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14:从高梁河之战到雍熙北伐


  辽太宗率领契丹骑兵直下后晋都城开封时,宋太祖年方二十,对这一浩劫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北宋建立以后,图谋燕云,拱卫中原,可以说是他一贯的夙愿。他建立了封桩库,积存每年的财政盈余,打算蓄满三五百万以后,与契丹交涉索还燕云的土地与民众。倘若契丹同意,这些款项就作为赎款,否则就散尽库钱,招募勇士,武力攻取。他做了一个估算,倘若以二十匹绢的价钱换算一个辽兵的首级,辽朝十万精兵用二百万匹绢也就搞定了。太祖的这一规划,表明他是对辽和战当作严重问题来郑重对待的。因而终太祖之世,宋辽之间基本维持互不侵犯的状态。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太宗出兵攻北汉,已做好了与契丹开战的思想准备,而北汉终被攻灭,也令太宗自我感觉良好。于是他决定挟战胜之余威,取燕云之故地。实际上,攻打北汉从正月到五月,已经是师劳饷乏,完全不宜再开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的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十余年休养生息,经济大有好转,政治也算清明,关键是涌现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这样智勇兼备的名将。宋朝又没有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仓促上阵,显然是难操胜算的。这时,殿前都虞候崔翰迎合太宗的旨意,上奏鼓吹道:“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于是太宗决意攻辽。

  五月下旬,宋军自太原诸路并进,越过太行山向河北平原集结。六月十三日,太宗从镇州(今河北正定)亲自督军北上,正式发动北征。十天后宋军进抵南京(今北京)城下。辽将耶律斜轸见宋军兵锋略盛,便引军退驻得胜口(今河北昌平西北),耶律沙则撤到清河北(今北京清河镇附近),互为犄角,声援南京。

  宋太宗误以为耶律斜轸只能据守险要以自保,便派一部进行监视,自率主力日夜攻城,命宋军围城三匝,穴地而进。辽朝守臣韩德让日夜登城指挥,力保城池不失。宋军围攻半月,疲惫劳顿,粮草因运输线过长也开始紧缺。

  七月初,辽朝所派耶律休哥率领的驰援大军已抵达前线。他先以弱兵五千诱敌,再以精骑三万从他道绕到宋军南侧,发动猛攻,席卷而北。六日,耶律沙进军城下,与宋军激战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也各率所部分左右两翼向宋军发起猛烈的攻击。

  宋军急调围城部队迎敌,城内辽军见援军赶到,便开门列阵,鸣鼓助攻。宋军在辽军数路猛攻下,全线崩溃。次日黎明,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了两箭,仓皇奔逃至涿州,因箭伤无法骑马而换成驴车继续南逃。辽军追杀三十余里,耶律休哥身上也多处受伤,不能驭马,便改乘轻车追逐,至涿州未获宋太宗而还师。

  在高梁河之战中,就兵力对比而言,宋军明显占上风,但却以残败而告终,使宋初以来培植的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究其战败的内部原因,一是战略上的轻敌,以为挟战胜北汉的余威,必能奏功。二是战术上的失策,屯兵坚城之下,不做打援的部署,乃至处于内外数路夹攻的被动境地。三是士气的不振,将士连续作战,身心均已疲惫,将领中甚至有掳掠北汉妇女充当军妓,其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以想见。

  为了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现在自宋太祖就志在解决的燕云十六州问题,对太宗说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首先,战端一开,已经切断和平解决的所有可能。大言既出,不打则贻笑天下,威望扫地;若打则覆辙在前,胜负难料。太宗有点进退两难。

  太平兴国七年,趁辽圣宗新即位之际,宋太宗甚至谋求与契丹恢复以前的和平状态,但因没有正式的国书而遭到拒绝。而要下国书求和,太宗还拉不下这面子。在接到辽朝拒绝的信息以后,太宗重新开始积极备战。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伐。之所以这时发起北征,太宗是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才做出的。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见太宗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太宗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廷美也已贬死,太宗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来战略物资的准备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太宗误信边将的报告,以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从表面现象来看,辽圣宗这年才十六岁,说得上是“主少”;政事听命于其母承天太后,说“母后专政”也名副其实;而承天太后也确实重用她所钟爱的韩德让,在大计方针上多有听从,以“宠幸用事”评断也相去不远。

  但承天太后与韩德让共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这一时期也是辽朝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以边境防务而言,承天太后在圣宗即位当年,就任命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允许他便宜行事,总令南面的军务。史称耶律休哥在这一期间“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有眼光的政治家,对宋朝的进犯早有防备。因而宋太宗在对外征战时机的选择上,是绝对错误的。

  雍熙北伐是宋太宗亲自指挥的,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阵图是宋代猜防武将,实行“将从中御”政策的产物。宋太祖是宋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用将“专而不疑”,只在命将出师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太宗的韬略远不能与乃兄相比,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十分强烈,为了“将从中御”,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让他们不折不扣执行。太宗、真宗两朝阵图最为盛行,但也是对辽战争一败再败的年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反馈进行调整,阵图的荒谬可想而知。

