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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飞逝的一些往事




孙 钿

  我去宁波原是临时的逗留,想不到这一逗留竟然四十六个年头。至今,我还不会讲宁波话,甚至听宁波人讲话,有时也搞不明白讲些什么。屈指算一下,我个人在宁波的四十六年之中,一半以上时间都是在牢狱和劳动改造中蹉跎过去的。

  我1917年在上海出生, 6岁开始在上海初级小学读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同大学。1933年开始从事革命戏剧和文学活动。我发起组织“暴风雨剧团”,演出了《叛徒》、《南归》等进步剧作。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还自筹资金,出版了文学刊物《天明》。1934年大学未毕业,受到国民党迫捕和迫害,遂流亡日本,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读书。“七七事变”发生后,我不可能在日本继续读书, 于1937年7月20日回到上海,开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同时也写诗和散文给巴金主编的《烽火》和胡风主编的《七月》。后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大别山打仗、 行军的间隙,我仍坚持给《七月》和(新华日报》副刊写稿。1938年3月至全国解放,我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主编《东江》、《东惠》半月刊。1950年来宁波,留学德国的辛亥老人张葆灵、文化进步人士翁心惠当时办学缺少师资,挽留我暂时在宁波工作,后来组织上又将我调到宁波卫生学校任职。

  1955年5月18, 我参加“五一”节观摩团,赴上海欢庆国际劳动节。在这大喜的时刻,我的内心并不感到怎样欢乐。因为那时《人民日报》、《文艺报》上“揭露胡风”、“批判胡风”的报导陆续刊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由《文艺报》印成小册子随刊附送。一个不祥的预感在我心中涌起。因为解放前我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希望》上发表过诗和散文。我同胡风在武汉、重庆、香港、上海多次晤聚,特别是在日寇攻打香港时,我和胡风、梅志以及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在登陆日军的枪炮轰击中共生死一个月。《人民日报》刊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书信,被定性为反革命材料,我过去同胡风当然也有不少书信往来,而这些往来,根本丝毫没有反党反革命行为。我在解放初,读到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以真诚的饱满的热情歌颂祖国、歌颂共产党、歌颂领袖,难道这些都是反革命?胡风一片忠诚之心向党提出了有关文艺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如果是对的,则采纳之;如果是错的,不妨戒之或批评之,何罪之有?何必搞得血淋淋呢?但是,我终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在杭州乌龙巷蹲了一年牢狱。释放时,由省农工部负责人对我下了结论:“经过一年来的审查:一、你不是胡风分子;二、你在党内没有叛党行为;三、你从日本回来时,正处抗战时期,没有投敌当汉奸。现在向你本人道歉,向你家属道歉,你们都受苦了。……”

  我在释放证上签了字,我意识到我总算自由了。

  我拿了一张回宁波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恢复工作的证明条,急急忙忙地买了火车票赶回宁波。时已深夜,白昼暑热刚刚退去,街边豆浆店正在生炉子。我兴冲冲敲开了家中的破门, 简直是猪棚一般的小屋子住着7口人,煤炉就在床边,蚊帐已给煤烟熏得发黑,家人见到我回家,都惊骇地瞪着眼呆呆地瞧着我。我说:“我自由了!回来工作了!”此时,只有我独自在庆幸自己的团圆生活的结束,家人的反应非常迟钝,他们给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笑没有乐了。但是不管怎样,我是回家了,我跟家人在苦难之中团聚了。我到公安局肃反三人小组报到之后,以为立即可以恢复原职。我想得太单纯了,去了一次又一次,总是推说“且待研究决定”。我在杭州释放证上签字以后听到对我的处理结论,以及写给肃反三人小组的纸条上,明明是恢复原职。何必拖延?事隔25年之后,在被平反时才知道还有一顶“胡风思想影响分子”的帽子暗中紧扣在我的脑袋之上。

  我于1956年6月底释放回家,足足在家里呆了两个月,到了9月初,才安排工作。那时候,我所属的街道办事处借给我所需的生活费,一家大小得以苦苦维持两个多月生计。

  似乎厄运从此结束,我并没有回原校而是分配到机关干部学校工作,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能够走上工作岗位为革命出力,又能够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非常心满意足,别无他求。我每天从湖西走到解放北路上班,学校的学生都是机关干部。在晚上进行授课,我每天一直忙到晚上11时以后才拖着劳累的身体缓步回家。快要走近家门时,我已经在解掉大衣的钮扣,回家后我脱掉大衣立即伏案写作。我是多么想:往者已逝,一切从新开始,为革命事业振奋精神,努力写作,夺回无奈何损失的光阴。

