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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傍晚五点的路上自行车发山洪一样轰隆隆向前滚动。铁道西边,炼钢厂的工人和轧钢厂的工人交会,又和钢板厂的工人汇聚起来,从晒软的柏油上轧过,路面立刻低下去。铁道两边的芦苇沟干旱,纽扣大小的旱蟹晕晕乎乎爬上马路,似乎开始一场大迁移,被齐头并进的自行车轮碾得“噼噼啪啪”爆开。不一会儿,车流漫过去,路面安静了,旱蟹们像是烧在陶器上的画:蟹壳上十分细致的裂纹、一对对未及出击的钳子、两只原本就望着苍天的眼睛。

  多鹤从刚刚形成的螃蟹化石上走过。家属区近了,大路分裂成纵横小路。楼房的红砖不再红了,白漆阳台也不再白。上百幢的楼房新时新得一模一样,旧却旧得千般百种。各家都在阳台上搭出阳台的阳台——接出一大截木板,上面放着一盆盆葱蒜,或者花木,或者鸽子笼、兔子窝,或者朽烂的家具。有的人家的孩子们捡废纸,阳台的阳台就堆了一捆捆废纸,盖着褴褛的化肥袋。有的人家攒酒瓶,那里也是好仓库。多鹤是用阳台的阳台搭了个棚,储存一排玻璃瓶,里面是腌渍菜肴。老远一看,张家的阳台整洁得刺眼。

  多鹤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十来个未刻的钢字。因为是计件拿工钱,她星期六就带十多个字回家刻。她把缝纫机机头收进去,夹上一个台虎钳就能工作了。走了二十分钟,肩膀有些疼,她刚换一个肩,一辆自行车夹在另外几辆车里过去。

  张俭正听几个工友谈着什么,骑上了坡。

  多鹤想,她在斜坡上走,他们骑上来的时候她是显著的目标。他会看不见她?他是不想看见她。当着他的工友他不愿意看见她。工友们讲着车间里的笑话或是非,她就成了个隐形的人。

  多鹤进了家,慢慢脱掉沾满银色钢尘的旧布鞋。她解第二只鞋的纽襻时,手指发抖,动作不准确,一直解不开。这只手握刻字的小钢锉握残废了似的,每天晚上回到家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的伸缩功能。

  她脱下又大又宽的工作服,里面的短袖衫被汗湿透又焐干,一股令她恶心的气味。她进了厕所,脱下衣服,用接在水管上的胶皮管冲澡。她不舍得用刻字车间发的一周两张的澡票,为了大孩二孩可以每周洗一次正式的热水澡。洗了澡。进了大屋,见小环和张俭在阳台上说着什么。两人趴在阳台栏杆上,脸冲外,背朝屋内,小环边说边笑,张俭听听也跟着笑。多鹤的耳朵稍不用力,他们的话就成了一团嗡嗡响的声音迷雾,怎么也别想钻进去,穿透它。他们的亲密也是她无法钻入、参与的。他们这时的快乐不也让她酸楚?这种亲密得来的快乐永远也不会有她的份。他们说着笑着,不时朝对面楼上一个熟人叫道:“来呀,上俺家坐坐来……”

  对于许多人来说,世上是没有多鹤这个人的。多鹤必须隐没,才能存在。

  她把工具包里的钢字倾倒出来,擦得过分光净、看上去被擦薄了的水泥地面承受那长方形的钢块,噔噔噔地响,听听也生疼。

  阳台上两个人没有听见,肩并肩还在跟对面楼上的熟人耍嘴玩,说着笑着。

  多鹤统统听不懂。那笑声也难懂了,嘎嘎咕咕,从天到地都是话语和嗓音的稠云迷雾。她想,她在这些人中间活了这么多年,怎么头一次发现他们吵得她活不了?!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不吵闹或许地板可以干净些,家具可以整齐些,衣服可以平展些。若少花些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也不必“凑合吃”,“凑合穿”,“凑合活着”了。

  她拉出缝纫机。在这个家里,每件东西都紧凑地镶嵌在彼此的空隙里,因此搬动它们的动作必须精确。一不精确就会天崩地裂,兵败如山倒。缝纫机的轮子扭了一下,出了那看不见的秩序轨道,就撞在摆鞋的长条木板上,木板垮塌,一头碰了一下帐杆,帐子瘫软下来,披散了多鹤一头一身。多鹤在白色帐纱里披荆斩棘,终于出了头,穿木拖板的脚把放鞋子的木板蹬下来,连同脚上的木拖板一块蹬出去。

  他俩跑来了。他们对她的表现也一点不懂。在一个窝里活这么多年,不愿懂就可以一点也不懂。张俭和多鹤的亲密是不见天日的,是几年不发生一次的,而他和小环的亲密天天发生,发生在一楼人面前,几十幢楼的人面前。

  多鹤大声说了句话。两人穿越一大片“不懂”终于懂了:她的意思是张俭见她背很重的东西而装看不见她。

  张俭说了句什么。小环怕她不懂,未等他话落音就替他翻译。他的意思是工友们在讲奖金不公平,要找领导,他不能在那个关口跳下车。再说他并不知道她的包很沉。

  多鹤又大声说了句话。这回张俭愣住了,小环对她说:“你再说一遍!”