  且看太宗这次的战略部署: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米信为副,率领宋军主力两军同行,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以缓慢行军的战术,张大声势,向辽南京进发,以牵制辽军主力;中路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西路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再与中路军会合,然后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南京。这一战略的不足在于:一是三路大军过于分散,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配合;二是东路主力等待时机的时间过长,容易出现不测之变。结局果然如此。

  三路大军一开始进展都很顺利。中路军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西路军更是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州。东路军攻占了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涿州等地,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道。

  辽圣宗与承天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的求援消息,立即征调诸部兵增援南京,统一归休哥指挥,以抗击宋军东路主力。母子俩亲率大军南下,驻兵涿州东北,等待各路援军到达,以便决战。

  曹彬在三月进占涿州以后,与耶律休哥的军队相持在涿水之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退守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色,即派使者指使他向米信军集结,养精蓄锐等待中西路军的会师。而这时中西路军屡战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东路将士纷纷要求出战,以便为北征主力争回点面子。

  曹彬只得率军与米信军会合,再度进攻涿州。因休哥以轻骑不断夜袭单兵落伍者,曹彬命部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将士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仅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来天。等到达涿州,曹彬发现承天太后率大军已驻扎在涿州东北,连忙决定退兵。这时耶律休哥已补充了精锐的援军,全力追击宋军。

  五月,两军激战于岐沟关,宋军以粮车环绕自卫,被辽军包围,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辽军追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被耶律休哥追上,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宋军主力全线崩溃,伤亡惨重。

  宋太宗接到东路军残败的战报,立即命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回代州。而辽承天太后则调集优势兵力向西,以便全力对付中西两路的宋军。见到宋中、西路军后撤,耶律斜轸等不及援军到达,就主动出击了。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西路军又接到太宗的指令,要求他们掩护寰、朔、云、应四州居民迁至内地,这只孤悬敌后的西路军就成为辽军唯一追击的目标。

  七月,西路军副帅杨业建议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西北),配合云、朔守将撤离两州军民,但监军王铣却逼他与辽军正面交锋,主帅潘美不置可否,杨业无奈,只得出战,行前要求他们在陈家谷口接应。但当他与耶律斜轸的大军浴血苦战退至约定地点时,潘美、王铣已率军退走,杨业拼死血战,中箭被俘。辽军在岐沟关和陈家谷两次战役中大获全胜,彻底击败了宋太宗亲自指挥的雍熙北伐。

  稍作休整后,十一月,辽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作为对雍熙北征的报复。西路军由耶律休哥率领,东路军由承天太后亲自统领,在滹沱河北与西路军会合,渡河以后直扑瀛州(今河北河间)。宋朝守将刘廷让约沧州守将李继隆以精兵来援,岂料李继隆畏缩不至。当时天气奇寒,宋军拉不开弓弩,被辽军围困聚歼,死者数万,大将贺令图等被俘,刘廷让只身逃回瀛州。辽军乘胜南攻,大名(今属河北)以北,悉遭蹂躏。耶律休哥建议干脆把辽朝的边境推到黄河北岸,承天太后没有同意,次年正月,下令还师。

  雍熙北征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再次以惨败而告终,对辽宋双方以后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宋朝来说,雍熙北征的失败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

  为了阻止辽朝骑兵的南攻,宋朝采纳知雄州何承矩的建议,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东至泥姑寨(今天津塘沽)的九百里间,利用原来的河淀塘泊,疏通蓄水,构筑塘堤,形成南北宽十里至百余里不等、深数尺至丈余不等的防御地带,其间设立寨铺,派兵驻守。这一工事的实际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澶渊之盟时辽朝骑兵照样直逼黄河北岸。

  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锁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令宋朝背上了岁币的包袱。这种阴影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金关系的格局。

  对辽朝来说,高梁河之战和反击雍熙北征的胜利不仅解了南京之围,而且包围了作为辽朝立国生命线的燕云十六州,难怪《辽史》有一段话称赞这两仗说:“是两役也,辽亦岌岌乎殆矣!休哥奋击于高梁,敌兵奔溃;斜轸擒继业于朔州,旋复故地。宋自是不复深入,社稷固而边疆宁”。“宋自是不复深入”,意义不可低估。辽朝不仅在这场较量中完全占据了上风,而且也表面自后晋石敬塘献燕云十六州半个世纪以来,中原国家与辽朝对这块农耕地区和军事重地的长期争夺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这一地区在辽朝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占有燕云十六州,都是无可非议的。高梁河战败的次年,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的上了一奏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评论张齐贤的奏议,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当取的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显移于夷狄。”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当然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从契丹来说,燕云十六州一旦纳入自己的版图,就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在军事地理学上,这一地区也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农耕经济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因而辽朝殊死的保卫这一生命线也是情理中事。

  也可以说,中原国家失去燕云,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战争解决问题。历史就是这么干脆而无情,但战争结局却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胶合的产物。李塨以为:自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一死,“而天下不能混一矣”。宋太宗没有这一方面的雄才大略,应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