  1957年春节,全家团聚,过得很快乐。我利用春节期间,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不幸的遭遇》,寄给人民出版社。接着机关干部学校开学,又是忙忙碌碌起来,那时我39岁,正是精力充沛为党为国出力的好时光。我非常珍惜这个好时光,上课、看书、写作,挤满了我的生活日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着我。一个蓬勃的生机出现于全国:真正是春天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敞开胸怀,知无不言,每个人更感到党伟大。我兴奋的心情凝成了激动的诗情,我写出了许多诗篇寄给报刊杂志发表。

  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万物都在茁长,万民都在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向全校教师职工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帮助党整风。传达完毕,照例是小组讨论。全校沸沸扬扬,大家敞开肺腑,畅谈所见所闻所思,发言极为热烈,充分显示了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赤诚爱戴,真正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要求。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在市府小会议室召集了文化人士的座谈会,参加者抢着发言,副市长聚精会神地记录着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点头称好。记得我的发言第一句话是:“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讲话,我早已变成幽灵了。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让历史去评定,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而我坐了一年牢,终于搞清楚了。反正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当然不是,将来也决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时间老人会作公正的结论。决不是由谁说了算数。”

  这次座谈会以后,我接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只知道诚心诚意地帮助党指出当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帮助党整好风,以求得我们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全国人民生活幸福。

  在1957年春夏之交那段时间内,我在各种会议大鸣大放中的发言,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反对不分国情、不分气候条件,什么都学习苏联。我说学习苏联应该取长补短,不可媚,也不能迷;二是说农民生活并没有富裕,而是相当贫穷;三是新闻报道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四是不懂专业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到专业性很强的单位担任领导?领导者应当钻研业务。

  万万想不到这几条论点,却变成了“毒草”!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自己嘀咕:“收了!不放了!”我又觉得自己说的话,都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总不会再陷入泥坑吧。但是,风向确实是变了。

  我意想不到我们的国家又开始了一个灾难时期,人心惶惶不安。那时候,暑假已经结束,正在筹备开学工作,早晨我走进办公室,便看见我的坐椅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很大的八个毛笔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不知道为何要贴这几个字给我看?难道我又一次犯了什么“胡风案件”那样的滔天大罪了吗?等我坐在椅子里,办公室外面就听到喊声:“大家出来看大字报!”原来在院子周围已经张贴了不少大字报。对面语文组办公室里的老师们摊开了大报纸提笔写着什么,院子里的布告栏前面,也有不少老师在看着刚贴出的大字报,气氛异常严肃。原来那些大字报都是反驳我的大鸣大放的言论,大家起来铲除我这株“大毒草”。后来,周围的同事友人都不理睬我了,相见时连笑脸也没有,我再也听不到“同志”、“老师”的称呼了。前几天还在一起谈笑的友人,今天却满脸冰霜;有的人竟然扭转头同我擦身而过。我一下子变成了“人民之敌”。我下班回家,见到门口上用粉笔写着“打倒右派分子反革命”。我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报纸上也刊登了“痛斥”我的文章,我从街边墙上贴着的报纸上阅读所谓“批判文”,但每次读毕,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帮助”,对于那些不实之词也不感冒火,因为我很坦然,我只是芜尔笑之:这天下真妙,我们这亚洲大陆之上,无聊文痞何其多也。

  在一次“批判”我的诗作的大型座谈会上,组织了整个小城里的语文教师、文化人参加,由一个组织部派来的人主持会议,他手里拿着一张发言稿,提出要批判我的“文艺思潮”,他说:“你这个右派分子,长期以来恶毒反党,你的言行是有思想根源的,今天我们来清算你,你应该坦交代你自己的文艺思潮!”我听了他这么说话,觉得奇突,有些文不对题,他要我交代什么“文艺思潮”,真把我搞糊涂了。我看到坐在第一排的几个教师手边都有一叠书本,我不知道他们带这么多书来干什么。主持人板起脸孔,严肃地说:“你这个右派分子,要老实交代,不能缩小也不要扩大!你的文艺思潮是谁主使的?”我听了这段开场白,几乎喷饭。我的眼睛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会场内大约有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语文教师,有些人是我熟悉的,现在我成为众矢之的,本来相当知交的友人,如今彼此相见也同陌路人了。我的心情澹然,好像已经蛰居深山寺院削发为僧了。我正在独自感慨之时,会议主持人又催我说话,他说:

  “你们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一个一个右派跳出来了。你们这批牛鬼蛇神出洞了,现在你想装死吗?你想一言不发吗?老实交代谁主使你的文艺思潮?谁主使你写出诗来向党进攻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有些人在翻书看,有些人像菩萨一样端坐不动。有些人以惶惑惊骇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又不得不“遵命”地说些什么,我说:

  “我不懂有人主使一种思潮。我认为人世之间不可能某一个人真正完全主使人的思想,即使是奴才、奴隶,他们的主子也不可能真正完全主使他们的思想,人们接受一种思想或者一种思想影响,那是可能的。我走上文学道路,根本没有人主使我。我喜欢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他没有来主使我,他早已死了,但是他的作品永远存在于世,也流传到中国。是不是影响了我?那也不能说肯定的话。是不是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可以一下子武断。我也读L·托尔斯泰的作品……”。

  我看有些人在忙着翻阅桌子上堆着的书。翻翻这一本又翻翻那一本,并且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也读高尔基的散文,普希金的诗,也读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小说,我很喜欢雷马克的笔调,我还喜欢读莎士比亚的剧本,契河夫的三个剧本和莫里哀的剧本,我都爱读……”。

  主持人说:“住口!谁要你背这些名字出来?他们都是出卖无产阶级的家伙,你们臭气相投!现在开始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大家要拿出打落水狗的精神来!”

  于是有一个中年教师手里拿了一张油印纸,说道:“这些诗,我都仔细看了,右派分子利用诗来向党人民进攻。有一首写着‘我戴了白色口罩/在寒风中踽踽而行’……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是白色恐怖的,多么阴险恶毒!”

  我立即辩说:“不要硬扯,白色口罩就是白色恐怖吗?我写白色口罩,完全是真实的描写,毫无他意,不可牵强附会。也搞不到白色恐怖那方面去,难道口罩有黑色、红色的么?”

  主持人伸出手臂指着我说:“你!你!你狡猾!你想逃过关吗?”

  接着,另一个人翻着油印了的我写的诗稿,说:“这首诗写他自己去探望友人时的阴暗的心情:‘我/走过他家门口/望见窗子射出温柔的灯光/我伸手去敲门/但是缩回了手/我不想但是又多么想去跟他聊聊……’”你们瞧这首诗,恶毒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完全在一片恐怖之中,看望一个友人在心理上蒙受压抑!这是右派分子的心理!这是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

  我听着这些对我的诗的所谓“批判”,发觉一些功利主义者的头脑膨胀得非常厉害,我再也听不见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只顾独自思考了,我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掉入一个可怕的深谷,谁能预料到未来会怎么样?

  我为胡风冤案蹲牢狱一年之后又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的生活就在一次又一次“批斗”的灾难之中延伸。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文化界“批斗”我的大会。当我来到大会堂前时,只见大会堂门前贴着两幅漫画海报,说我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另一幅绘着我和胡风、梅志、蒋介石“坐”在一张方桌边,说我们在密室“策划”向党进攻。大会堂四周贴满了大字报。并且要我都看,我来不及仔细看,有些大字报像旗帜一样高挂在大会堂中间的绳子上,我的视力又极差,根本看不清那些纸上的毛笔字,但是命令下来,非看不可,还说必须看得仔细,要记录在笔记本上。人民大会堂会场里挤满了人。有些是我熟识的,有些是我亲近的,谁也不跟我说话,我自己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去逢迎。即使逢迎也无人胆大包天敢同我说话。我又不愿说什么违心的话,于是,只好沉默!

  批斗的第三天下午要我检查。我登上台,手里拿着“检讨书”,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党的动机,也没有反党思想。我说:“我忠心耿耿听党说,党要大家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尽量说了话,党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么,我确实弄不清楚党说这些是否算数的?”

  这时,台下有些轰轰然,接着有人站起来喊“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于是全场呼起口号声,我的生命在孤寂的山谷之中,四周回荡着振耳的轰鸣。这次谁也没有上台来“驳斥”我。有两个人事了一张很大很大的白纸,在讲桌前摊开,白纸上写着很大很大的毛笔字:“攻克顽固堡垒”。

  就这样,我被“攻克”了;就这样,整整三天兴师动众的批斗大会结束了。自此以后,这个小城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出“批判”我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甚至半版冠以“臭不可闻的……”大字标题。我每次读后总是不禁失笑,一味嘀咕:奇哉!奇哉!奇也!奇也!

