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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蹋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在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晖,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

  “你和他很相配,我不胡说。他早就爱你,很早很早,这点瞒不住我。”她这时已托着治疗盘走到门口。难道我这副样子还在乎什么爱不爱吗?也许哪一天,她来例行治疗程序时,发现我已死了。那时还存在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吗?那就全解决了。

  想到我猝不及防、恶作剧式的死,我觉得很开心。

  记者们决不放过我。因为我勉强能讲几句话。“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老问题。啊呀,我烦!我告诉你们,我最后一个念头没别的,就是后悔。他们一听,又重新开导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我仍说是后悔。他们再重新开导。假如死神放过我,这群人会夺去我的生命。他们跟我纠缠不休,医生不得不再次轰他们出去。但他们的文章还是按他们的愿望写了。

  ……她的亲属病危,她拒绝了探亲假;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同志;她刻苦改造世界观,每天做大量好人好事,比如扫地,喂猪,冲刷厕所;救火中往火势最猛的地方扑,结果受伤晕倒;抗震救灾中,她不畏塌方,抢救国家财产;在她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管我,快去救别的同志!……”

  在千千万万个读者中,我就成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个教条的形象,一个公式化的形象。我是个没了个性,浑身闪着理想之光,一分钟也闲不住,只想着献身献身,不顾一切去送命的人。一个忙忙碌碌、头脑简单的东西。

  我对着报上这个据说是我的人纳闷起来。老实说,我不认识她。我好像突然一下知道我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陶小童的陌生人。我根本不了解这个陌生人,也不高兴去了解她。我对着她那些可望不可即的优秀品质、壮烈行为目瞪口呆。

  我是从得知团支书牺牲那一刻开始后悔的。是我葬送了他。不然他会很好地活下去。他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读很多书,猛学文化,把画也画到一定水平。他有种种实际或不大实际的打算,统统都被我葬送了。他是为我死的,而我是为了什么,我却搞不太清。

  我恨自己啊。应该有人把我逮起来,而不是对我一个劲鼓吹。我葬送了那么好一个正直的人。

  能证实团支书正直的事太多了。当高力冲进徐北方寝室搜查那张画时,徐北方跟他干起架来。团支书在楼下听说此事,百米冲刺般回到房里。他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看看应该帮谁。这时高力已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已将画翻出来,正满腔妒火地朝徐北方扑去。团支书一下子冲上去,拿出他庄稼汉地道的摔跤本领,使高力猛栽下去。他按住高力,对徐北方叫道:“快!快把画撕掉!然后烧了它!到时候你什么也别承认!”

  但徐北方没照他说的去做,以致招来更大的灾祸。高力吃了亏,一面回头威胁道:“等着吧!”一面气急败坏地跨上摩托车。

  高力再回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跟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来调查宣传队的“作风糜烂”问题。在这期间,恰巧发生了一件似乎和这事有牵连的事:大雨季,有人发现桃园后的小屋往外飘书页子,这才知道里面的书和各种石膏裸体被窃一空。一只大卫的石膏鼻子被雨水泡得老大老大,很吓人。新调来的那个年轻的副主任对此事很重视。他说:黄色书籍和裸体像被偷光,可见有些人的灵魂肮脏到什么地步,精神空虚到什么地步。

  于是一支工作组开始四面八方乱跑,终于被高力领到宣传队来了。大家发现工作组长十分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早先那个教导员。他们一到,马上动员人们起来揭发徐北方。

  “听说画得真人一样?”他们问。

  “啥都画出来啦?”他们打听。

  刘队长说他从来没见过这幅画。有人说打架那天他见过但没看清楚,因为团支书进去打的时候就把门闩上了。团支书说他并不知道那俩人为什么动武,他只是帮了弱者一把。徐北方则一口咬定他没画过什么下流画,于是教导员天天守着他开导,启发,申明“坦白从宽”的政策。

