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79:宋诗


  钱钟书说宋诗的长短得失最为透彻:“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

  晚宋严羽写了一部《沧浪诗话》,算是宋代最有创见的诗论,为宋诗作了近乎盖棺论定式的结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是宋诗最为人诟病的弊病,却也是宋诗最大的特点。唐宋相比,唐诗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想见胜;唐诗如丰韵少女,宋诗如瘦硬汉子。唐诗重比兴,其词微婉蕴藉,宋诗重赋,其词径直发露;唐诗妙在虚处,宋诗妙在实处。宋诗虽不能上比唐诗,但仍有其特色,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北宋前期,宋诗还在唐诗的阴影之下不能自立。效法李商隐的西昆体势力最盛,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号称晚唐体的诗派,取法的是贾岛,连像样的代表作家都推不出来。王禹偁力矫此弊,提倡学杜甫和白居易,自己也写过一些间有少陵、香山风格的诗,开宋诗的先风,他做过黄州知州,后人说他“纵横吾宋是黄州”,实际上仍无法与西昆体抗衡。

  欧阳修在宋代诗风的创立上,贡献与他确立宋代古文风格的功绩大体相同,故而也有人通称为北宋诗文改革运动。从欧阳修倡导诗风改革起到江西诗派成立,是宋代第一个高峰期。

  与欧阳修同时的苏舜钦与梅尧臣,在诗风改革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后人说:“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而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欧阳修说梅尧臣“以深远闲淡为意”,风格平淡朴素,略近孟郊,在内容上也很关注民生疾苦,但往往平而乏劲,淡而寡味。苏舜钦的风格是奇峭豪隽,超迈横绝。他的语言虽畅达,但也有粗糙生硬的毛病。

  欧阳修对诗有自己的见解,写过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他的诗在艺术上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韩诗的险怪艰涩。他博参众家,杜甫的沉郁、李白的奇放、白居易的平淡、苏舜钦的俊迈、梅尧臣的瘦峭,都能兼收并蓄,因而他的风格也是多样化的。他的诗风中峭拗的侧面,滋润着黄庭坚、陈师道一脉,而舒坦的侧面则衍生出苏轼、陆游一线。不过,他已开“以文为诗”的风气,为以后的宋诗奠定了基调。他的诗明浅通达,流动自然,骨肉丰厚,一扫西昆体艳丽富贵、晦涩空洞的诗风。

  王安石的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修饰技巧。他好以学问为诗,作诗有时就成了搬弄词汇与玩弄典故的游戏。不卖弄这些时,他反而能产生情景俱佳的作品。他的古体诗劲峭雄直,明显受韩愈影响,有些诗整篇就如押韵的散文。杜甫对他的影响分两个方面:杜诗关心政治,同情民瘼的精神影响了他前期诗歌的倾向;晚期他更热衷杜诗格律的精严、用典的熨贴、对偶的工稳。对王维诗歌取境的参悟,使其晚年诗歌能以凄婉出深秀,寄悲凉于幽旷。

  苏轼的诗风格变化多端,但终以雄放洒脱为主。他学杜甫虽稍逊其沉郁,学韩愈却无其硬拗,将白居易的平易、柳宗元的秀澹、李白的豪俊、陶渊明的旷真融会贯通。苏轼对各种诗体都能得心应手,尤长于古体与七言近体。其七言长诗行云流水,波澜壮阔,是李白以后少见的。七律流丽圆转,七绝新警明快,佳构颇多。

  苏轼最大的特色就是想象的丰富与奇特,比喻的新颖与贴切;要说毛病,也是喜欢铺排典故成语,议论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但总的说来,苏轼才思横溢,奔放灵动,艺术上别开生面,蔚为大观,影响远远超过欧阳修,成为宋诗一代之宗。

  黄庭坚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虽出于苏门,却别立门墙,开创了江西诗派,庶子夺嫡,成为影响其后宋诗的最大流派。他大肆鼓吹学杜甫,指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段话既是夫子自道,也是江西诗派的行动纲领。