  她跟小环公然口角过多次,闷声赌气过无数次,从未见小环这副模样:眯细眼睛,一个肩膀斜出去。下牙咬到上牙外面。

  张俭在小环后面了。小环用手推推他,脸朝着多鹤对张俭说:“她说中国人都是撒谎精!”

  多鹤大声说太对了,并且她听得懂,用不着小环翻译。她用这个词骂过大孩、二孩,尽管是玩笑里骂的。

  “谁说中国人都是撒谎精?!”张俭追问。

  多鹤那个村的人说的,说为他们种地的中国长工。她母亲也这样说过福旦。

  “那你母亲是混蛋。”张俭说。

  多鹤看着他的脸。他眼睛还是半闭半睁,与世无争,见怪不怪,话还是从喉咙底部出来,而不是从嘴唇上出来。她吃力地想看懂他刚刚说的那句话。

  “不懂?”小环肩又斜了一些。快斜到多鹤下巴上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母亲说中国人撒谎,你母亲是混蛋!”她那微肿的眼皮、俏红的脸颊、深深的酒窝、闪亮的金牙都一块儿帮她忙,翻译了张俭的话。

  多鹤摇晃一下。从她滴水的头发和被冷水冲凉的身体内,她感觉到心里的野火轰然而起。

  她大喊了一句话。

  小环揪住她洗得喷香的头发。没有抓牢实,又去抓她的衬衣。衬衣穿旧了,剪了领子,改成了圆领汗衫,也难抓。多鹤反手却抓住了小环的头发。小环烫过的头发很好抓,一抓就顺藤摸瓜地把她的头控制了。小环横着脑袋被多鹤拖着走。张俭上来,手一夹。臂弯从后面卡在多鹤脖子上。多鹤手软了,松开小环。

  多鹤喘得胸口像个鼓风机。她大声说了一句又一句。没有关系,他们不懂她也得说。她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子宫,两个乳房,现在孩子们大了,子宫和乳房都没用了,来吧,把它们扔掉,从四楼扔下去。

  她哇啦哇啦的日本话使她对面两个人渐渐老实了。这种楼房是墙这边放响屁,墙那边都听得见。她的日本话可比响屁响很多。他俩害怕了?多鹤不怕。她满心满身都是黑色的火苗。从土匪们骑马向她们飞奔过来,土匪的体臭和马的体臭热烘烘地扑近,她其实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是代浪村的女儿,就不应该这样给人当子宫和乳房用。她朝阳台扑过去。两只手在她身后拽住了她。

  她哇哇哇地说着。邻居家阳台的钢门“咣啷”一声响。她冷静了。她身后这两个人,他们拉扯日子,拉扯孩子,拉扯着她。她已经被他们拉扯进去了。小环的“凑合”多可怕,稀里糊涂凑合起一大家子,没有面粉用麸子凑合,没有红烧肉用红烧茄子凑合,没有洗头粉用火碱凑合。她一个日本人,不知道怎么也就跟着凑合下来,凑合着凑合着,有时她突然一阵吃惊:她也能在无可奈何里得到一点满足,偷到一点乐趣。

  这个傍晚之后,多鹤在过道放了条草席,铺上棉絮。她虽然在凑合,但也得表示她不愿和这一男一女中的任何一个人睡在一个屋里。

  夏天过去,几场雨一下,山坡上的松树林落了许多松果。秋凉了。

  “该落下病了。”小环对多鹤说,“搬进来吧。”

  她淡淡的一张脸,该怎样还怎样。

  “要不你睡大屋,跟俩儿子睡,我出来打地铺?”张俭说。他那笑让人看看就累死了。眉毛顶起一大摞皱纹,两个嘴角一边堆出两条刀刻般的褶子。

  多鹤咬咬嘴唇,心是软了软,但她想再等等,等他拉着小环来,正经八百地跟她讲和。

  “让你倔!你跟洋灰地倔死你去!”小环说。把她自己床上的棉褥子抽下来,拿到过道里。小环和人打架吵架惯了,记仇是记不过来的。她对刚吵过打过的人往往最亲最甜,“也这么驴?冻死你!”她给多鹤铺好地铺,手这里拍拍、那里拍拍。

  多鹤不吭气,也不动,等她走了,两腿一曲,跪在地上。把刚铺平整的褥子一五一十地卷好,又抱回小环床上。她可不要稀里糊涂的和解。

  “瞧她,不是母驴是啥?”小环跟张俭咬耳朵。

  多鹤知道他们咬耳朵说的是什么。

  冬天来了,多鹤自己搬进了小屋,把被子放在大孩二孩中间。两个进入变声期的男孩瓮声瓮气地说:“小姨来了,爸该走了,要不哪儿睡得下?”