  工作组其他人分别与个人接触。这种法子很生效,许多人都大开思路,纷纷回忆说:似乎是有本什么混账书,鬼头鬼脑在队里流传了好几年。

  一天,大家被集中到排练厅。“现在开会!”教导员似乎对这伙人根本不认识,板脸宣布道。人们静得出奇,头一次开会这么乖。

  “同志们!有个同志自觉把这本坏书送到我们这里。”教导员举起那本脏得一塌糊涂的书。这哪是书,是个可怕的脏东西。书的边角不再是整齐的,缺牙豁齿,像是有人边看它边啃它。

  “这本书是黄书,内容下流,我们都看过了。”教导员说。“刘平同志!”他突然直呼刘队长其名。

  “啊?!”队长顿时一慌。

  “听说你纵容他们看这种下流书!”

  “没有的事!”

  教导员说:“看这本书的人,把手举起来!”

  一些手鬼鬼祟祟地举起来。我看着刘队长,觉得他一点威严没了。

  “确确实实!这书在这里流传长达五年时间。有的同志向刘平同志反映过情况,他毫不在乎,听任这种坏书毒害年轻同志!所以,出现画下流画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

  “我说明一下……”队长站起来。

  “等一等!”

  “我当时并没纵容……”

  “可你也没有不纵容!”

  教导员叫起一个人:“你向队长提供过坏书的线索?”

  “对。”

  “队长没理睬?”

  “他听我说完后,先是……”

  教导员打了个手势,让人不必多啰嗦:“他是否拒绝彻底搜查?”

  “……是。”

  “好,你坐下。”他又叫起另一个人。

  “你在宣传队当团支书?”他连曾经最赏识的人也认不得了。

  “是。”团支书对他的恶劣记性感到奇怪。

  “你是否几次提出对团员进行正面教育,抵制这本书的恶劣影响?”

  “是。”

  “队长是不是反对?”

  “情况是这样……”

  他又打了个不必滔嗦的手势:“队长有没有反对开会?”

  “不,他当时这样说……”

  他又厌烦地打了个手势:“好了!他反对开会没有?”

  “……他反对。”

  “行了,你坐下。”

  我认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有种十分窝囊的感觉,似乎他不需要任何人把话讲清楚。

  “刘平同志!你既反对搜查,又反对开会,还有什么能说明你没纵容他们读坏书呢?!”

  刘队长张口结舌地看看部下们。

  “更严重的是,有位同志主动把书上交,你们的队长鼓励他看完再说。”他又叫起一个人。“你叫伊农?”

  “你,你你你不是早知道我的名字吗?”

  “你看过这本书?”

  伊农说:“你,你你不是也看了吗?”

  “这是本什么书?”

  “你,你你不是也知道吗?”

  “你上交书的时候,队长是不是鼓励你看它?”

  “不不不不!那时我已经看完了。”

  “什么?!”

  “我我我看完了交给队长,他让我看着办……”

  “行了。你坐下。看着办!大家都明白了吧?……所以你们队的作风这么糟!我相信那张黄色下流的画早晚也会被查出来,因为毕竟有觉悟高的同志!就是这样的同志,把书交给我们的!”

  大家互相乱看:到底是谁干了这么件英勇的事?

  是我。我把书交给了工作组。蔡玲从伊农那里得到这本书,便拿它来跟我做交易。她对我那双从上海带来的紫色塑料拖鞋羡慕得不得了,便用书换走了它。她认为这样更加合理,我们都各得其所。这本书走了五年漫长而曲折的路,又回到我手里。可我连一页都未来得及看,就把它交给了工作组。

  当时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交出去。也许动机很复杂,不完全像教导员夸我的那样“觉悟高”。我并不喜欢工作组,挺巴望他们快些走。或许我想转移注意力,声东击西,好使徐北方蒙混过关。我上交了书,以为他们就会走了,一切都了结了。或许我当时还是很爱徐北方,怕他出丑,名誉扫地,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舆论压力。总之,我出于各种各样动机,交出了书,或许我还想表现自己。表面上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人,实质上,我也有那方面的欲望。

  结果是我一点也没帮上徐北方的忙。

  美术学院已给他发了最后通牒,如再不报到,将除他的名。他一心想把那幅画保护下来,因为那幅画最代表他的水平。他坚信它会问世,会引起震动,会使他扬名。他就亲口对我讲过这些。但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对他多么不利,那幅画恰恰要毁了他的前程。

