,这个过程在我脑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温暖和感触,原谅和庆幸。贺叔叔噙着泪,脸上是削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说他得去给我弄点水来喝。十分钟之后,他捧着个粗瓷盆回来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讨,那样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跺,说,喝点水吧,小伙子!
  这是他真正认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捆子一笔勾销了。真正认领了原来那个我。
  我听到“小伙子”,不知怎样就站起来。站得陡然,小煤油灯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样伸出手去同贺叔叔握,在握到那个缺席的中指时,我顿时知道了那三年的狱中故事。我没有把意外和惊恐喊出来。他看见我眼睛寒噤一下,像无意中触着一个虫子,或者以为摸着活东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来。哭来得突然,无头绪。我站在瓜棚中央,两个小臂轮换抹泪,从头到脚都在抽。我是为我爸爸哭,还是为贺叔叔哭,我怎么会知道。有一点我现在是清楚的,那根没了的中指,触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样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够的荷尔蒙。
  他就那么看我哭,欣赏着。带一点儿心爱。
  没有。他没有干涉。让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国的长辈,上来抱住你说:“没关系,会好的。”他已经不能轻易碰一个少女,她十八岁。他连少女的头发都不碰。
  我看着油灯说,贺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说对不起。
  他出个笑容说,那是没办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还是他不计较这背叛。
  他又说,反正我和你爸爸这辈子都是庄稼人了,一辈子也串不上门儿了,没啥对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说一还一报。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种缘分。
  我接着自已的思路。说我爸爸在那之后的失常。说我为他所蒙的羞耻。我还说,贺叔叔,我不愿你以为我老远来为我爸爸做说客。我爸爸在这件事上无情可讲,他做经了。
  他打断我说,不提了不提了。你来看看贺叔叔,就好。我对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对不起找也好,你都别管,你不能改变历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报”,说:历史星误会,只有历史自己去解释。
  其实那种宏伟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气质里。
  他拿出个西瓜,告诉我这里种什么不出什么,西瓜倒能长得漂亮。他切开瓜,又把它均匀地切成细巧的牙牙儿。他真的瘦削,曾经浅浅的双下巴已成了宽绰的皮肤并失了弹性。肩膀的锐角又出来了。像他初次来我家的样子。肌肉都复活了,随他动作,在他棕黑色发亮的皮肤下拱动。
  他穿一条灰色短裤,长久没洗了;腰间嫌松,被皮带系出一些褶皱。上面是件发黄的背心,处处是小孔眼。我看见那孔眼中汗珠如蚕蛾般在咬噬着。缺水,这里的人夏天都穿长久不洗被汗碱蚀烂的衣服。
  我们隔着煤油灯,面对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垒起的,两个墩子上架一块旧门板。铺张草席,靠里那头堆着棉絮,棉袄,棉帽子,一个冬大都堆在那里。
  他问,我答。说我去插队的事。他问离家多远,我说从这瓜棚往东南走两百多里,沿铁路线,就是我们的集体户。他说:集体户。我说。二十多个同学,我们把一个土地庙改成男女宿舍,轮班劈柴、担水、烧饭,还种地。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本该有七八个学生来,结果只来了一个,太穷了。
  又成我问,他答。他告诉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许多我和我爸爸想象不到的快乐。肚子瘪时,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头一斤馒头,一路吃回来,留一个给看瓜大爷的重孙。那个快乐!不是快乐,是幸福。
  我笑起来,说我知道那幸福的馒头。
  他也笑,说他看出我这个嚼过麦芽的小庄稼汉。
  一时间我真的是快乐得很。那种我爸爸和我要使劲忍受的不适,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千差万错的哑谜——源于它的极度不适,没有了。我们都在说最基本,最简单的话,那些没有弦外之音的简单语言。我知道他的快乐是真实的。他本来属于这快乐。他那快乐的乞讨童年,和快乐的中年流放,汇合于一个点——他的故乡。他误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么大一个弯子,还是回来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无必要的,是误会。现在这个中年英俊农夫的快乐,与那个说快板的小乞儿的快乐,连接上了。这看上去很苦的快乐让我看到它的和谐和完整。
  那么他在兜出大弯子时所经受的,必定也是极度的不适。
  原来他在名望和万人崇拜中也必须忍受不适。他此刻快乐的真切,向我反应了他或许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适,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时。
  他们不应该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恰恰走到一起,成了亲密的朋友。
  你看,事情所含的背叛就在此了。
  我看见小煤油灯光映照中的这个中年男人。白发中的黑发,骨骼的阴影,一切表发下的形状,都在那蓄影子人于光芒的灯炬中体现出来。他显得比他本人要浓郁得多,我看见十八岁的少女亦色彩浑厚,被麦收的人阳晒褪了色的睫毛和眉毛都给灯光浓浓着了色。还有嘴唇。西瓜汁使她的嘴唇饱熟。
  我能看得见少女和中年男人一起开始生活,从这个子夜。多星,萤火虫连接遥远坟场上的美丽磷火。他和她,一同生活下去,活下去。不记得他们曾经的关系,他们过去是谁,我还看她少女细瘦的手指捻动在辫梢的粉红塑料发绳上,一会,捻动在白底蓝点的衬衫钮扣上,纽扣原先是色白的,丢失一颗,补缀了一颗红的上去。她捻弄的是红的那颗。男人看着她捻动,发现它竞是红的。他看她玩枪拴的手指。玩爆破按键的手指那么孩子气。不敢听那声爆破,他把眼睛移开。讲点别的什么。他们在讲宿营安排。他说:你睡里面,我只要条线毯,睡到外面去。少女说还不困。男人笑笑,又说:该休息了小伙子,明天还要坐火车。
  他是第二天晚上送我上火车的。
  不。
  没有。
  怎么会呢?