  跟孩子们睡一个屋,她马上就习惯了,常常一个腋窝夹一个男孩的脸,讲他们之间才能懂的话。这种语言他们上了小学就很少讲了,是他们的乳语,但两句一讲,他们马上又记起来。他们可以讲很多话,中文、日文加婴孩、毛孩的语言,现在他们俩的词汇量大了,就把成人的词也加进来。这是极其秘密的语言,把这家里的其他成年人都排斥在外。他们用这种话讲天讲地,大孩讲他的篮球中锋梦,二孩讲他的黑子,有时两人也讲到外面世界有了一种叫红卫兵的人,把市委省委都翻了个底朝天,把省长市长都绑到大街上。

  三人睡一张大床,多鹤睡在最外面,大个子的大孩睡中间,二孩的位置靠窗,窗外是黑子的窝。有时多鹤在孩子们睡熟之后还能听到隔壁的谈话声。小环的烟油嗓音咯咯笑,张俭偶尔也说个把话。你们笑去吧,说去吧,她多鹤不再酸楚了。

  偶尔两次,她醒来,发现大孩钻进了她的被窝,睡在她怀里。她把他连推带抱搁回去。大孩的身体很好看,肌肉已经起来了,多鹤不能想象这么大个男孩是从自己身体里出来的。

  不久学校停课了。大孩二孩这天上午回到家,说要出去“串联”。“串”什么?就是“革命大串联”啊,这都不懂?听着不像啥好事,不准去。妈真落后!哦,才知道啊?落后好几十年了……

  张家和楼上的所有家庭一样,都在禁闭、打骂不到年龄却心痒脚痒要出去“串联”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晚辈反击长辈的热潮。从每一户门口经过,都能听见母亲们的吼声:“敢!看我不撕了你个小兔崽子……跪好!谁说你能起来的……再‘串联’给我顶两筐煤球!”……但孩子们还是走了。悄悄溜走、偷钱买票走的,掺乎在年长学生里混走的。

  张家的大孩二孩一块儿逃出去,在三天三夜吃不上、喝不上、拉不下、撒不下的火车上给挤散开了,一个去了广州,一个去了北京。去广州的二孩一个月后回来,带回来几个菠萝,身上别了五枚毛主席像章。他跟小环断了好几年的对话续上了,根本就没断过似的,进门就欢眉喜眼叫了声:“妈,回来喽!”

  大孩却一直没回来。从北京寄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夹着一封信,说他让毛主席接见过两次,又要去大西北接见别人,传播革命火种。

  大孩回来成了个“红小鬼”。一身洗白但斑斑污秽的军装,满口新词,对什么都有总结性发言。他的嗓音变得十分优美,个头又高了二寸。小环高兴得直落泪,口里说该死的小猪八戒,不交钱不交粮的日子怎么就把他养出那么一表人材。

  夜里多鹤又想跟两个儿子说说他们的话,二孩跟她搭了几句腔,大孩背一转,很快睡着了。从此大孩再也不说他们那种秘密语言了。

  丫头好几个星期没来信了。一般来说她一个星期来一封信,寄些好消息。没好消息,她也寄几句关照:妈妈别抽太多烟,听说烟对人有害;小姨干家务别累着,家务越干越多;爸爸别老闷着,有空跟某某伯伯一块出去钓钓鱼吧。大孩别太害羞,去考一考少年篮球队试试……

  现在写信给姐姐是两个弟弟最乐意干的事。他俩一连追问了姐姐几次,为什么很久不给家里写信。信终于来了,夹在一本毛主席语录里。一般丫头给家里寄三块两块的钞票,就装在毛主席语录的塑料封套里寄过来,让毛主席给看着钱特安全似的。她说能否请妈妈给她买几尺农民自织的土布,做一件衬衫。丫头的这个请求非常古怪,但小环还是照办了。又过一阵,她又要一双农家自制的土布鞋,明确说不要母亲和小姨做的那种城市人穿的,要地地道道土布做的。丫头越来越古怪,全家都猜不出她的意思,只有大孩懂得姐姐:穿农民做的鞋是不忘我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和小米加步枪的伟大传统。虽然大孩在外面腼腆得令人作痛,他在家一向头头是道,连二孩有时都给他镇住了。

  他们发现丫头还在古怪下去:问种过庄稼的父亲小麦怎么种,怎么锄,怎么收;谷子和高粱什么节气种。父亲一给了她回答之后,跟小环讨论:“你说这丫头对劲不对劲?”

  “也没啥不对劲吧?”

  “她不是要飞飞机吗?成务农的兵了?”