  黄庭坚的诗立意曲深,章法细密,尤其讲究炼字煅句,下语奇警,耐人寻味,即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喜欢使用音调反常、句法出新的拗句、拗律来形成峭拔瘦硬的独特诗风,但因此也难免有晦涩生硬的弊病。

  陈师道原与黄庭坚同出师门,但因对黄诗十分佩服,便折节向学。后人把杜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而将黄庭坚与他,再加上陈与义并列为三宗。他在形式上模仿杜甫不遗余力,但仍缺乏杜诗的雄深雅健。学养没有黄庭坚雄厚深博,诗风也就有点局促寒窘。当感情深挚时,他那些恬淡平易的诗倒颇有味。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诗风圆润,词句明净,音节响亮。他本来就师法杜甫,又经历了靖康之难,其诗慷慨激越,寄托遥深,风格也转而雄浑跌宕、简严老成,与杜甫有了一种神似,不是江西诗派中人在形式上的模仿所能同日而语的。

  其后有南宋四大家,也称中兴四大诗人,他们是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不过,尤袤的现存作品的质与量,实在难以方驾前三家。

  杨万里号诚斋,其诗号称“诚斋体”,不掉书袋,接近口语,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轻快诙谐,清新活泼,是诚斋体的最大特点。他观察景物很体贴入微,善于抓住耳目观感那一瞬间新鲜天真的感觉和状态,进行无微不至的刻画描写。当然,他的这种“即景”写法,急就章一多,也容易轻脱草率。其诗主题主要关注的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比不上陆游,同情民生的作品也不如范成大。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他不是超然物外的描摹四时田园景物,而是难能可贵的写出了民生之疾苦,稼穑之艰难。杨万里称赞他的诗“清新妩丽,掩有鲍谢(指鲍照与谢眺),奔逸隽伟,穷追太白”,说明他的诗虽属轻巧清新的一路,但不失婉峭,自成一家。他仕宦期间写各地自然山川的诗,意境开阔,风格清峻瑰丽,以五言为佳。晚年隐居石湖以后,诗风清丽秀婉,圆润恬澹,以七言见长,七绝尤胜。

  陆游诗歌的主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抒发恢复雪耻情节的爱国之作,一是咀嚼日常生活的闲适之作,前者慷慨激烈,后者细腻熨贴。这是一个完整的陆游,无论忽略哪一方面都是一种阉割。但因为他前一类作品既多又好,才使他高出南宋的其他诗人。他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说“功夫在诗外”,也就是说他无论写哪一类诗,都有丰富的生活与真实的感情作基础的。

  陆游的古风善于以苏轼的晓畅化解梅尧臣的局促,而七言古诗明显又有李白的影响。他擅长律诗,尤其七律,对偶十分工稳,隽语迭出,以至有人说“好对偶被放翁用尽”。他的律诗在精神上接近杜甫,虽然沉郁雄浑略逊,语言风格平易自然倒是偏于白居易的。他不但是南宋四大家中的翘楚,即便要选宋诗代表,只要有两个名额,就有苏轼与他的份。

  南宋四大家所代表的宋诗第二个高峰期一过,宋诗就江河日下了。徐玑(号灵渊)、徐照(号灵晖)、翁卷(号灵舒)和赵师秀(号灵秀)号称“永嘉四灵”,其诗称“四灵派”。他们的诗刻意雕琢,格局迫狭,诗意枯窘,笔力孱弱,倒与当时历史进程相般配的。

  其后又有“江湖派”,因书商合刻他们的诗为《江湖集》而得名。刘克庄是其中最有成就的诗人,江湖派诗学晚唐,他也不例外,但还学陆游与杨万里,诗风也在两者之间。他有不少关注国家命运与社会腐败的诗作,在精神上上接陆游与范成大,当然没有他们那么出色。他晚年的诗风活泼跳脱,有诚斋体的余韵。

  南宋灭亡前后,出现了宋诗发展史上第三个高峰期,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都身历了宋元易代的大变故,诗风尽管不尽相同,但都堪称是记录那一巨变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