  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从来没变过地爱我。
  是,他爱我我知道得很清楚。爱一个孩子,爱一个小姑娘,爱一个改头换面的少女,不管有多少种爱,对我,他对那孩子的爱始终压在其余之上:为了对那个写毛笔字的六岁女童的爱,他得牺牲其他的爱。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已把这个道理想清了。
  他不像我。我对他的爱主要是因为恨。现在我知道,崇拜包括那么多恨。
  请接电话吧。
  我会的。全要手记吗?
  回见。
  不必担心,我会开得很慢。
  对不起,今天的就诊看来得取消了。会议延到晚上开。舒茨主持的会我最好别找借口。
  我们还好。上次在自助餐厅里的谈话之后,还算稳。
  现在有几分钟吗?才吃午饭?
  是这么个梦。等等,得看看我记下的。很乱。
  中文。当然。
  嗯……你录吧。
  她走到门外。
  外面——瓜田。无边际的深绿色藤蔓,叶子,上面有露水。直到天尽头,全是这绿色瓜蔓,爬得密密麻麻,层层叠叠。
  初生的瓜卵石一样路在我背上。
  对,是我。我是看不见的,不知在哪里,只有感觉。
  她?不知道。
  找好像有种经验。
  她往瓜田深层走;我发现瓜蛋儿格得我不能忍受。
  她在那里跟人做爱。
  我看清她是个村姑。
  是用我今天的经验在做爱。
  不知道。醒了后我拼命想。想不出他的样子。
  半夜两点。
  摸黑记的。
  醒来后我感到梦里的痛苦。我隐约明白那个人是谁。
  清醒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过那种痛苦,酸涩。极度的妒嫉。
  我听到谣言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谣言说他在穷僻的乡村,那个由一分钟小站通向文明的地方同一个农妇偷过情。我没有妒嫉过。怎么可能妒嫉?我和他之间所有的都可能是幻觉。后来他那个升成地区副书记的妻子同他来住了几个月,据说她是陪他在省里看病的。我也没有任何类似嫉妒的情绪。那时他复了职。我在上大学,交了男朋友,就是我后来的丈夫。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贺叔叔和那个农村少妇。
  也许我拒绝妒嫉。
  我会的。
  对了,保险公司寄的补偿表格我收到了。需要你的签名。一份补偿要这么许久才能实现。
  接着说吗?
  让我看看——那以后有太多的事情发生。
  我十八岁、十九岁。同一个男同学通情书。他去当兵了。我也和另一个男同学谈恋爱,带些举动的。后来,二十岁那年,我上大学,结婚、离婚。太多的事和人,影响我记忆的专注。你不是吗?有个阶段什么都享用不完。
  我父亲回到城里时,我恰好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教育革命,听说了吧。
  没有考试,没有教授这个称呼。农村的几个领导看着我,挺愁似地说:你在这能干啥?上级指派一个人上大学,就你吧。都晚了,还不卷铺盖快走——都开学了!
  在课堂里坐了一个礼拜,才明白我学的是什么。
  我和我妈妈把我爸爸从火车站接到省委招待所。是不对外开放的旅馆。我家的两间屋早给别人住去了。我妈妈住在文化馆宿舍,八米大,住不下我们一家。
  我爸爸的二毛资还是冻结的。他从“五七”干校释放是要他写个电影剧本。叫做:带罪立功。如果剧本写好了,功就折了过,不必再送他回“五七”于校。那个旅馆当时给这类将功折过的人住去不少房间,到处听得见棋子声和扑克声。光是和我父亲同写一个剧本的,就有七个人。叫做“写作组”。三年后电影上市,七个人的名字一个也不见,只推出一行大字:“集体创作”。
  四年,最后一次见我爸爸,是我妈妈和我一块去“五七”干校同他一起过春节。
  再早些,是他被人送回城里治病,躺在翻过来的竹床里人事不省。
  再早,就是他离开家被押上大卡车的时候。一车都是与他身份相似的中、老年人。全省舞义弄墨的人都在这些运化肥的卡车上。送行的家属在马路另一边,都像是死囚重犯的亲眷不敢表露悲痛,站得静静的,远远的,尽量不让这个城市的百姓看出他们和卡车上歹人们有任何关系。
  只有我妈妈不时想起什么,从眷属群里突然跑出,跑到卡车边上,叫着我爸爸的名字。等我爸爸从同伙中伸出脑袋,她便把自己挂在卡车梆子上,叮嘱儿句话、或递上一件小物品。然后再跑回送行的人群。我只盼着卡车快些开走,我妈妈可以完成孟姜女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