  “务农不耽误她当五好战士就行。”小环收到了丫头寄来的“五好战士”金属证章,给楼上十六家人,人人看一遍,再拿到多鹤面前。多鹤不声不响地听小环讲“五好战士”是如何大的一个功臣,眼巴巴看着小环把证章拿走。第二天,小环发现证章被别在多鹤的枕头上。

  “这证明我姐思想红,作风硬,不忘农民是我国最贫穷的阶级!”大孩是这样解释。

  二孩像是多了个心眼,把姐姐的信反复看,每封信读好多遍,想读出谜底来。

  这是个天天翻出无数谜底的大时代。楼上的一个邻居家里突然闯来一群红卫兵,揭了这家的谜底:台湾的潜藏特务,天天收听台湾广播。对面楼上的一个女人也被揭了谜底:在她做工人阶级的妻子之前曾经是国民党连长的臭太太。大孩二孩中学里,原来一个教师正经人似的,红卫兵们稍微一追究,发现他是个漏划右派。

  上百幢红白相间的家属楼破朽不堪,却被天天刷新的大标语白纸黑字地统一了。哪幢楼里多出了几个反面人物,哪幢楼便淡妆素裹,大标语从前阳台后阳台飘然垂降,挡风挡太阳。

  大孩张铁、二孩张钢和黑子都觉得大时代的日子比家里风光,常常忙得两头不见亮。尤其张铁,也是一支红卫兵队伍的头目,穿着拿父亲帆布工作服跟市武装部的子弟交换来的破旧军装,对家里三个长辈满脸都是“你懂什么”的不耐烦。

  七月是百年不遇的恶暑,人们搬着床板、拎着席子睡到顶楼上。半夜张俭被闷声闷气的搏斗弄醒了。男孩子们夜夜都有搏斗。他正要睡过去,发现这一对斗士是张铁和张钢。虽然张铁个子高,张钢的拧种脾气却往往使他克服劣势,反败为胜。首先他不怕疼,咬住他的皮肉和咬住他的衬衫没什么区别。张铁打不赢往往出牙齿,牙齿紧扣在弟弟肩头,却毫不阻挡弟弟出拳出脚。最精彩的是两人打得安安静静,十分庄重。

  张俭拉开了两兄弟。张铁鼻子、嘴唇血糊糊一团糟,他脱下汗衫,堵住鼻孔。而弟弟张钢摸也不摸肩头的咬伤。父亲招一下手,要儿子们跟他下楼。大孩不肯动,二孩走了两步,见哥哥不动,他也站下来。他不愿单独和父亲去,成了先告状、告偏状的那一方。张俭了解他的小儿子,也不勉强他。他怕吵醒邻居们,打了个恶狠狠的手势:先去睡觉,账他会慢慢跟他们清算。

  第二天早上,张俭在吃早饭,准备去上班,兄弟俩夹着草席下楼来。大孩走前,二孩走后,中间隔六七步远,一看就是冤仇没打完。

  “都站住。”他说。

  两人老大的不情愿,站住了。一对光膀子,四只蛮横的眼睛,活活是两个小型造反好汉。大时代把这个家狂卷了进去。

  “站好。”

  都不动。

  “会站好不会?!”张俭吼。

  小环从厨房出来,看爷仨一大清早找什么不自在。多鹤还睡在楼顶上没醒。她每天晚上领回的字头太多,干累了,早上醒不了。从楼顶上下来之前,小环把她的帐子重新掖了掖,防的是早出动的苍蝇。

  两人把肋巴骨向前推动一下。

  “为什么打架?”张俭嚼着很脆的腌黄瓜开审。

  父亲的话像是让墙听去了,一点回音反应都没有。

  小环插足了。她一边用手巾擦着大孩脸上的血迹,一边说:“大孩,是不是你的革命观点和二孩发生分歧了?”如今小环用来揶揄打趣的,全是白纸上写出来的黑字,“咋不他姥姥的辩论辩论,让咱听听也进步进步?”她嘻哈如常,毛巾被大孩的手一下抡开了。

  张俭的手抡过来,给了大孩一耳光。

  “你在外头当造反司令,你回来当一个我看看!”

  大孩怒得肋巴骨更送得远,肋巴下面的上腹部形成一个可怕的深谷。

  “二孩,你给我说,你俩为啥打?”父亲问。

  二孩也坚决做哑巴。

  张俭对眼前的两个打算做烈士的男孩狞笑一下:“我已经知道了。”

  两人毕竟不老练,都看他一眼。这回张俭几乎可以确定他的猜想。刚才两个男孩看他的眼光有所不同,二孩纯属好奇,大孩却心虚恐惧。他是根据两人都不告状猜到了一半。两人都不告状十有八九是大孩闯的祸。大孩闯祸二孩很少告状。反过来就不同,二孩在学校种种劣迹大孩都会如实告诉父母。二孩的劣迹确实也太多,通过大孩了解是必须的。

  那么大孩深更半夜究竟闯了什么祸?张俭很爱吃多鹤的腌渍黄瓜,嘴里咕吱咕吱地嚼着,暗暗分析小哥儿俩的案情。

  “二孩,你要不说话,你今天哪儿也别去。”

  二孩权衡了一下,两眼混乱无比:外头的大时代等着他呢,他在这里为大孩坐牢。

  “你问我哥。”

