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  宇文氏的霸业


  从北魏永熙三年(534年)七月,魏孝武帝西走关中,托庇宇文泰起,四十余年中,其国号虽有魏(西魏)周(北周、后周)之别,实际上都是宇文氏的天下。宇文氏是东方高氏的死对头。

  宇文泰怎样据有关中以及拥立西魏文帝等事,笔者已在第四十四篇中讲过,只是没有提过宇文氏的来历,这里需要作一交待。

  宇文是氏名,也是部(国)名。鲜卑宇文部原在辽西,东晋时为前燕所灭。宇文泰的四世祖由燕投魏,迁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他的父亲在六镇起义时流入河北,在鲜于修礼军中,与魏兵交战阵亡。宇文泰先从鲜于修礼、葛荣,后属尔朱荣,又从贺拔岳到关中镇压万俟丑奴,任夏州刺史。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后,他平定乱事,从此成为一方领袖。从上述情形来看,他的创业实以六镇流民为基础。这与高欢相同,不过高欢得到的流民多,他得到的少。东西魏分立时,东强西弱,宇文泰要与高欢相抗衡,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苏绰、卢辫帮了宇文泰大忙。

  苏绰字令绰,武功人,出身关中世家,从曹魏以来,几代人都官至二千石。汉末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苏绰正是有家学渊源的人士,有“博物多通”的名声;宇文泰与公卿到昆明池(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东南的洼地,汉武帝时开凿,北魏太武帝时修复)观鱼,途中经过城西汉时的仓地,左右没有一个说得出它的来历,有人推荐苏绰。苏绰当时是个著作郎。宇文泰把他召来一问,他讲得头头是道。宇文泰听得很有兴趣,就进一步向他请教天地造化、历代兴亡,他也都侃侃而谈,有识有见。两人都放慢了坐骑,边走边谈。待到了昆明池,宇文泰听得正在兴头,就无心钓鱼,马上回到城中府里,邀苏绰作长夜之谈,向他征询治国之道。

  苏绰做著作郎,是出于仆射周惠达的举荐,说他有王佐之才。经过这次长谈,宇文泰便大为信服,次日就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奇士,我要把国政交给他管。”于是,任他为大行台左丞,参与掌管机密。

  苏绰制定各种文书式样、计账(赋役估计数即预算)户籍等法规。西魏所辖只有关陇地区,又在多年战乱之后,国小民贫。苏绰为宇文泰筹划富国强兵的方略,减少官员,设置屯田,又在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年)起草六条诏书,奏明后颁布施行。这六条:

  第一“先治心”。他说官吏治理百姓,先须治心。心不清净,见理不明,就会颠倒是非。清心不是指不贪财货,而是要公正。做君主的人更要以身作则,使人畏而爱之。

  第二“敦教化”。他说近年收成较好,徭役较轻,百姓不缺衣食,有兴教化的条件。教化即是要:“教之以孝梯,使民慈爱;教之以仁顺,使民和睦;教之以礼义,使民敬让。”

  第三“尽地利”。他要求各地每到年初,就要戒敕百姓,凡是能够使用农器的都下地劳动。也就是劝课农桑。如有游手好闲的,要加以处罚。政府在春耕、夏种、秋收时,不可生事,以免使民废农。另对缺乏劳动力和牛的民户,要劝令有无相通。此外还要教民种桑、植果、种菜蔬,养鸡养猪。

  第四,“擢贤良”。他说选举的原则是“不限资荫,惟在得人”。他态度鲜明地反对“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惟试刀笔,并不问志行”的错误做法。他对“志行”(德)和“材艺”(才)两者,主张先志行、后材艺,明确指出用了“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就是害了百姓。他还主张官不可多,引“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之语,主张必须照此办事。

  第五,“恤狱讼”。他强调对案子要“慎”,以至公之心,尽力弄清案情,有疑则从轻,没有弄明白不随意处罚。同时,对于深奸巨猾,则主张严加惩治,达到杀一做百的目的。

  第六,“均赋役”。为了做到平均,要“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他主张征税要先劝课,让百姓知道什么时候要纳绢麻,预先准备好。征税差发徭役,要斟酌贫富,差次先后,力求合理。

  六条诏书是一份完整的施政纲领。“擢贤良”一条中反对凭门资尤有特色。魏孝文帝改革中重视门族是一个缺点,是把糟粕当作精华吸收过去,使六镇旧人滋生严重的怨恨之心。当时本身门第很高的李冲就反对过,但是孝文帝不肯考虑。宇文氏和所属将领本来不属高门,关陇又是士族势力薄弱的地区,苏绰提出这项改革措施既合乎时宜,也不会碰到多少阻力。