  1957年严寒的冬天来临时,组织上安排我这个“右派分子”去梅山盐场筑海塘。“右派”帽子既然戴上了,只得好好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这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我在梅山盐场总是拼命劳动,每天从工地拖着疲倦的身子收工,来不及洗去满身海涂泥浆,就拿起扫帚打扫工房、宿舍和院子。我的小队、中队里的人除掉像我这一类“右派分子”之外,谁都嘻嘻哈哈,喝酒唱歌讲笑话;而我们这类人既笑不出也哭不成。板着脸到食堂去,也只能买些最劣的菜,如果买了一块肉或一块排骨,晚上开会时就要挨批,说什么“右派分子也吃上肉”啦、“享受干部待遇”啦、“甭想改造好”啦。

  每天晚饭后,我们二大队一中队全体集合,中队长训话,总不外乎讲点白天劳动情况、表扬与批评之类。从来不会表扬我,挨批评却是家常便饭。有段时间我们每天到山上去背树,这树与大石块一起是筑海塘垫底的,树的叶子桠枝全部保留,故而从山上背到山脚下是很重的,肩上压得肿痛但也不能吭出声来,有时整棵树背到半山腰,脸上已分不清淌着的是泪水还是汗水。一个上午每天要扛三棵树下山。也就是每个人一天要上山下山背树6次, 身上穿的破棉衣,而贴身的衬衣却给汗水浸透……到了晚上大队集合,大队长训话时要批评,说我背的树都是“龙头烤”,“右派分子”狡猾偷懒,专拣小树背,是抗拒改造的表现。偶尔听到前几天在一起劳动的京剧团团长自杀了,送医院急救,救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他和我对视时的微微一笑,仿佛又见到了他咬紧牙关挑着一担石块,扁担压在肩肿上,两只装石块的竹畚箕晃来晃去,走路的步子歪歪斜斜的神态。

  到了围封海塘缺口的那天,真是紧张极了。我所在中队负责溜送泥块,我们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杆,在溜泥板上拨送着接连不断飞驰而至的泥块,不能停留一刻,一停留,泥块便立即飞来堆在我的脚旁,那可耽误了大事,像我这类“右派”身份的人,简直是犯了滔天大罪!身上手上脸上全是泥浆,双脚站在泥浆上要下沉,所以站在一块竹编的垫板上,时间站久了,垫板在身子的压力下渐渐地下沉,一直到我的脚都陷入泥浆中。为了争取退潮时间把叫做“塘门”的海塘缺口堵住,吃午饭时我们双手中的竹杆仍是不停地传送泥块。为此,食堂来了许多中青年妇女,把肉包子塞到每个人的嘴里,喝水也是由她们喂的。长龙般的整条流线操作完全机械化了。我只知道双手拿了竹杆往后拔送前面滑过来的一块块泥巴,人似乎成了高速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

  有一个下午,我正在小担山挖泥、帮助泥水工盖屋时,中队长带了一个人来找我,该人板着脸孔,严厉地叫着我的名字,说:“过来!今天给你定性做结论了,你在纸上签个字, 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去帽子!”说完他从皮包里拿出4张打了铅字的纸,翻到最后一张,指着空白处要我签个名字。我说我没有笔,此人便从左上边的口袋里拔出一支钢笔递给我。 我抓住钢笔,要翻阅纸上写着些什么,这4张纸一条一条列着我的言论罪行,有几条是用纸粘住了的,显然是不给我看的,我要撕开纸条看, 此人竟然按住我的手, 不准我撕开粘住的纸条,他有点恼火地说:“不准撕!”

  我说:“你不准我撕开来看,我怎么可以签字?”

  他说:“就是要你签字盖手印!”他抓住我的手,我手里还捏着他的钢笔。我说:“我不看清楚就不签字”。他硬是要我签字,我也火了,我把他的钢笔往海涂里扔去,说:“你不准我看,我就不签字!”

  他说:“你这样抗拒到底,好!好!你不签字也可办你这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他愤愤地收起纸条,夹着皮包走掉了。

  我脑子里混乱不堪, 像是犯了弥天大罪而惶惑起来, 我又对自己宽慰地说:“大不了多吃点苦头!大不了是死:”那个走掉了的人,姓什么,来自什么单位,我都不清楚。后来听说他姓王,是文教部门的干部。过了三天,他又来了,我正在海涂里劳动,中队长派人来叫我不要劳动了,回去收拾我的衣物行李,那个姓王的矮个子也来了,还带来了三个全副武装的人,用绳子把我捆了起来……。

  我离开了梅山盐场,回到宁波,立即被押入大狱。从此,冬寒暑蒸,屈辱悲惨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我活下来了,终于活到了老已至,真是奇迹!我的一个亲人,见到我写这些往事而为我忧心,她怕历史重复,怕我再遭殃,我对她说,我写的是真实,为的是冀求历史不再重复,为的是鉴之戒之。

  我庆幸这么多年的灾难没有扭曲我的灵魂。

                               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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