  “他没脸说。”张俭说。

  两人全都大瞪着眼——父亲有神探才能。大孩的脸白了又红、红了又白,额上的一块旧时伤疤,自得像块骨头。

  “你说,二孩!你爸给你撑腰!”小环把两个男孩的早饭端出来。

  大孩精神已经垮了,挺出老远的肋巴骨收了回去,眼睛看着木拖板上的橡皮带子。

  “爸,你还是让我哥他自个儿说吧。”

  “那你别吃饭。我的饭不给包庇坏分子的人吃。”小环笑嘻嘻地说。

  “不吃就不吃。”二孩看了一眼热气腾腾的发糕。

  张俭不能和他俩继续磨牙,起来穿工作服、穿鞋子,挥手让两个儿子“都滚”!二孩却不马上“滚”,木拖鞋立正成稍息,稍息成立正,“爸……”

  张俭从鞋带上抬起眼。

  “你别让我小姨上楼顶上睡觉去了。”二孩说。

  张俭听见厕所里大孩刷牙的声音停止了。

  “为啥?”他问儿子。一个大谜底就要被揭开。

  “楼上……有流氓。”二孩说。

  张俭心突然跳得厉害,就像自己有什么丑陋的谜底一点点正被揭起。

  “谁是流氓?”小环问,也不瞎打哈哈了。

  “反正叫我小姨就在家睡。”二孩说。

  张俭一直听着厕所里的寂静。

  “他咋流氓了?”小环站起来,饭碗搁在桌上。

  二孩皱眉皱鼻梁,为小环逼他讲如此不堪的事而愤怒,两颊红得发紫。

  “他掀开我小姨的蚊帐……还掀我小姨的衣裳!”

  张俭一阵恶心,刚才吃过多的腌黄瓜,这会儿遭罪了,酸黄瓜和那丑恶的景象一块儿翻上来,堵在他嗓子眼。美味的酸黄瓜变了味儿,搅和在丑恶景象里直冲他的口腔。他奔进厨房,两手撑在水池的水泥边沿上,吐了起来。丑恶景象带着刺鼻的异味,一股一股地倾泻——个男孩在月光下成了细细的黑影,这黑影潜行到一个床板边上,揭开蚊帐,看见一具白嫩的女体,汗衫被睡眠卷了上去……黑影子还嫌卷得不够,轻轻伸手,把那旧得快溶化的薄汗衫一点点往上掀,看见两个嫩白、圆圆的东西……还不罢休,未成年的手朝那白嫩、圆圆的一对东西伸过去。

  如此臭烘烘的丑恶景象是无法呕吐干净的,它在他的胃肠里开始了腐蚀。他的一双胳膊肘不知怎样已架在池沿上,头从耸得高高的两个肩头之间耷拉出来,大口喘息。他感到那丑恶景象已经驻在他的内脏深处,渐渐腐蚀出一片丑恶的伤痕,接着来了一阵钻心的疼痛。

  他真想揪着那个不肖的东西,告诉他,那两个嫩白圆圆的东西是他来到人间的第一份口粮。

  他和小环对视一眼,都是痛心的、不寒而栗的目光。

  “二孩,你喜欢你小姨吗?”张俭问道。他心里骂自己,什么狗屁的话,这和他们说的事有什么关联。

  二孩没有说话。

  “小姨跟你们最亲了。为了你们,她都不肯成家。”他心里跟自己吼叫,你他姥姥的在往哪儿说?你想让孩子们知道什么?知道他们自己身边有个魔怪似的谜吗?

  在上班期间,厂房里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又加上时而发生的锣鼓声,一炉钢出来,也不知怎么就成了“反修钢”、“反帝钢”、“忠字钢”,然后人们就敲锣打鼓、吹拉弹唱,向毛主席报喜。报一次喜可以喜一两个钟头,也就是一两个钟头不必干活。张俭在如此的热闹中还企图听见自己心里的讨论:要把大孩往死里揍一顿吗?那多鹤会多么伤心?假如她能够公开她的母亲身份,这样的丑事或许不会发生。

  人们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红绸,到处挂彩球,吊车上也挂了四个红色绣球。张俭为多鹤痛心极了,她活这一辈子,母亲不是母亲,妻子不是妻子。彩绸飘起、落下,高音喇叭吼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群跟工人们不一样的人进了车间。张俭从吊车上看到为首的那个人似乎是小彭。就是小彭。

  小彭是厂里一帮造反派的司令。今天他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发贺电,告诉他们超额出产了多少“忠字钢”。每个工人都得听小彭的电文。

  张俭看着已经相当男人气的小彭。他第一次渴望和他谈谈多鹤,假如他还爱多鹤,就带她走吧。苦命的女人好歹可以为妻一回,也许还可以为母一回。多少年的了解,他觉得小彭人品是端正的。

  小彭和工人们握手,真成司令了。他穿着半新的卡其工作服,是蓝色的那种,腰比较紧,有点像军装。盛夏的厂房就像炼钢炉本身,小彭还一丝不苟戴着头盔。他说大家辛苦了,革命最可靠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他说他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慰问大家,但还是要表示一点心意。这时他走到一边,拖过来一个移动冰棍箱,从里面拿出一个大保温瓶。他走到一个个工人面前,递给每人两个牛奶冰棍。

  张俭本来想跟他谈的心里话一句也没了。他原以为小彭和他一样,对送酸梅汤的书记腻味。张俭站在靠后的位置,溜号比较容易,但他刚走了两步,小彭就说:“张师傅,辛苦了!待会儿咱们聊聊!”