  这项改革并不是排斥高门士族,只是不再承认或给与特权。高门士族的优秀分子并不吃亏。卢辩就是这类人士。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范阳卢氏正是士族中的著名大姓。卢家又是经学世家,他曾作《大戴礼记注》。孝武帝入关时,他在邺任太学博士,得讯便不顾其家,匹马跟到关中。他在长安从给事黄门侍郎逐步升到尚书令。西魏的朝章制度,大多由他制定。

  但苏绰有一件事却做得很不成功,即受宇文泰之命改革文体,作《大浩》。宇文泰要革除晋朝以来文章浮华的流弊,命苏绰仿《尚书·周书》的文体,写了一篇《大浩》,而且宣布“自今文章皆依此体”。这种一味复古的文章是没有生命力的、尽管用行政命令来推行,也不曾收到什么效果。

  作《大浩》在大统十一年(545年)。下一年,苏绰便因积劳成疾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在此前后,宇文泰还有几方面的重要措施。

  一是建立府兵制度。府兵制起于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坏于唐代中叶开元、天宝之际,前后两百年,其间有很多变化,现在只说宇文氏创立时的制度。宇文泰仿鲜卑旧俗,将所属分为八部,各部设柱国大将军,共为八柱国。在大统十六年(550年)前,八柱国中,宇文泰是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只挂个名,其余六人,每人督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两个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兵,共二十四军。此外也有做柱国或大将军的,或出镇外地,或无所统御,都不在其内。府兵的兵另编军籍,与地方无涉,是专业军人,不从事耕种。府的总数不满一百,兵数不满五万。大统十五年,西魏已命太和年间改为汉姓的鲜卑人重又恢复旧姓。到恭帝元年(554年),帝室也恢复姓氏为拓跋氏,进而还把中原大族的汉姓改为鲜卑姓,如杨氏改为普六茹氏等。诸将改了姓,所统军人也改从其姓。陈寅恪先生据此断言:“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其府兵与农民迥然不同,而在境内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均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这是宇文泰时的府兵制度。到他的儿子周武帝宇文邕时,把军士改叫侍官,募百姓充当,就起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改变府兵的部属观念,使其直接隶属于君主,所以改军士为侍官,不仅仅是个名称问题。二是府兵的扩大化,史称“是后夏人半为兵矣”。夏人指普通的汉族百姓,当时当兵虽脱离了地方户籍,然而由此逐步走向兵农合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二是模仿《周礼》,创建六官制度。宇文泰先命苏绰进行筹划,苏绰死后,才由卢辩继续完成。西魏废帝(文帝子元钦)三年(554年)先改“品”为“命”,一品改叫九命,九品改叫一命(命原指周王赐仪物爵位时的诏书,以赐命次数而定等级,所以越多越高)。又过了两年,于恭帝三年(556年,废帝和恭帝不用年号,废帝三年只有三个月,四月就是恭帝元年了)实行六官制度。六官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种改变官名的变革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是表示与山东的高齐、江左的萧梁有所不同,独树一帜,夸示文化传统的深厚而己。这种变革自然不可能持久,到其子孙手里,就逐渐恢复汉魏的制度了。

  宇文泰还大大扩大了西魏的版图。大统十六年(550年),即侯景攻陷建康台城的下一年,西魏陷梁安陆、取得汉水以东的大片土地。废帝元年(552年),陷梁南郑(今陕西汉中),取得剑阁以北的地方。次年,梁元帝与武陵王纪兄弟鏊兵,元帝求魏援助。宇文泰便使尉迟迥取了益州。“益州殷阜,军国所资”(《周书》卷三十九《辛庆之传》语),西魏的国力随之大大地提高了。恭帝元年(554年),于谨等破江陵。荆、襄又为西魏所有(荆州虽有后梁,仍在西魏势力范围之内)。同年,魏军又取得巴州(今四川巴中)。经过这几年的攻略,西魏所有土地近似三国时的蜀汉,东面还要加上荆襄。西魏的版图原来比东魏、北齐小,这时已经比北齐大了。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去世,年五十岁。其子宇文觉嗣位,任太师、柱国、大冢宰。宇文觉排行第三,年仅十五岁,军国事务由堂兄宇文护主持。同年年底,宇文护逼魏恭帝禅位给宇文觉。次年(557年)正月,宇文觉即天王位。宇文觉就是北周孝闵帝。

  北周初建,政权很不稳定。赵贵、独孤信本来都是和宇文泰地位相等的人物。宇文泰继贺拔岳做主帅,正是赵贵倡议拥戴的。大统末在任的六个领兵的柱国,赵贵,独孤信都在其内。宇文护本来威望不高,他们怎么肯服。赵贵想杀宇文护,但因独孤信反对而作罢。不料此事被人告发,宇文护反而杀死赵贵,把独孤信免官,不久又逼他自杀。

