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二二、思想战(二)


  和粱的常常改变主张,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的,是百折不回,始终致力于革命的孙中山。孙中山待人宽大,乐于与人为善,在主义上则首尾一贯,决不动摇或妥协。梁启超在己亥、庚子两年肯革命,孙中山对他优礼有加,倾心相待,不因他是康有为的弟子而稍存顾虑。梁拿了孙中山的信去檀香山,在檀香山窃占了孙中山的革命团体,而孙中山一时也并未对他声讨。甚至,到了梁在加拿大与美国大张旗鼓,遍设保皇会分会之时,孙中山也仍未对梁有所动作。

  癸卯年(1903年)下半年以后,梁把《新民丛报》变成了一个专与革命为敌的言论机关,孙中山忍无可忍,不得不开始一场猛烈的思想战了。孙中山在八月初六日启程去檀香山与美国,把梁所恃为声援的两个地区,加以收复。行前,他命令冯自由负责在日本的党务,私事托黎炳墀(炳垣)料理。

  八月十五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不久,便在同志程蔚南所办的《隆记报》发表了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章,题为《敬告同乡书》。

  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把梁启超所发明而保皇会所藉以蛊惑人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一刀砍成两段,明明白白地划清界限,指出保皇便是保皇,革命便是革命,不容混淆。“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诚能如康有为之率直,明来反对,虽失身于异族,不愧为男子也。公等……如果以客帝为可依,甘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则亦已矣。如知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国之可耻,四万万汉族之可兴,则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保皇会在檀香山的言论机关,叫做《新中国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继俨(仪侃)不敢用真姓名和孙中山开笔战,却用了一个化名,写出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登在12月29日的该报,说他们主张保皇是为了爱国,反对革命为了怕列强乘火打劫来瓜分,希望君主立宪是因为认定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

  孙中山于是写了《驳保皇报书》一文登在《隆记报》,来答复陈仪侃。孙中山说:“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关于瓜分的恐吓。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至于,以君主立宪为共和的过渡,孙中山说陈仪侃是把宪法(constitution)与过渡(transition)两个名词混为一谈。“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是要行二次之破坏。……夫破坏者,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陈仪侃曾经说“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又说“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孙中山指出“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孙中山也指出,巴黎虽经三次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

  檀香山的思想界,经过孙中山与陈仪侃一场笔战以后,看清楚了革命与保皇的确是两回事,也渐渐了解爱国救国只有革命的一条路可走。若干的一度上了梁启超的当,或灰了心的兴中会会员,纷纷重新集合于孙中山的革命旅帜之下。在这些人之中,以何宽、郑金、李昌、钟水养为最热心。他们服从孙中山,把檀香山兴中会恢复,改名为“中华革命军”,并且吸收了很多的新同志,如黄旭升、曾长福等人。

  孙中山又到了夏威夷岛上的希炉埠,在那里也成立了“中华革命军”分会,吸收了毛文明、黎协、卢球、李华根、刘安、杨锐、杨锡初、黄义等多人。

  孙中山的母舅杨文纳,在甲午年(1894年)便已在檀香山参加了兴中会。这时候,他劝孙中山加入当地的洪门,孙中山欣然同意。洪门的若干兄弟,由于粱启超先孙中山而加入,受了梁的不少反宣传,竟然反对孙中山加入。钟水养以洪门老前辈的身份,向他们说明孙中山之实行革命,与洪门的宗旨相合,“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结果,洪门准孙中山加入,并且“封”了孙中山以“洪棍”(元帅)的荣衔。

  孙中山在甲辰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启程赴美;行前,把檀香山(火奴鲁鲁)及希炉埠的组织工作,分别付托给何宽等人。宣传方面,孙中山改组《隆记报》为《檀山新报》,从香港聘来一位张泽黎担任主笔。

  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事前,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祜已经获得情报(可能是来自保皇会分子),便通知美国移民官说孙某是乱党,不可准许入境。于是,孙中山到了以后便被移民局扣留在船上,船开之时又被移到码头旁边的木屋,听候移民官裁判。移民官判定:孙中山应予遣回檀香山,等下班船来押送。

  孙中山在木屋之中,有一天看到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报上写着该报的总理是伍盘照。孙中山想起了这位伍盘照,正是几年前有两位基督教友(左斗山与杨襄甫)写过信,介绍他去见的人。

  当天,中西日报社的办事处来了一个报童。报童交上一封信,伍盘照拆开一看,里面写着“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到了木屋,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不久,他便找了洪门致公堂的大佬(领袖)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美籍法律顾问那文,把孙中山保了出来,同时向美国工商部提出诉愿。三个星期以后,美国工商部批准诉愿,移民官取消“遣回”的决定。

  孙中山这一次在美国,约有一年之久,先在旧金山及其附近住了三四个月,向当地的洪门致公堂兄弟说明洪门的真正宗旨。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与书记唐琼昌,在孙中山的指导之下。决心重订致公堂“新章”,举办全美洲各地致公堂的“总注册”,把保皇会的分子清除出去。

  他们在“新章”之前,附了一个缘起,称为“要义”。要义的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说:“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但是“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

  “要义”指出总注册的作用有三:第一,“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第二,“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第三,“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新章”共八十条。第一条规定各埠堂名一概定为“致公堂”,前有名目不同者,一概改正,总堂设在旧金山,支堂设在各埠。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十六个字的宗旨,与孙中山在檀香山所规定的“中华革命军”的宗旨完全相同。其后,同盟会的誓词也包含了这十六个字。以前檀香山兴中会所用的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比较起来,可谓进了一步:增加了“平均地权”。

  当时各地致公堂的分子,加入了保皇会的很多。他们对总注册的事多方作梗,以致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奔走。在组织的意义上收效不大。但是,就宣传的意义而言,“要义”深入了各地致公堂兄弟的心,替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基础。

  孙中山在美国除了进行致公堂总注册以外,也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一万一千份。而且,改组了旧金山《大同日报》。

  《大同日报》是致公堂所创办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欧榘甲前在日本之时,正如梁启超一样,和孙中山颇有来往,因此也满染了革命思想。在来到美国以后,开始为《大同日报》写稿之时,他仍旧高谈反清,主张广东应该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康有为写信申斥他,说他“离经叛道”,要把他“逐出门墙”。他怕了,便一变而为反对革命之人。孙中山到达旧金山。他写了若干篇文章,攻击孙中山,说致公堂尊奉孙中山,是“不智”之举。黄三德与唐琼昌等人劝他不可如此,他不肯听,只得将他辞退,请孙中山推荐继任人选。孙中山写信给冯自由在日本物色,冯自由推荐了刘成禺。

  刘成禺原为湖北省的官费留学生,在成城学校学军事,因赞成革命,而不惜牺牲官费,曾经在癸卯年正月初一,于清廷驻日公使馆团拜之时,当着公使蔡钧的面,与马君武先后演说,主张推翻清廷。蔡钧停止他的官费,不许他留在东京,并且行文湖北官厅,没收他在武昌的家产。他再接再厉,办了一个杂志,叫做《湖北学生界》,继续宣传革命。

  他在甲辰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