  从渴望和他聊到惧怕和他聊,中间就隔了一箱子冰棍。张俭不知道这叫不叫收买人心,或者收买人心究竟是不是值当他那么腻味,他此刻只想一避了之,眼不见为净。小彭的眼睛照准了他,他硬是避开了。他走进了厕所,干蹲了半小时。等他出来,人们告诉他,他那份牛奶冰棍已经替他吃了,也替他感激司令了。

  工厂停工了几个月,因为钢铁公司有太多的人掌权,弄得所有工厂乱了套。张俭和对面楼上的朋友学会了养鸽子、驯鸽子。这天他和二孩带着黑狗出门放鸽子,看见一个穿空军制服的小伙子东张西望走过来。

  不知为什么,张俭站下来,等他从大路拐上他们楼前的小路。他不知凭了什么知道他会往这边而不是那边拐。空军拐向他们,看看被烟熏火燎和大标语弄得只剩一点残迹的楼号,问张俭知不知道这楼的二十号在哪里。

  二孩眼睛一亮,瞪着年轻的空军军官。

  “您找谁?”张俭问。

  “我姓王,有个叫张春美的女孩子,家是不是住这里?”

  张钢再也忍不住作为张春美弟弟的荣耀,嘴快舌快地说:“张春美是我姐!这是我爸!”

  姓王的空军跟张俭握了握手。张俭马上意识到他带了个难以对父母启齿的消息来。他紧盯着年轻的军官,他让他明白他精神硬朗,什么事都受得住。

  “张春美同志身体很健康,您不必害怕。”军人说。

  难道他在内心把自己支撑住,让对方看起来是害怕?只要丫头还活着,活蹦乱跳,什么他都不在乎。

  “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军人看着他,眼里的那种光芒似乎很少在非军人眼里见到。

  张俭让二孩回去告诉他妈,他姐的学校来人了,先把茶沏上。

  “我还是先跟您说一下,一般做母亲的人容易感情用事。您要是觉得她母亲可以承受,再去和她谈,也不迟,您看好不好?”

  张俭有点心烦意乱了。这个军人怎么老娘们腔?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狠狠地向二孩挥挥手,叫他走开,自己蹲了下来。空军军官也跟着蹲下来,蹲得跟他一样四平八稳,显然也是在挂着干玉米、干大蒜的北方农家屋檐下蹲着喝棒楂粥长大的。

  等二孩一走,军人递给张俭一支烟。张俭摆了摆手。世上也有这么黏糊的军人。

  “大叔,我来,是想调查一下张春美从小到大的成长情况。”

  这让她的父亲从哪儿起头?

  “她从小就是个好孩子,十个人有十个人夸的好孩子。”

  “她有没有过精神上的非常表现?”

  张俭不明白,不会是指精神病吧。

  年轻的军官一边抽烟一边讲述起来。张春美到了滑校也是个十个人有十个人夸的女孩子。问题出在她的档案上。和她一批录取的新生有几十个,从南京上火车的有三个班,领队的人负责管理三个班新兵的档案。到了学校,张春美一人的档案被丢掉了。那也不是个事,十六七岁的高中生能有多复杂的社会经历、家庭关系呢?就让她重新填一张表格,告诉她她的一切都成了空白,她必须一项项重新建立自己的档案。她填完,人事科的人把表格放进了她新的档案袋,她就从这一页纸的表格开始军校生活了。

  张春美是没说的,能吃苦,第一次坐教练的滑翔机吐出胆汁来了,照样要求超额训练。不够入党的年龄,但她很快成了党支部的培养对象。对了,主要是人缘好,跟人的关系处得放松、自然。那都是大家在她出事之前回想起来的。

  出了什么事?事情就出在档案上。她的档案完全是假造的。因为她知道一个中学生到军队,档案丢在路途上,这是个钻空子的大好时机。

  她造了什么档案?她填写的表格里,父亲是公社社员,母亲也是公社社员,哥、姐、弟都务农,家庭非常贫困,祖父祖母都瘫痪。本来谁也不会发现她的档案是假的。和她同屋有七个女生,有时会被别人的梦话吵醒。一个女生有天夜里突然被张春美的梦话吵醒。这是什么话?好像有些中国字,有些外国词。第二天早上,这位女生告诉了张春美,当着全屋女生说:喂,张春美,你昨天夜里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外国话!张春美说她胡扯。那个女生说,等着吧,等哪天找别人一块儿来听,证明她不是胡扯。