  高力为工作组引路,他们来到徐北方房间,从一块正在绘制的布累后面,把那幅画找到了。可在场的人全傻了,包括徐北方本人也傻了——画面上除了毒辣的太阳和干燥的沙漠,什么也没有了。沙漠成了真正的沙漠,杳无人迹。阳光依旧白热,画面充满单调、无情的金黄色。美丽的女人失踪了。

  “不是这幅?”教导员说。

  高力充满狐疑:“就是它。我不会看错。”他指着徐北方:“肯定是他把它涂改了!”

  徐北方完全痴傻了,直瞪瞪地盯着画面。

  “是这幅画吗?”教导员推推他。

  他乖顺地点点头:“是……”

  “你为什么要涂改它?”

  “啊?!”

  “肯定是这么回事:你把它涂掉了!”

  徐北方的脸一下子扭歪了。他突然抱住那幅画,像在上面仔细寻找什么。他屋里挤满了人,人群里有我,我被他这失常的样子吓得不住哆嗦。

  “谁干的?!谁干的?!”徐北方向人群疯狂地扭转着头:“谁干的?!谁干的?!”两行泪飞快地淌出他的眼睛,急雨般落在干旱的“沙漠”上……

  我哭了。我躺在这硬壳里,一想到他那绝望的嘶喊,便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神情,伤心透顶,万念俱灰。即便失去我的爱情,他也不会那样伤心,即便叫他去死,他也不会那样绝望。他爱他的艺术,爱他的画,可人们都觉得这爱挺好玩,不可思议,觉得他大可不必,甚至觉得他有点装疯卖傻。但我理解他那种如痴如狂的爱,正因为我理解这点,他才不去爱别人,而真心爱我。在理解他这点上,我自豪地胜过了孙煤。

  工作组讨论了一会儿,认为徐北方不可能有时间去涂改那幅画,因为他们差不多禁闭了他,成天守着他、开导他。所以他们怀疑真正的下流画被藏起来了。他们逼他交待藏画的地方。他们对这幅画的迫切心情令人费解。

  整整一天,徐北方没有吃一口饭,喝一口水,守着画中的沙漠。我觉得,他的心也一下成了空空如也的沙漠。

  团支书只是劝他想开些,赶紧收拾行装出发,上大学去。因为离最后限期只剩五天了。他不动,一直不动盯着画。那天夜里,他跟团支书打起来了。肌肉素质良好的团支书,竟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谁都不知这是为了什么。五天后,徐北方跑来向我告别,说这回他真的要走了,刘队长给他开了介绍信。

  我万万没想到,那幅画是被团支书王掖生涂改的。他不顾一切地用厚厚的颜料涂掉了那上面惟一的生命。他像油漆匠一样认真严肃地把画像漆门板那样涂了一遍,涂得又匀又厚,把一个生命封死在里面。他竟干了这样一件蠢事,难怪挨了一顿结结实实的揍。在徐北方揍他的时候,他没还一下手,也许他已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了吧。他蠢到这种地步,以为这样一来,就把画保住了,把徐北方也保住了。他涂掉了画中最宝贵、最重要的部分,这画还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他把这件蠢事告诉徐北方时,我完全能想象后者怎样暴跳起来,去揍他。

  不过,不管怎么说,徐北方总算能脱身去大学报到了。工作组暂时没拿住他什么真凭实据。

  就在徐北方拎着行李要离去时,上面突然来了个命令,让宣传队全体人员按兵不动,不准一个人离开,要有人专门来对刘队长及他领导的这支队伍进行整顿。谁也不许擅自离开,随便什么理由都不行。刘队长在接这个电话时,徐北方正拎着行李走到办公室门口。他本来要跟刘队长正式道别,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掉了。

  在那一刹那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有一种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那就是军人。包括一贯自由的徐北方,也是没有自由的,在命令下,他和刘队长一样呆若木鸡,他和他对望着,知道这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