  这场风波刚过了几个月,宇文氏兄弟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孝闵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地位,便与亲信密谋杀宇文护。九月,因密谋泄漏,他反被宇文护废杀。宇文护又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做天王。宇文毓就是北周世宗明帝。被废黜的君主绝大多数都没有较好的下场,魏恭帝和周孝闵帝都在这一年里被杀。

  明帝头两年仍旧不用年号,到第三年(559年)的八月里,把天王的称号改叫皇帝,才用年号,称武成元年。武成二年四月,明帝又被宇文护毒死,年二十七岁。史籍只说宇文护忌惮他“明敏有识量”,究竟有什么具体问题,弄不清楚。他临终前口授遗诏五百多字,希望“仁兄冢宰”等“协和为心”,辅助兄弟宇文邕,根本不提自己的“病因”。他明知问题出在哪儿,但是话只能这样说,他的内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他就是北周武帝,即位时十八岁。他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与“仁兄冢宰”相安无事了十二年。保定元年(561年),以大冢宰、晋国公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把一切权力都让给仁兄了。看来宇文护对他很放心,以为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天和七年(572年)三月,宇文护进宫见皇太后,武帝陪他进去时,说太后喜欢喝酒,希望老兄谏劝,并拿出一份《酒诰》给他。宇文护见了太后,一本正经地念起《酒诰》来,不防被武帝用玉珽(皇帝执的笏)在背后重击一下跌倒在地。武帝喝令一名带御刀的宦官动手,那个人紧张得手都软了,砍下去竟不能伤人。预先埋伏在内的卫王宇文直(武帝同母弟)这时冲出,一刀才把宇文护结果了性命。于是武帝亲政,又杀死宇文护的亲信多人,把天和七年改为建德元年。

  宇文护执政十五年,除开头几年外,在北齐武成帝、后主在位时,却不能乘势大有作为,这里面因素很多:如齐有名将斛律光等;又如保定四年(564年)攻齐之役,刚在北齐遣返宇文护的母亲之后(东西魏分立时,宇文氏在晋阳的家属都被剥夺自由,在宫中做奴婢),道义上先已亏了。然从北周本身来说,宇文护是一个不合格的统帅,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他在内政方面,也没有什么兴革。武帝宣布他罪状的诏书,说他执政时“任情诛暴,肆行威福,朋党相扇,贿货公行”,“使户口凋残,征斌劳剧”,是有事实根据的。

  周武帝大事兴革。建德元年(572年)十月,下诏把江陵掳充官口的都敕免为民。这是一项极重要的措施。江陵所掳人口,宇文泰听庚季才的话,释放了原来是缙绅的几千人,大多数人仍旧在做奴隶,到这时才得敕免。建德六年,又命将所有的杂户,都敕免为民。这时已在灭齐之后了。同年,又进一步宣布,从永熙三年(534年,即东西分立之年)以来,凡东土之民被掠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良与贱对称,指身家清白)没为奴婢者,全部敕免为良。这比元年敕免只限于官口(政府的奴婢)的,范围大得多了。

  武帝厉行节俭,他认为上善殿太壮丽,把它烧毁。这似乎有点过分,但是若因违章建筑太“高级”,不舍得拆毁,就难以禁止新建。在宇文护专权多年,风俗奢侈的背景下,他烧掉一座殿,对大臣贵族是会起震慑作用的。这种措施,对后人很有借鉴的意义。

  武帝非常重视军队的改革,内容已见前文。他每年都亲自率领六军讲武(演习、检阅),集合各军都督以上官员,或发给赏赐,或教练战阵之法,有时还身穿短衣,和将校饮酒联欢。经过几年努力,军队的规模已有所扩大,战斗力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君主在军队中的权威大大地增强,这就为灭齐奠定了基础。

  武帝禁佛、道二教,毁经、像,强迫沙门(和尚)、道士还俗,是做得过头的事情。武帝杀宇文护以前,已经几次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建德三年(574年),在沙门智炫和道士张宾辩论难分高下后,下令废斥两教,僧道还俗的有两百多万人之多。后来又留两教名人一百二十人,称通道观学士,专事阐释三教经义。北朝的人口数很难估算,葛剑雄先生估计北周灭齐后可能有三千万人以上(《中国人口发展史》)。武帝灭齐后,又迫令齐境近三百万的僧人还俗,连前共五百万人。三千万人中有出家人五百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当时许多人出家的目的在逃避赋役,君主禁佛的实质是与寺院争夺赋役对象。这是必要的,但决不应该采取禁教和全部还俗的措施。有些论者对这类措施唱赞歌,笔者认为是不应该的。

  经过十几年的整军经武,周武帝发动了灭齐战争。这是宇文氏的霸业达到顶点的表现;由于事关统一大业,笔者决定专辟一篇,详见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