  张俭头脑里跑滑翔机,响得厉害,几乎听不见年轻军官的话了。

  ……过了一阵,又有女兵发现张春美夜里不睡觉,坐在床上。又有人发现她夜里抱着被子出去了,去教室睡觉了。问她为什么违反校规,她说同屋的女生说梦话太吵闹,她无法入睡。教室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人睡的,上级要是查下来,会把这种不成话的事怪罪于学校的。两个女教师的屋子可以搭个帆布床,女教师们即便有梦话要讲,也形成不了七嘴八舌无比吵闹的大势。于是就把张春美搬进了两个女教师的宿舍。

  张俭听到此处,已经明白什么将要发生了。

  一个女教师在深夜听到张春美用日语说话。女教师虽然没学过日语,但她断定那是日语。她悄悄起身,把另一个女教师推醒。两人坐在床沿上,听张春美在一串混沌不清的谈笑里夹着几个日本词汇。她们跟学校汇报了这件事。一个家庭极其贫困的农民孩子,住的地方是穷乡僻壤,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去哪里学的日语?对她档案和出身的怀疑,就从这儿开始。

  张俭心想,丫头那么好的脑筋,怎么干出这种蠢事:假造的家庭是农民,农民不如工人阶级呀!

  两个女教师没有惊动张春美。她们装着漫不经心地问她,家里种的是什么?一年种几季稻?养猪吗?张春美还真行,说的农务都还差不离。这时候同学们对她的议论也多了:张春美怎么看怎么不是农村人,刚上学时洗澡,身上还有游泳衣的印子!农村女孩的头发不一样,发梢都有点焦黄,太阳晒的。那时同学们甚至认为,她说不定是某个大首长的女儿,有的大首长怕下级拍马屁,不给他的孩子吃足苦头,末了他的孩子还是个特权子弟。两个女教师偷偷借了一台录音机,张春美又开始讲梦话的时候,她们给她录了音。找来的翻译把那些日本词汇翻译出来,更让她们摸不着头脑了——红薯、土豆、裙子、狗、姨妈、松果、红豆饭团子……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张俭似乎不那么紧张了。

  全是这些话。有时候像小孩子说话,那种腔调、发音。学校的校医跟张春美同学谈了一次话。他只问她从小长大的环境,村子里有几家人。几家人里有没有上大学念外语的。张春美一五一十地回答:村子很小,二十户人家,一边有一座山,山上开了梯田。她上高中要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才能搭上长途车。医生说,家里这么穷,还送她上学吗?她说家家都送孩子上学,那是个风气很好的村庄。你看看,多有鼻子有眼?她是在南京考场考试的,学校的几个考官里有一个记得很清楚,张春美考试那天穿的衣服。那是件很洋气的红色羊毛大衣,黑色翻毛领,黑扣子外面一圈金环,绝不可能是乡下女孩的装束。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跟张春美谈了一次话,就把实情给谈了出来。为什么要假造一个家庭背景?原先的家庭不更好吗?她不说话。不说话是要受严重处分的!她还是没话。难道她的家长有虐待现象?她摇摇头。摇得又狠又伤心,好像说亏你想得出来。

  “那我闺女现在在哪儿?”

  “您知道在军队里,假造身份是犯罪行为,要受军法制裁的。”

  “她在哪儿受制裁?!”只要我的丫头能活着回来,受什么也无所谓。

  “暂时停了她的课,让她住一阶段医院试试。幻想狂是能治好的。先给她用一阶段药……”

  张俭一张愁坏了的脸朝着他面前的地面。用什么药?可别把好好一个闺女用傻了!地上一队蚂蚁欢快地爬过,有的扛着什么,有几只合抬一片蛾子翅膀。蚂蚁也是在“报喜”吗?他张俭的闺女给人当疯子关进了疯人院,他心都痛出洞来了,蚂蚁们照样报喜。他听不见年轻的军人还在叽里咕噜说什么。他会去那医院把丫头接回来,兵,我们不当了,一家人死也死一块儿。

  “……学校让我来跟家长谈谈,看看张春美同学的生活环境。精神科的专家觉得张春美的病例不同其他人:她幻想的东西并不是那种……比如说,假如她说自己出生在一个将军家庭,这种幻想狂就好理解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俭点点头。

  “我也去了您的厂里。附近的居委会对张春美的母亲评价也不错。从任何方面看,她的成长环境都很好,她在去滑校之前,也一直是好学生——她的老师我都见了。我能不能和她的母亲谈谈?”

