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基于西方修辞学的外交演讲解读之研究
作者：张玉芳
关键词 外交演讲 权力关系 修辞互动 修辞特性
1．引言
西方演讲发展的历史表明演讲与修辞有着渊源关系，修辞学正是为了促进演讲发展、为其服务而诞生的。可是，随着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兴趣从演讲研究扩大到一切的象征活动，演讲这一传统的修辞课题在学术界不再享有那么高的地位。正如Donald C.Bryant指出的：我们缺乏系统、深入的演讲修辞批评研究。然而，这并不表明演讲在当今社会不再重要。仅仅从外交领域来说，其重要性就是不言而喻的：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几乎没有一次能缺少演讲。可是，与其实践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修辞学及演讲研究的历史文献以及西方现当代修辞学及演讲研究的权威杂志中，基本上找不到外交演讲的理论探讨，极少数涉及外交演讲的研究也只是作为修辞研究的案例，处于陪衬、附属的地位，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主角。
虽然我国外交演讲实践及其研究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先秦诸子中就相当盛行，但是今天无论从演讲研究的专家学者如邵守义、刘德强、李元授等的著作中还是从反映目前国内学术动态的CNKI网上，我们都没有找到有关外交演讲的详细讨论。就是少数提及外交演讲语篇的研究也多是从语言学的视角，借用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体裁分析等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并且主要是从指导演讲者的角度出发，侧重措辞等技巧分析，批评解读方面的研究不足。
作为一种特殊的演讲，外交演讲是一种典型的修辞活动，其话语(speech discourse)是一种特殊的修辞话语，具备自己的修辞特性。为此，本研究旨在综合中西方演讲研究的已有成果，以外交演讲话语为主角，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探索其修辞特性，寻求对其进行批评性解读的理论框架，用于指导它的实践与解读。我们主要借鉴当代修辞学家KennethBurke动机修辞学的认同理论(identification)、ChainPerelman的普世受众理论(universal audience)及Stephen Toulmin的论辩模式，揭示外交演讲话语的修辞特性，以探索解读此类演讲的一般性规律。
2．外交演讲话语的修辞要素及其特点
本文所讨论的外交演讲是指国家领导人或高级外交官为阐述或实行本国的对外政策、为在发展对外关系中维护或实现本国国家利益而发表的演讲。其发表的场所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可以是在外交场合也可以在其他合适的对外公开的场合，只要是与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国家利益有关，都可以是外交演讲。它以口语的形式产生，以书面语的形式广泛传播、交流。作为一种特殊修辞话语的外交演讲有其产生的特定背景与条件，即修辞情景；作为一种典型的修辞活动的外交演讲有其参与者，即演讲者与受众；特定情景下参与者经过一系列修辞互动过程必然会产生其结果：演讲话语的内容，并主要以演讲语篇(speeehtext)的形式存在。因此，外交演讲的修辞情景、演讲者与受众及演讲语篇共同组成外交演讲话语的主要修辞要素，从这些要素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可以窥见外交演讲话语的修辞特性。
2．1外交演讲的修辞情景
关于修辞情景的概念，从古至今在修辞学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各派各家从自身的目的出发由不同角度阐释修辞情景。我们主要参考了现代著名修辞学家Lloyd Bitzer，Richard E.Vatz及Kenneth Burke的理论观点来解读现代外交演讲。
Bitzer的观点是新亚理士多德修辞学的集中体现，他认为修辞话语是情景性的，由情景促成话语的诞生。他说：“修辞作品是重实效的；它为了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而诞生；它的最终功能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促成行动或产生变化；它履行某种任务。”这里的“某种东西”就是指修辞情景，即“人物、事件、物体和关系的组合造成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急缺状态，如果引人话语能够制约人们的决定或行动以明显改变这种急缺状态，那么这种状况就可以得到全部或部分地解决。”归纳起来有“三个组成因素：急缺状态(exigence)、决定及行动受到制约但能成为改变急缺状态的中介的受众(audience)和能影响修辞者及受众的各种制约因素(constraints)。”可见，话语在改变这种急缺状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演讲就是这样一种为改变外交形势的急缺状态，以完成外交任务为目的的话语。
就外交演讲而言，我们必须扩大这三个因素的范围、深化其内涵。弄清具体的外交争议点(issue)即找出外交的急缺状态，当事者双方如何通过外交演讲话语这一外交途径影响人们的决定或行动从而解决争议点问题、消除障碍、完善缺陷，并最终实现外交目的。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探索其产生、发展的各种宏观的制约因素，即国际环境或者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发展的情况，例如国际环境或国家关系紧张时演讲的斗争意味就较明显(美国总统与伊朗总统在第61届联大以演讲形式进行的“辩论”就是一例)，而国际环境缓和或国家关系友好时演讲的合作与发展意识是核心(如克林顿1998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可以说宏观因素制约了外交演讲的主题与主调。发表演讲的时间、地点等具体场景的各种微观的制约因素对外交演讲的影响也较一般演讲要敏感。例如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与在某一大学的演讲就迥然不同，前者的政治味道更浓，而后者的学术或人文色彩更强。可见考察微观因素，主要看其对外交演讲的格调即互动风格以及具体内容的影响。尤其是要考虑维护或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使命——这是重要的微观因素。不同的外交使命，例如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目的不同，演讲的内容及互动的方式都会有差异。
上述Bitzer的修辞情景是先于话语客观存在的、静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修辞学家RichardE.Vatz指出的“情景是修辞性的，而不是修辞是情景性的”，情景的三因素是由修辞者(演讲者)通过他或她的话语选择并激活的结果，是修辞者主观选择、动态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是话语创造了情景，情景是为生产话语而建构的副产品。
但是Vatz的这种演讲者独自建构情景并赋予它修辞性的观点忽视了受众的力量，而且也并没有阐明情景是如何建构的。这些不足由Burke来弥补。他从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动机与认同的视角人手，从哲学、神经学及人性本质的高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