  这时,公共走廊的阳台成了看台,栏杆上趴着一大排人。人们都在看台上看一个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和张师傅演出的什么戏剧。空军同志一定跟张师傅讲了糟心的话,张师傅蹲得抽背缩颈,一看就是糟心,糟透了。那一定是他家丫头咋了。出啥事了?事好不了!别成烈士做了雷锋阿姨吧……

  这时两个女邻居已经把小环拽到公共走廊上,两条竖着从楼顶垂到一楼的大标语之间有个空间:她们指给小环看楼下蹲着的两个人。

  “是我们丫头有啥事吗?”小环大声问道。

  张俭一回头,全楼的人都到场了。丫头还没咋的,已经要受公审了。他看见小环的话把多鹤也给招惹出来了,脸色白晃晃地看看他又看看那个军官。

  他赶紧做了决断。暂时得瞒住孩子她妈,什么时候告诉她,怎样告诉她,由他这个一家之长做主。

  军官对这位父亲突然出现的独断有些吃惊。他站起身,打算告辞,这位父亲却仰起脸,朝他挥挥手。他走上主路,还看见父亲蹲在那里。他想这是个多老实的工人老哥,连请人喝杯茶的客套都忘了,被女儿突然给他带来的打击给打得站不起来了。

  楼上四层看台上层趴着的邻居看着张俭慢慢站起来,头晕眼花地站了一会儿,又老腰老腿地朝楼梯口走去。楼梯口的几十辆自行车和这楼一样破旧了,他碰翻了它们时,声响像是倒塌了一堆废铁。张师傅没有去扶起那些倒成一片的自行车,慢慢上楼去了。他对迎到二楼的孩子妈和孩子的小姨说:“都跑出来干啥?有啥好看的?!不就是丫头生病住院了吗?”

  四层看台上的观众们听清楚了,相互交头接耳:“生了啥病哩?”

  “不是啥好病?”

  “看把张师傅愁老了……”

  张俭继续对小环和多鹤呵斥:“都回家去!凑热闹!不出点事儿都不高兴!”人们又相互递悄悄话:“听听,还是出了事吧?”

  他们没有听见小环轻声催问:“到底丫头生了啥病?”

  走到四楼,张俭一阵惧怕。他们家是最后一户,他和他的两个女人要通过整整一条走廊的夹道关切、夹道疑问才能到达家门口。这些夹道的好奇眼睛,会突然发现张家一男两女的蹊跷。这是个容不得蹊跷的大时代。

  张俭把头皮一硬,脸皮一舰,对夹道关怀的邻居们笑笑,又对小环说:“空军同志出差,顺道捎个信。丫头身体不好,住院治疗呢。”

  一走廊的邻居们还是有点不甘心,但一看张师傅只跟他媳妇说话,无心理会他们,只好散了。

  邻居们只知道张师傅五天之后才买上了火车票。因为铁路的某一段闹夺权,两派打起来,火车停开了好几天。张师傅是去看望他女儿的。没啥大病,就是睡不着觉,小环一户户地给邻居宽心。睡不着觉就上不了课呗,不过等她睡着就好了,啥事没有,小环串着门,让邻居们和她自个都想开些。二十户邻居都跟小环一块被蒙在鼓里。

  只有小姨多鹤冥冥中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一个多月之后张俭回来了,又干又瘦,像是一头骆驼走了断水缺粮、荒无人烟的几十天路,两只眼睛成了两片小沙漠。邻居想,怎么会成这样了。

  张师傅没有交代丫头的病情:她是否能睡着觉了,是否又去班级里上课,又坐着教练的滑翔机上天了,又在学校的女篮球队打球了。邻居们只好等着小环来跟他们一一做交代。不给一户户邻居一个交代是从来没有的事。这楼上楼下从来没有谁家的事没个交代就不了了之,把人人都悬在猜疑的半空中。

  可就是没听张家人出来,把邻居们为丫头悬起的一颗颗心放下来。小环居然出出进进不提丫头的事,当初丫头去滑校谁没有跟她依依惜别?邻居们开始不满张家人了:你小环别又拿两个红豆沙江米团子来糊弄我们。

  小环照样嘻嘻哈哈,提溜着一捆韭菜上楼梯,碰上人,便嘻哈着说,这老韭菜闻着臭,包了饺子香着呢!回头来吃,啊!

  张家的小姨多鹤更安静了,白白净净地站在楼梯拐角,给上楼梯的人让路。有时人家手里拎着重东西或肩上扛着自行车埋着头登楼梯,她一声不响地站在昏暗里,像个白白的影子,把人能吓一大跳。多鹤的多礼,安静,以及她十多年来一贯对人们的不碍事,现在慢慢碍起事来。在邻居们眼里心里,她也是个张家人从来没给过像样的交待的疑团。他们突然觉得,有关这位神秘的小姨,张家人把他们悬搁在猜想中,一搁十多年。这怎么可以?楼上家家人的上下楼,进出门都没有相互隐瞒过动机、去向、目的——“出去呀?”“唉,去买点盐。”“做饭呢?做的啥?”“棒子面发糕!”“车给扛上来了?要修啊?”“可不是,闸不紧!”“这么晚了上哪儿啊?”“他妈絮叨死了,烦得慌!”……这位张家的小姨闷声不响地过往,奔着谁也看不见的去向。干着从来不向他们袒露的事情。最多她半躬着身问一句:“下班了?”但一看就知道她不打算给你搭讪下去的机会。

  邻居们注意到她又穿上工作服戴上鸭舌帽背着工具包下楼了。厂子里复工了。几个月来,要出第一炉钢,所以也是大事,锣鼓彩绸又是铺天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